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河东

1948年11月13日，南京总统府国策顾问陈布雷自杀，在南京公祭之后，由蒋特派总统府政务局长陈方照应，运送灵柩至杭州，蒋经国和浙江省主席陈仪等高级官员在车站迎灵，随后葬于杭州风景秀丽的九溪。墓碑正中题“陈布雷先生墓”六个大字。这就是民国时期“一代文胆”的最后归宿处。

得陈逝去之讯，浙大校长竺可桢与张其昀（浙大文学院院长,竺之学生）感叹，布雷随蒋先生半辈子，如今却落个自杀身亡。张也言及时局动荡，前途未卜。竺又劝言自己的门生道，晓峰，对政治你也不必过于热衷。学生对你很不是谅解……。

陈布雷与竺之来往，要从1935年说起。

1935年冬浙大学生驱逐校长郭任远（复旦大学毕业生，驱郭事件中逃至南京）时，陈布雷因脑疾在杭州西湖的小莲庄休养，浙大校务长郑晓沧与其同为浙大前身浙江高等学堂的毕业生，常前去探访，因而谈及浙大校事，郑据实相告。同时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毕业典礼举行，蒋介石以校长身份亲临主持之后，与陈商谈，知郭难再任，于是议定另谋人选。随后陈向蒋推举中研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以其在学界声望颇高，能孚众望，所长一职也可兼任不误。

1936年2月21日竺可桢会见蒋介石之后，经慎重思考与多方咨询，已决意出任，遂于3月7日晚至陈处，提及要求三点，①财政须源源接济；②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③而时间则以半年为限。陈则答云：大学中训育方面，党部不能不有人在，其他则校长可有全权，经费则国库（即中央直接）之四万五千元，按月可靠。时间问题暂可不必提出。

得到肯定的答复，竺遂于4月赴任浙大校长。此后陈也一一兑现承诺。竺上任后由于浙大不设训导长，故无党部派人来校之事。至39年虽有训导长一职且须有国民党员担任，但也须听校长之令。37年起因日本入侵中国浙大西迁，途中艰险备至，物价飞涨，迁校费用巨大，其他内迁的学校经费尽皆十分艰难，教部常常托辞不批各种追加的临时经费，而浙大涉及经费，陈布雷与陈立夫（时任教育部长）均签报追加，每有特款分配或应变特用，均拨给浙大。

竺任校长后，时感校长与所长之职难以兼施，屡有去意，浙大迁至贵州遵义后，竺每年去渝两三次办理公务，必至陈布雷处，相与久谈。其间即表去意，先举荐任鸿隽，后举荐浙大工学院院长李熙谋，均被陈恳切劝留。竺总言当年原以短期为原则，不意抗战猝起，迁校事重，不得不勉强负责。今已安全定址遵义，气象所又不好久代，以及个人研究专业兴趣等等。陈则转达蒋介石意，以为后方大学重要，觅长不易，尤其浙大规模扩展，非竺继续维持不可。结果竺满怀求去之心而来，仍以继续负责之结果而去。

1944年日军攻陷贵州独山，情势危急。12月7日教育部电令浙大合并于中央大学，学生一律从军。浙大师生得此电令，群起愤然。竺亦拒绝电令，通过陈训慈（陈布雷之弟，竺之学生，浙大教授）、陈布雷向蒋反映，遂使蒋改变决定，教育部之令作废，浙大因而得保。

昔年推荐竺者是陈，挽留竺者是陈，如今竺仍在浙大，而陈已然去世。世间之事莫过于此。

四八年冬陈布雷自杀之时，中国的两个政党开动内战已逾三年。在野的共产党的军队控制着中国的北方，现下又发动著名的三大战役中的淮海战役，直逼执政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局势对国民党大为不妙，党首蒋介石无心恋战，逐步筹划国民政府迁到台湾。

蒋知人才之重要,于是筹划中央研究院和各大学迁台。故宫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教授和设备都开始逐步分批迁往台湾。

此时人心惶惶，谣言盛传，浙大也盛传要迁校，48年12月，学生自治会公布了《为坚持不迁校告师长同学工友书》，讲师助教会理事会也开会，作了调查，结果竟有96%的教师员工主张不迁校。因此通过决议，请学校尽速明确表示应变态度。

得知结果，竺慨言，“当年内迁师生不畏艰险，如今齐校反对内迁。人心向背，由此可见。”对师生郑重表示浙大决不迁台。

此时国民政府国防部所属雷达研究所所长葛正权率所由南京迁逃来杭，共产党在杭州未公开身份的党员依照北方的指示,将该所列为重点保护和策反单位，由党员谷超豪负责一步步对该所人员深入做工作。同时对所长葛正权进行策反工作，最终促使该所中止迁台。这支队伍的一部分，解放后成为共产党的军队中最早的一支雷达部队。

49年1月，浙大学生自治会成立了应变委员会，普选产生吴大胜、刘景善、卢婉清、戴知贤、蒲代植、张申、沈效良7人为成员，学生自治会理事会产生包洪枢、杨锡龄、宁奇生、寿纪仁4人成员，共11人，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票选刘景善为应变委员会主席。校务委员会推举严仁赓、顾谷宜、胡刚复、蔡邦华4人以及校长邀请苏步青、王国松、李天助三人工期人组成安全委员会。1月19日，校务会议决定，“即日交包工估计，由学生担任土工”。在有些学校准备南迁时，浙大反而加固围墙，用意自明。破土动工之日，非常热闹，苏步青教授当场赋诗祝贺。

在浙大加固围墙之时，南京的政治大学以旅行为名，员生自由参加，实则为迁校迁至杭州。三月底，政治大学顾校长到杭州召开全体师生大会，将学校迁至广州。

49年4月23日，共产党的部队占领了原国民政府首府南京，为安全起见，竺可桢提议浙大成立由胡刚复等25人组成的联合机构，定名为“浙江大学应变执行会”。执行会由严仁赓、苏步青、谭天锡、包洪枢、竺可桢、陆子桐、周世俊7人组成主席团，严仁赓为主席，苏步青为副主席。下分储购、水电、警卫、消防、交通、救护、联络、经济、膳宿、配给、秘书等11组。具体采取了以下护校措施：

