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军西征（10）东方剑桥

1944年10月22日，贵州遵义城北50公里处的娄山关，日最高气温15度，枫叶已被早霜染成红色。在清脆的鸟鸣声里，隐约能听到汽车马达的轰响。娄山关下的盘山公路上，一辆印有中英文化科学馆字样的卡车，正缓慢地驶向遵义县城。

驾车的是一个英国人，名叫李约瑟。他的身份是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副驾驶上坐的是他44岁的妻子李大斐。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考察4年前搬迁到此的国立浙江大学。

李约瑟原名约瑟夫•尼达姆，1900年出生在伦敦，23岁时获得剑桥大学冈维尔•凯思学院哲学博士学位，此后又以研究生物化学而闻名。31岁时他出版《化学胚胎学》一书，被称为“化学胚胎学之父”。1937 年，在三位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下，李约瑟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他还特意为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古代文人才有的号：“十宿道人”，而中国人记住的则是他的中文名字：李约瑟。

许为民（浙江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在1942年到1946年的时候，作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一个会员，作为一个生物化学家，搞生物胚胎学研究的一个学者，那么被英国政府派到中国来，进行抗战期间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的考察。

1942年，李约瑟作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来到中国，援助战时中国的科学与教育。他亲自驾车，走遍中国大后方的十个省，访问三百多个文化教育和科研机构。六个月前，李约瑟已经到过国立浙江大学，但只是匆匆路过。这一次，他是受校长竺可桢的邀请，专程到遵义参加中国科学社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李约瑟是中国科学社的名誉社员。

许为民：中国科学社就是1914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我们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在美国的康乃尔大学，他们刚刚那年暑假考试完以后，这些留学生在学生宿舍的门口，在闲聊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是不是来发行一本刊物，来向国内老百姓去普及科学知识。最后说是成立一个科学社。

中国科学社由赵元任、杨杏佛等7位中国留美学生发起。在哈佛大学学习气象学的竺可桢随后加入。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   

国立浙江大学历经五次搬迁，最后落脚在贵州的遵义和湄潭两地，并在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一定发展。校长竺可桢希望借助李约瑟，让世界了解流亡到大后方的国立浙江大学。

这一天下午，李约瑟按原定计划抵达遵义。这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出现后，立刻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幸必达：他是穿的长袍，穿的是中国人的服装，蓝色的长袍，戴个眼镜，个子很高，像个猿人一样的，当时他在英国人里面可能也算个儿高的。

当晚，竺可桢设宴为李约瑟接风洗尘。席间，李约瑟对贵州遵义的茅台酒赞不绝口。后来，李约瑟爱喝茅台成为人尽皆知的事情。李约瑟告诉竺可桢，准备利用这次参加科学社活动的机会，在浙江大学考察三天。第二天，竺可桢便将李约瑟带到遵义以东75公里外的湄潭校区，参观理学院和农学院。

湄潭位于贵州高原北部，素有“黔北粮仓”之称。县城外湄江环绕，风景秀丽，浙大师生曾为此感慨：杭州天然美，湄潭亦天然。

10月24日上午，湄潭北门外国立浙江大学的饭厅被布置成临时礼堂，四百多名师生挤在这里，倾听李约瑟的演讲。李约瑟演讲的题目是《科学与民主》，担任翻译的是教育系主任郑晓沧。竺可桢最小的儿子竺安也现场聆听了李约瑟的演讲。

竺安：他讲的内容当然也是超出我的水平，再加上英语，因为我们学了这么多年,口语并不行。但是在大礼堂听课，听报告的这个印象还是很深的。

演讲结束，竺可桢做简短的致谢词，随后便带着李约瑟到生物系考察。湄江边上，有一座名为唐家祠堂的院落，祠堂四周林木葱蔚，环境宜人。四年前国立浙江大学的生物系搬到了这里，但唐家祠堂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条件艰苦。

何亚平：当时实验条件坦率地讲，只能土法上马，没有自来水怎么办，就在唐家祠堂外面弄一个支架，上面放一个大木桶，雇一个民工每天要挑二十多担水，既沉淀了，又通过竹管引到了罗宗洛先生的实验室，谈家桢先生的实验室，贝时璋先生的实验室，生物系就是这样来解决水的困难。

