在我国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初年，有一位青年学者崭露头角，他就是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与鲁迅（周树人）同乡的马一浮先生。

马先生的闻名避迩，也许与这样几件事有关系：一是他自幼聪敏，能诗善文，使教他的塾师自叹弗如而辞馆；16岁那年，他奉父命参加县试，名列第一，为当时的浙江巨绅汤寿潜选作东床。二是他在21岁那年失父丧妻，过于悲痛，便离家远游，留学欧美与日本，学通七国文字。三是他回国时曾带回德文版的《资本论》我国第一本马克思的著作，并在上海与友人一起创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有多种西方哲学与文学名著翻译出版，流通于各大城市。

像这样一位少年得志、涉世未深而有真才实学的学者，要在当时的社会上谋个理想的公职，根本不成问题，但他却有自己的想法。他选择湖山秀丽的西湖，杜门谢客，潜心读书。民国元年，蔡元培先生任教育总长，请他赴京担任秘书长，他因顾及“世谊”，勉强到职，不满三周便谢辞说：“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回西湖。”后来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邀他去担任文科学长，他却以“古有来学，未闻往教”而婉辞。他既不惬于居高位者之所为，又自度力不足以拨乱匡俗，便发愤专研国学。

马先生先是在外西湖广化寺清静之地广阅文澜阁《四库全书》，后又先后移居永福寺、延定巷、宝极观巷等，于流徙中博览群书、广纳百家，精研老庄和释氏佛学。他的挚友李叔同便是在他薰染和点化之下在虎跑寺披剃出家的。

1936年4月，竺可桢先生任浙江大学校长。他求贤若渴，到处物色与延聘学有专长的人材和师资。当时杭州被人视为“瑰宝”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邵裴子，竺校长即聘为国学教师；另一个就是马一浮。

马先生先是由弟子寿毅成介绍，接待了赵华照的来访，知道了竺校长的心意。后在寓所与竺校长直接见面，这是由浙大郑晓沧教授陪同来的，他们劝马先生为学生授课，即使让学生到寓所听讲也行。但马先生颇为踌躇。再后，章子梅访马先生，才探得他的真情，并由张圣徴转告竺校长：“谓其所授课不能在普通学程以内”，此点，竺校长“允许，当为外国的一种研究生班课程”处理。但“一浮并欲学校称其谓国学大师，而其学程为国学研究会”，当时“在座者均不赞同”，竺校长“亦以为不可，大师之名有类佛号，名曰会，则必呈请党部，有种种麻烦矣”。允再面洽。

谁料，此时却风云突变。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进袭芦沟桥，抗日战争爆发。11月5日，日军在苏浙间的金山卫全公亭登陆。11日浙大开始撤离杭州，搬迁至建德梅城。后又迁至江西泰和。

这时，由于敌机轰炸杭州，马先生也不得不结束宁静的读书生活，开始流亡避难。1937年11月，马先生由杭州迁桐庐，住迎薰坊十三号，后又迁到离城二十里的阳山坂汤庄，随行的有甥丁安期和门生王星贤两家共15人。在给马先生运书的船上飘着一面白布旗，上有马先生手书的“桐庐县政府封”五个大字。离杭时他作诗《将避兵桐庐留别杭州诸友》，在桐庐时又作诗《郊居述怀兼答诸友见问》，其中有句：“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不久，丰子恺也来到桐庐，与马先生会合，他在《桐庐负暄》一文中说：“这一天的半夜里，我带了满身的火药气和血腥气而重上君子之堂，……我的忧愁、疑惑与恐惧，不久就被他的慈祥、安定而严肃的精神所克服。”翌年，马先生又从桐庐迁至开化。

浙大在西迁的路上，马先生在避难的途中。竺校长百事緾身，日理万机，但始终牵挂着马先生；马先生大智大勇，镇定自若，但忘不了竺校长对自己“三十年潜研哲学，但始终未至大学教书”的感叹，两人心有灵犀，难免梦牵魂绕。

这一日，竺校长得一信息，知道马先生今在开化“颇为狼狈”，便与梅迪生、郑晓沧等商议，以为这是延聘先生的大好契机，一者愿入赣避难，“嘱相容于浙”；一者患难中见赤诚，“主张收容”，会合于泰和，于是竺校长便复电马先生聘为“国学讲座”主讲。马先生得电便从开化启程，转道江西樟树，于1938年4月3日抵达泰和太原书院。浙大梅光迪、郭斌和、王以中、贺昌群四教授闻讯十分高兴，设宴为马先生接风。

马先生经过三十多年的潜心苦读，在取精用宏的基础上，渐渐理清思路和脉胳，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这时他在浙大的讲学，恰如万斛泉涌，恰如春蚕吐丝，字字珠玑，句句精华。他开讲的题目有很多，其中《西方近代科学出于六艺》，竺校长到场听讲，并作评价：“惜马君言过简单，未能尽其底蕴。”马先生的讲稿刊为《泰和会语》。后来浙大迁往广西宜山，马先生也按时讲学，讲稿刊为《宜山会语》。他自在浙大讲学以来，一发而不可收拾。这是他一生中的重要时期，《泰和会语》、《宜山会语》以及后来他在四川复性书院任主讲时刊出的《复性书院讲录》和《尔雅台答问》等著作，就成为他哲学思想和儒学文化观的代表性著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作为一个学者，竺可桢校长的求贤若渴，对他起了催化和成全的作用；作为一个教坛巨孹，马一浮先生的就聘演讲，对他起了提升和彪炳的作用。所以马先生之在浙大，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个学期，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939年1月17日，马先生将应聘入川，竺校长约二十余人公宴，为其“饯行”。马先生赋诗留别，诗云：“苞桑若系安危计，锦蕞应培禹稷材。”可见，马先生先前的退隐，并非出于某种待时而动、待价而沽的功利性，而是出于一种文化的深沉忧患和仁者担当的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