（1）加强警卫值岗。

（2）成立“安全队”日夜巡逻。

（3）由同学及教师数百人共同组成，防止国民党破坏学校。

（7）实物储蓄部将存米全部移入校内。

（8）保护水电供应，电话全夜通话，并将游泳池改作临时储水池，储蓄饮水。

（9）举行消防演习，演习救火、救护等。

（10）华家池农学院的女同学迁入校本部居住。

（11）出版《每日新闻》，以求在当局严密封锁新闻的情况下真实报道战争形势。

而此时的浙大文学院院长张其昀则已动身赴沪。张其昀在校时较倾向国民政府，校内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常常鼓动热血青年与其作对，此时共产党的部队日益逼近，自知内地已非容身之地，而国民政府又许以要职，两相比较，自然选择前往台北。

张其昀赴上海之后，浙江省政府给竺可桢发来电报，“俞市长烦速转浙大竺校长，望早莅沪。教授愿离校者到沪后可设法。晓峰已到。杭立武”

杭立武乃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竺收到来电后，自知张定然是要去台，而自己并无去台之意，事前又收到上海各高校变动之消息，于是回电“沪校被疏散，浙大师生震惊，暂难离杭。”回电未久，又收到急电，“有要事相商，请速来沪。杭立武”

竺思忖来电相逼如此紧急，又是由浙江警备司令部转来的，“余之地位遂成问题”，形势极为微妙，“再四思维，不得不出之一走。”于是在4月29日深夜独自秘密赴沪。而家人仍留在杭州，静观事变。临行之时，竺又托夫人陈汲留函严仁赓、苏步青。

“仁赓 步青先生道鉴：

       昨晨邦华兄交来市政府电台所接杭（立武）部长一电，嘱弟即日去沪。（电稿内附）。使弟可释重负。适因前日报载上海各大学有逮捕学生及强迫疏散之消息，本校同事同人不免人心惶惶。故弟接电后即覆一电，由振公秘书拟稿拍发，谓暂难来沪云。昨晚遇石奠君先生，谓顷间教厅李（季谷）厅长见告周主席已面告并转嘱保安司令王云沛，谓渠等负责期内决不入浙大捕人，弟心为释然。但从此弟亦不能再事恋栈。所幸应变执行会得兄等主持，必能渡此苦海以创新局面，而发扬浙大。一切交代手续托振公秘书办理，临别不胜依依，专此即颂。

       执行委员会诸先生均此。

       又启者，执行会重要职员如警卫组主任等，必须住入校内，想兄等亦早见及，但急待实行耳。桢又白 ”

竺离校之后，浙大校务委员会与应变执行会召开紧急会议，5月1日以全校师生员工名义致电竺校长请其返校主持校务，此时此刻竺因旅途劳顿，身体欠恙，住进了医院。由杭立武劝竺赴台未成，蒋介石先指示上海的《新闻报》在5月2日刊登了一则消息，言道浙大校长竺可桢已携带家属到达台湾。得知竺住院的消息后，随后又从舟山派蒋经国前往上海，去请竺赴台。

5月6日，蒋经国在上海一家医院找到竺可桢，向竺转达了“领袖”请他到台湾的意思之后，竺言道“谢谢领袖的好意，我看不必了。”蒋询以原因，竺言：“大势已去，台湾将维持多久，顶多半年？一年？”蒋言：“时局绝非如此!”双方就此陷入僵局，言谈难以继续。竺可桢反而劝蒋经国“你与令尊经历不同，依我看，你也不必到台湾去了。”蒋愤怒地说“人各有志！”于是两人不欢而散。

5月17日，台大校长傅斯年来电邀请赴台，竺婉言辞谢。竺与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所长吴学周商议，为确保安全，吴建议竺立即从贵宾室搬到一间实验室中。竺可桢住进以后整日闭门，一天三餐定时送，在房中看书消遣。

5月3日共产党的军队占领杭州，5月27日占领上海，整个华东已由共产党控制，由此中国的教育要开始一个全新的篇章。

1949年5月3日共产党的军队占领了杭州。

早在中共建政之前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就在48年7月3日发出了“关于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及新区学校教育的指示”。该文件提出：“对于原有学校要维持其存在，逐步地加以必要的与可能的改良”，“所谓要维持其存在，就是每到一处，要保护学校及各种文化设备，不要损坏”，“所谓逐步地加以必要的与可能的改良，就是在开始时只做可以做到的事，例如取消反动的政治课程、公民读本及国民党的训导制度。其余则一概仍旧。教员中只去掉极少数分子，其余一概争取继续工作”。4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明确规定对新解放的城市实行军事管制。

49年4月15日，共产党的军队总部布告“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凡在这些机关供职的人员，均望照常供职，人民解放军一律保护，不受侵犯”。学校应“暂维现状，即日开学。”上海解放前夕，中共的接管人员集中于江苏省丹阳地区，为准备接管高等学校，专门成立了“高等教育处”，专司调查高校情况并制定方案。

1949年5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杭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谭震林为主任，谭其龙、汪道涵为副主任。

由于4月29日竺校长已秘密赴沪隐居，原来的校务委员会已停止工作。为维持学校持续，农学院院长蔡邦华等14人发起成立临时校务委员会,原校务委员会和校应变委员会代表44人于5月4日举行联席会议，校应变委员会主席严仁赓教授为临时主席，选举蔡邦华、王国松（工学院院长）、谭天锡（讲师助教会负责人，土木系讲师）为临时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

5月31日，蔡邦华、王国松等人到杭州市军管会询问军管移交问题。这一天，军管会以生物系讲师胡步青系国民党军统浙大站站长予以逮捕，此时亦无人能为其四处奔走。胡事后虽然得以释放，但从此背上政治问题的包袱，终身郁郁不得志。