陪同李约瑟参观生物系的还有系主任贝时璋。李约瑟跨进唐家祠第一步后，便刻意放慢了行走的速度和力度，因为脚步稍重一点，这个实验室的地板就会颤动。如此简陋的教学条件，让李约瑟夫妇倍感惊讶，这里的生物实验室根本无法与他们所在的剑桥大学生物实验室相比。他们走进第一间实验室后，发现生物系的谈家桢教授正在与他的研究生围着几只五颜六色的瓢虫进行实验观察，内行的李约瑟立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谈家桢早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摩尔根实验室留学时，就开始以瓢虫和果蝇为实验材料，研究性遗传学和进化论领域的相关课题。1937年，谈家桢被竺可桢聘为国立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刚入校门便随校一路流亡西迁。

西迁这一路虽然艰辛，但由于国立浙江大学选择的校址多为乡村，也给谈家桢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另一种便利。

许为民：当时浙大的教师，虽然没有很好的条件，但是他充分利用了当地贵州所具有的现成的生物资源，学生们，下课以后，就到田野里面去捕捉各种各样的生物实验的材料，然后对这个材料进行深入地研究。

终年雨量充沛的湄潭，瓢虫种类繁多，数量充足。城外的树林里、湄江边，经常能看到国立浙江大学生物系的师生们捕捉昆虫的身影。就在李约瑟到来之前，谈家桢的瓢虫研究终于有了突破性的发现。

1944年春天的一个傍晚，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在唐家祠堂的实验室里，谈家桢观察瓢虫入神，忘记了回家。天色渐暗，他点起煤油灯，继续观察瓢虫，一个奇妙的现象出现了。对于当时的情景，谈家桢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瓢虫的鞘翅上，由黄色和黑色所组成的不同斑点类型中，在它们的第二代身上，它们父体和母体所显示的黑色部分均能显示出来，而黄色部分则被掩盖住。这种现象以前实验中从未发现过，我为之兴奋。”——《难忘的岁月》 谈家桢

谈家桢的这一发现，后来被称为嵌镶显性现象。两年后，美国《遗传学》杂志发表谈家桢的论文《亚洲瓢虫色斑嵌镶显性遗传理论》，这一研究成果丰富和发展了摩尔根学说和现代综合进化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也使谈家桢成为国际知名的生物学家。

李约瑟来参观的时候，谈家桢正在对自己的这一发现进行论证。

许为民：有形的物质条件和无形的物质条件都非常匮乏，都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生物研究，浙江大学的教授，居然做出（成果）来了。所以李约瑟是感到非常震惊的。他觉得他从当时浙大的这些教授，教师们的研究水平跟世界是几乎是同步的。

何亚平：当时生物系在国内也是声名大震的，人们说中国生物学界的三巨头，贝时璋、罗宗洛、谈家桢当时都汇聚在了浙江大学。

文庙大成殿是国立浙江大学的临时图书馆，李约瑟来到湄潭的第二天，中国科学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在这里举行，出席大会的社员有39人。会上李约瑟作专题演讲《中国之科学与文化》，并聆听年会宣读的30多篇论文。其中数学系教授钱宝琮的学术报告《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之特点》，引起了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关注。会后，李约瑟专门拜访钱宝琮，深入交流中国古代科学。因为结识钱宝琮，李约瑟有了一个特殊的外号。

钱熙（原国立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钱宝琮之女）：我父亲性格比较开朗，随便什么情况下，都是谈笑风生，所以当尼达姆来的时候，就约瑟夫•尼达姆，他说你们要记牢，这个人呢喜欢火腿，怎么会喜欢火腿呢? need是需要，ham单独的是火腿，ham，我们不晓得h不发音，N-e-e-d-h-a-m，不是Needham，Needham就是他想吃火腿，记牢了噢。

这一天，被称为“需要火腿”的李约瑟，与钱宝琮一直谈话到深夜。第二天，李约瑟即将踏上回程，就在出门的一刻，李约瑟突然做出一个临时决定，在湄潭多停留一天。

许为民：这首先是因为浙大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做了和基本上世界上的科学前沿，能够齐驾并驱的工作，这他在国内其他地方很少看到。

10月26日，暂住在湄潭卫生院的李约瑟一早起床洗漱后，就在竺可桢陪同下来到城内的双修寺，这里是浙大物理系所在地，物理系的两位教授束星北和王淦昌早已等候在那里。物理系与生物系同样简陋，转了一圈后，李约瑟情不自禁，感叹说：“在物理方面，因为限于仪器，工作侧重于理论的研究，如原子核物理学、几何光学等，水平昮然是很高的。”

参观物理系后，李约瑟又看了数学系，随后来到农学院。在农学院里，李约瑟第一次品尝到一种野果子，他称之“罗登义果”。

罗登义是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农化系教授。从1942年开始，他开始对贵州地区的170多种水果蔬菜的营养成份进行分析研究。

何亚平：他发现刺梨这是种野果，它的维生素C的含量特别丰富，是当时他测定的，就是四川广柑的50倍，猕猴桃维生素C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但也仅有刺梨的1/9，也就是说它是猕猴桃的9倍。那么，这一发现，直接地影响到了后来贵州全省对刺梨的培育和开发利用。

农学院是浙江大学里对遵义地区影响最大的部门。贵州全省以农业为主，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在湄潭设立农业推广部，先后进行了马铃薯、番茄种植，黔北病虫害防治，西瓜试植，胡桃育种等推广活动。由于国立浙江大学的出现，遵义地区开始建立新的农业格局，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

李约瑟离开农学院后，带着妻子李大斐再次跑到唐家祠堂里的生物系实验室，与生物系的贝时璋、谈家桢等几位教授讨论生物化学的问题。贝时璋研究的细胞重建课题和关于丰年虫中间性生殖细胞转变的课题，引起李约瑟夫妇强烈的兴趣，这一次的谈话直到深夜，双方都没有结束的意思。最后，李约瑟决定，再多停留一天。

李约瑟夫妇在湄潭的最后一天，竺可桢颇有创意地将他们请到湄江边的观音洞内。观音洞外是占地约200多亩的中央茶场试验地。竺可桢特地用学校自己研制的“湄红”茶来招待李约瑟。

离开遵义前，李约瑟整理了国立浙江大学教授们的大量论文，准备推荐给国际上著名的《科学》杂志发表。在离开浙大的最后一次讲演中，李约瑟把浙大与他所在的英国剑桥大学相提并论，称国立浙江大学为“东方的剑桥”。

何亚平：苏步青先生他80多岁高龄，近90岁的时候，到浙大来做了一次给师生的演讲。他当时就回忆起当年他亲耳听到李约瑟称赞浙江大学是东方的剑桥。但他紧接着说，我希望能够在多年以后，你们到西方去访问，人家会说，西方的某一个大学会是西方的浙大。

就在李约瑟离开后不久，被他称赞为“东方剑桥”的国立浙江大学却遭遇了流亡以来最大的困境。

1944年12月2日，日军沿黔桂铁路进攻至贵州独山，贵阳告急，省政府下令紧急疏散，逃难的人群像潮水一样涌进遵义。国立浙江大学所在的遵义和湄潭顿时处于了战争的前沿。

日军占领独山后，竺可桢发电报向国民政府教育部请求，要求指示应急办法，并拨发应急费用，但得到的回复却是：国立浙江大学撤消，合并到中央大学，全体学生从军。战争把经历了五次搬迁的国立浙江大学推到了濒临解散的绝境。

12月11日中午，收到教育部回复电报后的竺可桢心情复杂。他在日记里写道：从我个人着想，从此可以脱离苦海，的确是件好事。但为浙大着想，如此下场，却很不情愿。

竺安：当然我父亲是绝对不想解散浙大，即使是日本人打过来了，哪怕我上山打游击，我也绝不解散浙大。

当天下午，竺可桢拨通了国立浙江大学浙江龙泉分校校长陈叔谅的电话，请他通过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陈布雷，说服蒋介石保留浙大。在陈布雷努力下，蒋介石同意了竺可桢的请求。