6月6日，杭州市军管会决定对浙大实行军事接管，并派出军代表林乎加、副军代表刘亦夫到校进行接管。浙大临时校务委员会在同日上午召开第10次会议对中共的军代表表示欢迎。林乎加在会上对军管的性质意义、军代表的任务作了说明，指出浙大今后担负各方面建设人才的重任，希望大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目前工作仍由浙大临时校务委员会执行，但须由军代表签字后方才生效。回首竺出任校长之时，提出要求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如今已成往事。

随后林乎加代表中共的军管会宣布成立接管小组，在军代表的领导下进行对学校的接管工作。接管小组成员由严仁赓（法律学系教授）、孟宪承（教育学系教授）、陈立（教育学系教授）、范绪箕（教育学系教授）、张君川（教育学系教授）、黄焕焜（教育学系教授），还有中共地下党员刘潇然、许良英（不在校时则由中共地下党员李文铸代），以及学生自治会主席包洪枢等9人组成。

下午，林在健身房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作军管工作的动员报告，并要求会后教授会、讲师组交会、职员会、学生自治会和劳工会组织讨论，积极拥护并协助配合军管的工作。接下来，林还宣布一系列举措，足见中共之行事果决。

动员大会完毕，林乎加随即在阳明馆召开各级领导干部会议，会上宣布：（1）停止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等一切反动组织的活动，违者严惩不贷；（2）查封原文学院院长张其昀教授的全部文稿、书籍及全部财产。

张原系国民党中央委员，自然受此“厚待”。两月前张与竺商议去从之时，竺言：“若为浙大着想，你走了是一个巨大损失;若为你个人着想，也许离开为好，因为学生对你不很谅解。”此后张从上海赴台北,历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长，总统府资政，先后建立南海学园，恢复“中央图书馆”，设立“国立历史博物馆”、科学馆、艺术馆、教育资料馆，并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等。卸任后，在台北阳明山华冈创建私立“中国文化学院”，对台湾文化教育事业做出颇多贡献。

军管会宣布对课程进行调整，废除国民党党义、伦理学、国父实业计划、新唯识论、民法、刑法、诉讼法、诉讼刑法、民事诉讼实务、刑事诉讼实务、诉讼实习等11种课程。停考哲学概论、理则学、伦理学原理、政治学、社会学、罗马法、土地法、英美法、行政法、商法、政治地理、经济政策等12种课程。此后在浙大成立了政治课教学委员会，历史学教授陈乐素为负责人。第一学期教学内容以《社会发展史》为主、第二学期以《新民主主义论》为主。目的是要学生学习革命的理论，了解中国共产党，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培养起热爱共产党和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而学习的思想。遥想当年，竺可桢为出任浙大校长再三思虑，写道，“余若不为浙大谋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而党之被人操纵已无疑义”。又言学生应有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自认“办教育之基本信仰与警察厅长不同”。 随后，军管会将师范学院撤销，将教育学系并入文学院。又决定将历史系停办一年，师生予以遣散，仅留下12人组成学习班，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毛泽东著作。

此时复旦大学历史系给原浙大历史系副主任谭其骧发来聘书，但谭其骧希望完成学习后能继续留在浙大，没有接受复旦的聘任，留在了学习班。当时学习班成员虽然对共产党和新政权了解甚少，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也相当生疏，但为顺利重返讲坛，个个学习相当认真。除了学习苏联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外，还学习了中共党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出于知识分子求知求真的本能，他们还常常发生争论，甚至对这些著作中一些观点发表不同意见。事后谭曾对弟子葛剑雄谈到，他真正认真地读马列主义著作就是在这一年，而以后的学习差不多都离不开政治运动，少不了接受批判或自我批判，结果是越学越糊涂，越学越不敢有自己的想法了。

一年将满，这12位教师以为浙大历史系能正式建立时，校方却宣布历史系不再恢复，留校教师改教文科的公共理论课和中国近代史。谭其骧不愿改教理论课或近代史，只得决定离开浙大。得知消息，南京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复旦大学发来聘书，因杭州到上海搬迁方便，谭接受了复旦大学的聘书，任历史系教授。多年以后回忆这段往事，谭其骧言道，“1950年，浙大宣布停办历史系，我不得不离开浙大，转来复旦。我相信，浙大若能像竺老当校长时那样继续办下去，我是不会离开浙大的。”

解放初，各所大学对文科一些系科和某些专业的教师都有过不同形式的调整或安排，历史系一般都先后恢复,浙大却予以停办，而谭其骧和同仁更未得任何解释，其境遇果然各不相同。

7月27日军管会发布命令，公布了学校新的校、院、处领导人员名单，此后又停聘了胡刚复（原浙大理学院院长）、储润科（原浙大总务长、浙大教授会主席）等六十余名教职员。胡刚复被停聘后，唐山交通大学校长茅以升发来聘书，胡于是北上任职从此离开浙大。储润科也随即转到浙江医学院任教。昔年虽有教务长必由党部人士担任之令，竺仍让民主人士费巩出任教务长。如今得知浙大胡刚复等人停聘消息，竺在上海仅能在日记中写道，“可知浙大接管情形与北大、清华、南开可谓全不相同也”。

胡刚复与竺可桢、梅光迪同在哈佛求学，竺出任浙大校长之前，特至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特护病房中看望重病住院的胡刚复，敦请他一起办学，接任之时,也是胡和竺一同到浙大校长办公室接受郭任远移交。此后竺任浙大校长，胡任浙大理学院院长，梅任浙大文学院院长，三人合力办学，延揽名师，浙大一时群英汇集，文化科学鼎盛。45年梅积劳成疾在贵阳逝世，49年竺避潜上海，如今胡也不得不离开杭州，昔年哈佛三杰在浙大的景象从此不再。