就在师生们为国民政府撤销解散国立浙江大学的命令而高兴的时候，从重庆又传来了一则令人不安的消息，曾担任学校训导长的政治学家费巩失踪。

1945年，费巩准备趁休假期间，应邀赴复旦大学举办为期一年的“民主与法制”特别讲座，他对国民党政府的人事、考试制度等做了一番实际考察，其中涉及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问题，触及了当政者的禁忌。这一年2月，他在由郭沫若起草的《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这份进言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应立即召集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废除一切限制人民活动的法令、释放一切政治犯和爱国青年，进言共有312位文化名人签名。

费莹茹：这些人签了以后，报纸上发表了，结果国民党发起了，就劝阻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人，叫他们登报声明退出这个签名。那么那个当时呢，我父亲就又发表了文章，在哪里发表我不知道，发表了文章，痛骂这些小人怕死鬼，那么这样一来更激怒了国民党当局了。

费巩的文章引来杀身之祸。3月5日凌晨，国民党特务在重庆千厮门码头秘密绑架准备去复旦大学讲学的费巩。费巩先被关押在重庆警备司令部，后转移到中美技术合作所看守所，最后遭秘密杀害，尸体被丢入硝镪水池销毁灭迹。

费莹茹：我们一家子都等着，盼望我父亲归来，等到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回来了，还是见不到，见不到我父亲的身影。就是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外面下很大的雨，我跟我姐姐两个人放学回来，穿了雨鞋，撑了雨伞回来，一进门就看见我母亲哭得像泪人一样。

直到抗战胜利后，国立浙江大学的师生还不知道费巩教授已经遇害。 1946年国共重庆谈判时，中共方面要求释放的五名政治犯中还有费巩的名字。三十二年后，上海市政府正式追认费巩为革命烈士。

1945年，中国的全面抗战进入第八个年头。

8月10日，遵义出现了少有的晴天，繁星点点的夜空下一片宁静。晚上十点，遵义城里突然响起震耳的炮声。很快，人们就发现，这是中国军队庆祝胜利的礼炮声，日军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从重庆传到遵义，遵义城里充斥着鞭炮声。

鞭炮声刚刚停歇，遵义城内礁窝井9号，竺可桢的寓所外突然传来吵杂的人声。

幸必达：因为学校首先通过电台，我们自己的电台收到消息以后，学生首先就想到的是告诉校长，所以马上就是何家巷的学生一出动，那么就大家互相一传，转告，学生大家都涌向礁窝井，当时竺校长敲开门就告诉校长胜利了，有学生冲上去，大家把校长就抬起来了，从那里抬就抬到城里面就游行了，一直搞到天亮。

这时候，年过50的竺可桢，因操劳过度，体重只有103斤。兴奋之余，竺可桢想到，要尽快把学校迁回杭州他马上启程返回杭州，准备视察原来的校舍，为回迁做准备。但是到了杭州后发现，许多校舍在日军占领期间已被损毁，需要大规模修缮，学校回迁的计划只能拖后一年。

这一年，在著名的英国《自然》周刊上，李约瑟发表《贵州和广西的科学》一文，文中记述：在重庆与贵阳之间有一个叫遵义的小城市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湄潭是浙大科学活动的中心，可以看到科学活动的一片繁忙紧张情景。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春天，李约瑟接到调令，赴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两年之后，李约瑟返回剑桥，并最后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此后，李约瑟又多次访华。1993年，李约瑟被中国科学院选为首批外籍院士之一。

抗战胜利9个月后，国立浙江大学在遵义举行第19届毕业典礼。这届毕业生共291人，这是最后一批在西迁途中毕业的学生。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大学迁校累计达100多所，迁址次数达200多次。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国立浙江大学从1937年11月离开杭州，开始独立西迁，几经周折，历尽艰辛，途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行程2600多公里，最后到达贵州遵义。流亡途中，浙江大学保持了完整的办学体系，直至1946年9月才重返杭州。这段西迁历史，后人称之为“一支文军的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