多年以后，胡刚复至杭州为兄长明复扫墓，顺至浙大走看，又到杭大与老同事朱福祈会面，事前并不声张，待到老浙大诸门生得知消息前去拜访时，胡已悄然离开杭州，不久，胡即在天津逝世。

杭州军管会公布的各院系负责人名单如下：

校务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刘潇然（中共地下党员，农业经济学系教授，正主任暂缺）

教务长 严仁赓（法学院教授）

总务长 范绪箕（航空工程学系教授）

文学院院长 孟宪承

法学院院长 李浩培

理学院院长 贝时璋

工学院院长 王国松

农学院院长 蔡邦华

医学院代院长 王季午

中国文学系系主任 郑奠

外国语文学系系主任 方重

教育系系主任 陈立

人类学系系主任 吴定良

数学系系主任 苏步青

物理学系系主任 何增禄

化学系系主任 王葆仁

生物学系系主任 董聿茂

药学系系主任 孙宗彭

地理学系系主任 叶良辅

电机工程学系系主任 王国松

化学工程学系系主任 李寿恒

土木工程学系系主任 张树森

机械工程学系系主任 程孝刚

航空工程学系系主任 范绪箕（兼）

农艺学系系主任 萧辅

园艺学系系主任 吴耕民

农业化学系系主任 朱祖祥

植物病虫害学系系主任 陈鸿逵

农业经济学系系主任 熊伯衡

蚕桑学系系主任 夏振铎

森林学系系主任 邵均

竺可桢在沪逗留期间，浙大师生和上海浙大校友会多次请求竺返回浙大继续主事。

7月3日上海浙大校友会举行在永安公司大东酒家三楼鸾凤厅举行常年大会，出席校友达600余人，盛况空前。众人推陈悟皆主席，致词毕，为陈仲恕、许寿裳、于子三致哀。报告了三人情况后，陈悟皆代表全体校友，把镌有“教泽广敷”四字的金质章献给竺可桢，作为60寿庆。竺可桢答谢，并报告杭州及浙大解放的情形。

7月10日全国科学会议筹备会议在京举行，竺可桢到京赴会，浙大也有王琎、王淦昌、苏步青、蔡邦华、贝时璋、程孝刚等6人参加。

此时谢家玉带来竺夫人家信信，说浙大校内有份壁报，说竺可桢“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彻底，不能对恶势力斗争，只剩了些科学救国空谈。竺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但民主与反民主不容有中间道路的，而竺某偏走了中间毁灭之路。”

这种“左”的幼稚之谈不知是哪个无知学生所为，自然是深受执政党的偏执教育，而全不知竺长校时浙大成为“民主堡垒”之意义。

7月17日在京浙大校友会在北平中山公园今雨轩开会。由吴祖光任主席，到会的有王琎、王淦昌、苏步青、蔡邦华、贝时璋、裘克安、蔡昌年、戴昌楫、吴祖基等两百余人，大家恳切竺可桢回浙大继续长校。情真意切，竺为之动容，言不能答。然竺认为自己盛年不再，虽浙大师生一再挽留，最后终于无效。

9月，政协在京召开筹备会议，竺可桢在六国饭店在三楼见到了沙文汉（沙孟海之弟），沙为浙江省新上任的教育厅长。竺可桢向其询问浙大情况。随后又见到蔡邦华，告知叶左之（叶良辅，浙大地理系主任）已于9月14日去世。竺深为痛惜。认为叶一向身体瘦弱，本不能担任繁重工作，这次军管会任命其为地理系主任，每天必须到校办公，“真所谓爱之即所以害之也”。竺又顾虑叶之家人状况，前去寻找马寅初（时任浙大校长）未遇，后便打电话给马寅初，言及浙江大学教授去世后，有给薪1年的办法。

10月16日，共党政府决定将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合并，筹建人民科学院，即此后的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出任副院长。竺随后南下至南京接家人,然后赴沪办事,随即郭沫若来电相催,竺随即返京。竺可桢想不到，此次一别，竟再也没有能踏回浙大半步。他更想不到，由此之后,浙大竟因种种原因分崩离析，鼎盛不在。

科学院建院之初，院部设一厅三局，竺出研究计划局局长，负责调查全国专家人才和科学研究机构的情况，研究机构调整方案。按照当时中国科学院领导班子的实际情况，自然科学方面的实际责任，较多的落在了竺可桢以及稍后于1950年上任的吴有训副院长的肩上。

解放后的中国与解放前的中国情况已经大不相同，现在国家要建科学院，各高校自然要鼎力相助，许多浙大师生开始北上调到北京和上海，参与筹建中科院的各个院所。

生物方面，罗宗洛（生物系教授、48年中研院院士）49年调至上海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所所长，贝时璋（理学院院长、48年中研院院士）50年调至上海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姚錱（生物系讲师）调至上海中国科学院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后任室主任、副所长。沈善炯（医学院讲师）52年调至上海中国科学院抗生素工作委员会,现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54年蔡邦华（农学院院长）调至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任副所长。

物理方面，王淦昌（物理系主任）1950年调至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后至苏联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宇宙线及高能物理研究。

化学方面，王葆仁（教务长、化学系主任）1951年调至上海任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所副所长。钱人元（化学系讲师）调至中国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后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地理方面，陈述彭（地理系讲师）和赵松乔（地理系讲师）奉调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陈述彭后任中国科学院遥感所名誉所长。

邹元燨（化工系讲师）调至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前身）任研究员和室主任，后出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副所长兼室主任。

浙大毕业的学生也充实到中科院各个院所，比如王元、吕敏、陆熙炎、林励吾、金国章、左大康、徐元森、吴越、沈允钢、杨福愉、胡海昌、干福熹、池志强等。

1949年6月，浙江省金华市军管会报上级批准，决定停办设在金华市的国立英士大学[1]。征得杭州市军管会同意，英士大学工学院、农学院及文理学院的数学系、物理学系、中国文学系等院系的学生转学至浙江大学；法学院及文理学院史地学系的学生则由院校发给证明自行转学；英士大学的教职员工除部分转入浙大之外，其余均遭遣散。英士大学的主要图书、仪器移交给浙大。

1949年7月19日，浙大奉杭州市军管会之命，派出以严仁赓教务长为组长、詹卓为副组长的接收小组，负责处理接受事宜，到8月10日接受工作基本完成．英士大学的图书、仪器、设备约５００箱移交给浙大，并有教员郑光华[2]等１０人、职员１０人来浙大工作，学生有王元[3]等393人转入浙大相关院系。

1949年9月南通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系学生转入浙大求学。

1950年1月暨南大学人类学系并入浙大。

这是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前的前奏。

[1]英士大学是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为纪念辛亥革命先驱、反袁烈士陈英士（陈立夫之叔父）而于1938年创办，除为省立。陈英士为原执政党国民党元老，解放后被新执政党予以撤销，原因可知。

[2]郑光华转入浙江大学电机系任教，1964年浙大电机系郑光华等发明的双水冷机获国家发明一等奖。

[3]王元转入浙江大学数学系求学，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曾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9年8月，马寅初出任浙大校长，马在就职演讲中说到,“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我是连到浙江大学当个普通的教授的权利都没有。一九四七年和四八年，竺可桢校长亲自到舍下来了几次，让我来浙大任教然而都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无理阻挠。[1]当个教授尚且如此之难，何曾敢想做校长。今天，由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战，打败了帝国主义，割除了国民党的反动势力，我才能够得到谭震林主任亲自推荐我来浙大就职……。”

“今后的浙江大学，要在人民民主的总方针下，大家学习新的思想，确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要与建设相结合，努力培养切合实际要求的专门人才，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同心协力，建设新浙江，建设新浙大。”[2]

1950年，马寅初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仍兼任浙大校长。

马寅初出任浙大校长后不久，法学院即予以撤销，文学院的哲学系[3]和法学院[4]的法律系暂停授课，学生皆转院、转系或转学。

法学院院长李浩培[5]调至北京接受政治教育，后担任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法律系主任赵之远则到南京大学（中央大学改名）任法律系主任。严仁赓（法学院教授、教务长）调至北京大学，周仁睿（法学院教授）调至武汉大学。法学院学生高铭暄[6]托院长李浩培帮忙，转入北京大学法律系继续学习。

此外一些教师的变动有：

1950年1月9日，浙大文学院院长孟宪承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3月11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正式成立，孟宪承出任部长，同时继续兼任文学院院长。从此华东高校均移归该部管理。

1950年3月，土木系汪胡桢工程师调任淮河水利工程局副局长。生物系主任、生物研究所主任董聿茂兼任西湖博物馆馆长。

注：

[1]马寅初寓居杭州时，欲来浙大任教，云可教经济学六小时，法学院院长李浩培以经济学名额已满，且校中无专系为言拒之。马任校长之后，李被送至北京接受政治教育，有文撰曰，马言道，一年教育期满，仍欢迎李回浙大执掌法学院，该文从而结言，足见马之气度胸怀宽广云云。

[2] 1951年马出任北大校长时，言道“同学们或许要听取我的建校方针，这点不免使同学失望。我认为建校方针是中央所定，一个大学校长只有工作任务，没有建校方针。大学校长应以执行中央的政策，推动中央的方针为己任。”

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时第一次对浙江大学学生的讲话中谈到，＂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大学生不应仍如中学生时代之头脑比较简单”，“十年二十年以后的诸君，都可成社会的中坚分子，而中国今后是最需要头脑清楚善用思想的人物。”

1948年竺在浙大的最后一次开学典礼上言道：“目前苏联供给我们以马列主义，美国供给我以白米面包，但吾人生而有知，应该有独立之思想，不能人云亦云，食人唾余更属可鄙”。

可资相较。

[3]哲学系变动几不可考。教授学生去向大多不明。所知仅为哲学系主任谢幼伟49年春移居印度尼西亚，后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研究所主任。教授牟宗三于49年赴台，是在停办前还是在停办后不得所知。

[4]法学院法律系教授周子亚去向不明，学生去向也仅知高铭暄一人。

[5]李浩培后当选瑞士国际法学院院士，共当选132人，李是中国当选的三人之一。

[6]高铭暄后来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暨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暨中国分会主席。

1950年6月，华东地区上海、南京、杭州、镇江等地的11所公立大专以上学校第一次进行联合招生。在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领导下，6月16日成立统一招生工作委员会，并召开第一次会议，推定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五校的教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具体负责招生事宜，并决定设上海、南京、杭州三个考区，报名日期为7月15、16、17三天，考试日期为24、25两天。报考浙大的考生有1.7万余人，录取新生582名。报名与录取比例比例为29：1。根据执政党所属教育部的指示，1952年起浙大参加全国统一招生。

从1950年初到1951年底，学校接受中央林垦部、浙江省人民政府各厅局的委托，代办或合办各类专修科、培训班。计有6个专修科、5个培训班研究班[1]：

林业专修科（招生80名）；

机械、电机、化工、土木4个专修科（招生200名）；

生命统计专修科（招生15名）；

水文检测干部培训班（招生41名）；

化工培训班、畜牧兽医训练班、中小学教育研究班（主任陈立，副主任俞子夷）（招生100余名）；

浙江省干部升学补习班（招生670名）。

1951年春浙江省文教厅和浙江大学联合筹建创办浙江师范专科学校，当年暑期招生，9月初开学。校址设在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2]

浙江师范专科学校设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等6个专修科，学制2年。各科主任均由浙大调配，数学科为毛路真、物理科为王谟显、化学科为王承基、生物科为江希明、历史科为陈乐素[3]、地理课为李春芬等。浙江师专校长由省文教厅副厅长俞子夷兼任，学校受省文教厅和浙江大学双重领导，实行校长负责制。

浙江师专存立时间并不长久，1952年2月院系调整，浙江师专并入浙江师范学院，所有校产校具从华家池搬运到六合塔秦望山原之江大学所在地。

注：

[1]举办各种学习班是现任执政党的传统作风，其风延至如今，形式更加丰富，学位证书也越发越高，过去尚为专修证书，现在已可在百忙之中修得博士学位。2002年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还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签订协议，从2002年起的5年内，开办针对中国政府官员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MPA），每年一期，每期培训约60名中国中高级干部。据言中共官方对美国哈佛大学联合培训中国官员的效果感到满意，不少地方已派当地的“一把手”到哈佛大学接受培训。

[2]创办浙江师专是出于发展新中国（新中国一词是对应于前任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而言）中等教育事业的需要。同以为教育之名，49年军管会停办浙江大学师范学院，停办浙江大学历史系将部分师生转入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学习班。

[3]虽然浙江师专仅为专科性质，不过陈乐素总算可操持旧业，政治学习班毕竟并非其所长。

新任执政党采取全面向苏联倾斜的政策，远在东北的哈尔滨工业大学（聘有苏联专家）和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由陕北公学演变而来）被执政党确定为学习苏联先进教育制度的两所院校，并在1950-1951年期间从中国各地的高校抽调师生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就读研究生[1]。

浙大抽调过去的教师有物理学系的冯鑽刚[2]，化学系的张志炳[3]、商燮尔[4]，化学工程学系的谭天恩[5]，航空工程学系的吕茂烈[6]等5人。抽调过去的学生有机械系的田锡唐[7]、徐子才[8]，电机工程学系的黄文虎[9]、冯纯伯[10]等人,他们虽然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就读研究生，但组织人事关系仍然保留在浙江大学。

这些人学成之后，被哈工大李昌校长强行留在哈工大[11][12]，仅有谭天恩回到浙大。

1950年8月，浙大中国文学系的任铭善[13]副教授等19人被军管会派往华东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进修。

1951年8月选派土木工程学系青年教师任雨吉[14]、蔡乃森[15]去苏联留学。

这些人学成之后都被调离浙大。

注：

[1] 1950年6月7日中共东北局电报指示哈尔滨工业大学要着重招收国内各大学理工学院的讲师、助教和研究生，主要学俄文，两年毕业即分配到各大学任教。电报还决定"为哈尔滨工业大学聘请苏联教授10人。"如此光荣使哈工大欢呼雀跃，决定将6月7日定为校庆日。--《走近哈工大》（刘贵贤著）

[2]冯鑽刚。（资料欠缺）

[3]张志炳。在复旦大学教授物理化学。（资料欠缺）

[4]商燮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研究院副院长。

[5]谭天恩，曾任第一届“全国化工原理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1980年谭天恩与同仁们创立了浙江大学环境化工教研室。

[6]吕茂烈，在西北工业大学任教。（资料欠缺）

[7]田锡唐，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焊接教研室主任兼实验室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学科评议组成员、高等院校焊接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焊接学会副理事长兼国际焊接学会亚太地区委员会委员、中国委员会主席。

[8]徐子才。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曾任中国焊接学会副理事长。（资料欠缺）

[9]黄文虎。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研究生院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10]冯纯伯。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东南大学自动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生院副院长。

[11]李昌将强留在哈工大的教师称为“八百壮士”，八百壮士的确为49年前长期独立在中国教育体系之外的哈工大带来飞速的发展。起初执政党计划是教师和学生到哈工大进修完毕之后回到各高校，而李昌则留下了大部分进修人员，虽然与计划相悖，不过此后执政党默许了李昌的行为。

[12] 1953年７月，风华正茂的商燮尔研究生毕业之后，拒绝了哈工大校长李昌的挽留，一心要回到母校浙大（此时商的组织关系也还在浙大），此举让时任浙大校长的刘丹喜出望外，也竭诚邀请其返校任教。于是两校校长就商燮尔发生强烈的争执，争执不下间，商燮尔思乡心切，便私自回到杭州母校。随即李昌发来电报，催促其速回东北工作。刘丹校长则上门要求他留在母校工作。商燮尔亦明确表示，愿意留在浙大工作。但是不久以为中共培养急需的军队高级军事科技干部为名，陈赓在东北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执政党的军队院校性质特殊，商燮尔最终还是被调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教。

[13]任铭善，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14]任雨吉。留学莫斯科大学，在北京工作。（资料欠缺）

[15]蔡乃森。（资料欠缺）

中共执政后，原先旅居在国外的一些学者和留学生回到国内为国家做贡献。[1]

1949年到1952年8月期间，回国来浙大任教的有数学系的卢庆骏[2]、曹锡华[3]，物理学系王谟显[4]、胡济民[5]、程开甲[6]，化学系顾学民（女）[7]、周洵钧[8]、杨士林[9]、于同隐[10]、蔡淑莲（女）[11]，生物系陈士怡[12]、姚錱[13]、盛祖嘉[14]，电机工程学系杜庆萱[15]、张毓鹍[16]，机械工程学系王仁东[17]、王启东[18]，航空工程学系黄培柟[19]、土木工程学系钱家欢[20]，农学方面郑业善[21]等二十位。

这些回国人员52年后还留在浙江大学的有王仁东、王启东、王谟显、杨士林、张毓鹍等五人。

注：

[1]此时各个学者回国的原因各有不同，是去大陆还是去台湾不能全以爱国论之。比如人类学家吴汝康在美国结束博士学业之后，由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馆资助旅费回国到香港，亲属为其在台湾联系了工作，而其恩师吴定良先生当时正在浙江大学主持人类学系，也邀请他去浙江大学任教。考虑到大陆土地辽阔，人口众多，有丰富的人类和猿类化石，这些条件使人类学的研究有着无比广阔的天地和极大的发展前途，于是吴便留在大陆。

[2]卢庆骏，曾担任浙江大学数学系主任，52年院系调整调往复旦大学，随后调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数学系主任。

[3]曹锡华，52年调往华东师范大学，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主任、名誉系主任，上海市数学会理事长。

[4]王谟显，曾任浙江大学物理系主任。

[5]胡济民，中科院院士，55年调往北京大学，创办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任首任系主任至80年。

[6]程开甲，中科院院士，两弹元勋，52年调往南京大学。

[7]顾学民，52年调往厦门大学。曾担任厦门大学化学系主任。

[8]周洵钧，52年调往浙江师范学院，曾担任浙江师范学院化学系副主任、杭州大学化学系副主任。

[9]杨士林，曾任浙江大学校长。

[10]于同隐，52年调往复旦大学，曾任复旦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高分子研究所副所长、材料科学研究所所长。

[11]蔡淑莲，52年随丈夫于同隐调往复旦大学。

[12]陈士怡，52年调往浙江师范学院，曾任杭州大学生物系主任，浙江省科协副主席，浙江省遗传学会理事长。

[13]姚錱，中科院院士，5调至上海中国科学院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后任室主任、副所长。

[14]盛祖嘉，52年调往复旦大学，曾任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物学部主任。

[15]杜庆萱，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西南交通大学铁路电气化自动化研究所所长，上海铁道大学电气工程系教授。

[16]张毓鹍，资料不详。

[17]王仁东，曾任浙江大学力学系主任，中国压力容器学会第一届理事长，浙江省科协副主席。

[18]王启东，曾任浙江大学机械系副主任、冶金系主任、材料系主任，副校长，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黄培柟，资料不详。

[20]钱家欢，华东水利学院科研处处长、土力学教研室主任，《岩土工程学报》编委会主任，中国水利学会岩土力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21]郑业善，资料不详。

中共执政后，由于财政经济上存在困难，浙大面临资金短缺，人员编制冻结，教职工的薪金发放困难的问题。此时，浙江文教厅、工业厅号召学校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参加生产自救，充分利用学校拥有生产工具，做好社会服务工作。比如机械系机械实习工厂的职工们利用工余时间从生产木炭汽车用的手摇鼓风机开始，以后承接杭州磨纺厂的高压生铁水管接头、杭州铁路局的凤关折角塞门等外加工任务；物理学系的修配车间在系主任何增禄教授的指导下，研制和生产小批量的低倍望远镜和生物显微镜，以应社会的急需。

一部分学生经济也发生困难，1950年上半年就有１００多位同学失学。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２日，学校成立勤工俭读委员会，王国松任主席，目的是通过参加社会生产活动解决他们的经济困难以免失学。比如校勤工俭读委员会向浙江省交通管理处杭州工务段承包打石子工程，地点在杭州市白塔山。各院系还利用各自的条件开展工读，比如机械土木两系的学生在寒假中分赴浙赣铁路机械厂、钱塘江水利勘测处进行实习，地理系学生赴衢州做地形调查，教育学系学生下乡进行社会教育工作，机械系开设碾米厂、自行车修理摊，化工系做粉笔，农学院捕鱼，农艺学系制造酱油，医学院制造疫苗等。

1951年４月，浙江大学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校肃清反革命委员会收到群众检举信达数百封之多，运动中先后有１７人被公安部门逮捕。［1］[2]

1952年2月，浙江大学开展“三反运动”。1952年2月17日到3月24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沙文汉两次来到浙大向全校师生员工进行动员，王国松副校长带头在全校大会上作了有关官僚主义和学校浪费、贪污现象的检讨。运动中出现一些过火的做法，许多未接触财务和保管物资的人员也被当作怀疑对象，对被检举的人不论贪污多少都当作“老虎”（指大贪污犯）来审查，还动用了“逼、供、信”等错误做法。浙大医学院院长王季午等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3][4]

1952年5月底，浙江大学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这次思想改造运动的主要内容和目的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划清敌我界限，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划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自觉改造世界观，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过程中对个别教师采取了公开批判、无线上岗的方式，不但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引起部分教师对思想改造政策产生怀疑，有的甚至产生恐惧心理，如机械工程学系的一位教授由于害怕思想改造运动而自尽。损害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挫伤了他们的教学和科研的积极性。[5][6][7]

通过镇压反革命、“三反”、思想改造等运动，浙大师生员工对新中国的认识有了较大的提高。

1951年10月，按照华东军政委员会和浙江省人民政府的部署，浙大文学院中文、外文、教育、人类学四个系科的师生113人（其中教师27人，学生86人）参加了在安徽省五河县为期两个月的土改工作，文学院院长陈立任土改工作队大队长。[1][2]

以后文学院和农业经济学系还规定参加土改作为学生的必修课。

注：

[1]从法学院、师范学院以及文学院的哲学系、史地学系历史组停办，到整个文学院拉到皖北参加土改运动，由此可见以中共对人文社会学科的态度。

[2]“土改队师生大都住在最贫苦农民的泥屋里，吃的高梁饼、胡萝卜，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大家却以苦为乐。土改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对知识分子来说，同时也是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中批判自己考验自己和改造自己。土改实践中，投身此项革命活动的师生与工农干部合作共事，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情谊，并得到相互学习与提高”。--《杭州大学校史》p22

到1951年11月，浙江大学共有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等五个学院。

文学院有中文、外文、教育、人类学4个系。

理学院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药学、地理6个系。

工学院有机械、土木、电机、化工、航空4个系。

农学院有园艺、农艺、农化、农经、植病、蚕桑、森林7个系。

全校共有教授129人，副教授58人，讲师59人。[1]

其中，文学院专任教师有54人，其中教授21人，副教授13人，讲师10人，助教10人。兼任教师3人，其中教授1人，讲师2人。

理学院专任教师118人，其中教授28人，副教授20人，讲师17人，助教53人。兼任教师11人，均为助教。

这期间在校学生人数如下。

文学院在校学生174人，其中本科生156人，研究生6人，专科生12人。

理学院在校学生333人，其中本科生322人，研究生11人。

工学院在校学生924人。

各院系负责人名单如下：

教务长 苏步青（数学系教授）

总务长 范绪箕（航空工程学系教授）

文学院院长 陈立

理学院院长 谈家桢（代理）

工学院院长 李寿恒

农学院院长 蔡邦华

医学院代院长 王季午

中国文学系系主任 郑奠

外国语文学系系主任 方重

教育系系主任 陈立

人类学系系主任 吴定良

数学系系主任 卢庆骏

物理学系系主任 何增禄

化学系系主任 王葆仁

生物学系系主任 江希明

药学系系主任 孙宗彭

地理学系系主任 李春芬

电机工程学系系主任 杨杰

化学工程学系系主任 李寿恒

土木工程学系系主任 钱令希

机械工程学系系主任 程孝刚

航空工程学系系主任 梁守槃

农艺学系系主任 萧辅

园艺学系系主任 吴耕民

农业化学系系主任 朱祖祥

植物病虫害学系系主任 陈鸿逵

农业经济学系系主任 熊伯衡

蚕桑学系系主任 夏振铎

森林学系系主任 邵均

[1] 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资料欠缺。

1951年8月，中共政府召开全国师范教育会议，提出“以大学文理学院为基础，改组成立独立的师范学院”的原则。

1951年11月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订了全国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全国院系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以华北、华东、中南为重点，实行全国一盘棋；基本按照苏联高等教育的模式，通过调整使大多数省都有一所综合大学（仅包含文科和理科）和工、农、医、师等专门学院。

其中，有关浙江的方案是“将浙江大学改成多科性的工业高等学校，校名不变；将之江大学的土木、机械两系并入浙江大学，谪居爱女过大学的文学院并入之江大学。”

1951年12月，浙江省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委员会成立。

在“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总方针指导下，1952年下半年，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刚刚结束之后，开始了对全国各高等学校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1]此次院系调整的涉及面之宽、程度之彻底，都可称得上使我国现代教育史之最，对我国近四十年来的高等教育影响颇为重大。

1952年8月开始，浙江大学理学院的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人类学系成建制地迁到上海并入复旦大学。[2][3]理学院地理系迁到上海并入新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大气组并入南京大学。[4]理学院的药学系并入上海第一医学院。

1952年10月，浙江大学森林系系主任邵均带系全体师生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组建新成立的东北林学院。

浙江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迁到南京并入南京工学院的食品工业系。[5]

浙江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学系并入新组建的南京农学院。

浙江大学农学院独立成立浙江农学院，以原浙大农学院农艺、农经、植病、蚕桑四系为基础上开始新的发展。

根据国家的调整方案，浙江大学改成多科性的工业高等学校，因此浙大仅保留工学院。

同时，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的水利组调至在南京参与组建华东水利学院。

1952年秋，为配合国防建设，集中力量培养航空建设人才，国家决定合并南京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的航空系，在南京成立华东航空学院。浙江大学总务长、原航空系系主任范绪箕担任筹备小组的召集人，率领浙大航空系师生迁到南京，并负责之后迁来的交通大学航空系的接收工作。浙大航空系系主任梁守槃则奉调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任系主任。

此外，土木系主任钱令希调至大连工学院，机械系主任程孝刚调至上海交通大学。

到1952年底，院系调整告一段落。浙江大学保留了原浙大工学院机械、土木、电机、化工四系。

同时，出于工科教育的需要，调整后的浙江大学还设有高等数学、物理化学、等教研组，数学系教师董光昌、郭竹瑞等人留在了数学教研组，物理系教师何增禄、胡济民、李文铸等人留在了调整后的物理教研组。这为1957年浙大率先在工科院校中开办理科留下基础。

[1] 当时任高教部部长的马叙伦先生曾撰文总结：“这次院系调整时依据苏联高等学校制度，从庞杂纷乱的旧大学中取消院的一级，调整出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系科独立建院或与原有同类学院合并集中，并根据培养国家建设各类专门人才的需要，结合各校师资设备等调教，普遍设置各种专业，根本改变了旧的高等学校设置混乱，系科重叠，教学脱离实际的状况，而使学校系科专业设置成为新型而能有效地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

[2] 据复旦老浙大校友的口述史，浙大理学院大部分迁往复旦大学的原因是，当时复旦大学新闻系系主任陈望道（《共产党宣言》翻译者）出任复旦校长，共产党党魁毛泽东询问陈有什么要求，陈说复旦大学还没有一个好的理学院，因此中共决定将浙大理学迁入复旦。

[3] 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复旦的历史是最为了解的。复旦大学解放后进入一个很大的发展阶段。这个发展是什么原因呢？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人家开玩笑说，中国大学里复旦是唯一的收益者，很多高校的专业都并到复旦了。我可以举个例子，1980年复旦有新老院士10位，其中有8位原来是浙江大学的，还有两位也不是复旦的。解放前复旦主要在新闻、农学、银行、商业等领域比较强，到了1952年以后就全面了。

-----葛剑雄：最关注公共领域的人文学者（葛剑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老师为谭其骧。）

[4] 浙大地理系方案是主体前往华东师范大学，由于浙大学生认为最好是去文理较好的综合性大学，因此浙大1949、1950、1951、1952三级的学生主要是调整至南京大学。

[5] 虽然浙江大学农学院农化系调至南京工学院，浙江大学农化系奉命撤销，停止招生，但原浙江大学农化系主任朱祖祥仍坚信，农学院终将恢复土化系。因此，在农化系撤销后，朱祖祥一直未应聘去南京农学院和其他邀请单位工作，仍坚持在原校教授普通土壤学。此后,浙江大学农学院独立成浙江农学院，至1955年，朱祖祥终于受命重建浙江农学院农土化系。1980年，朱成为在杭高校当选的第一位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1996年，朱还和苏步青、谈家桢提议将浙大分离出来的在杭州的几个院校合并。可惜尚未如愿，朱便辞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