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军西征（9）书香湄江

1943年8月，素有黔北“小江南”之称的贵州湄潭县，一种被称为湄红的新茶出现在集市上。这种茶叶是由三年前搬迁到此的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开发出新品种。茶叶种植是湄潭主要产业之一。此时正值暑假，因为抗日战争仍在持续，国立浙江大学湄潭校区里，家乡在沦陷区的教授和学生依旧不能回家。

离新学期开学的日子还有一个多月，一些刚刚考入浙大的新生已陆续从各地赶到这座小小的山城。这一年，国立浙江大学共招收新生600多名。不满17岁的江苏籍考生李政道，在贵阳参加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后，被国立浙江大学化工系录取，拿到录取通知书后，他很快就和几位同学一起从贵阳赶到湄潭。

湄潭城外，到处是整整齐齐，充满绿色的茶园。迎着充满淡淡茶香的夏日空气，李政道步入了湄潭城。

国立浙江大学在1939年底搬迁到贵州遵义，由于房源紧张，只能分散办学。文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文科设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理科设在距遵义75公里外的湄潭。

理学院下属的物理系搬到湄潭后，在湄江边的双修寺内建起了简易的物理楼。楼内陆续布置了电学、光学、近代物理、实验技术四个实验室和一个修理工场。国立浙江大学迁到贵州后，每年的六六工程师节这天，实验室和工场都会向当地人免费开放。

何亚平：场面就像过盛大节日，比那个赶集赶场还要热闹，它不光是工学院如此，理学院（的）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都把一些个科学知识的普及，你像马德堡半球，这球是真空,大气压的这个，在历史上面就是两匹马在那儿拉，他也在那儿通过人，你自己来试试看，真空以后你能扯得开扯不开。

戚叔纬：那个遵义是比较落后了。我们这里还有一架飞机，学校里有一架飞机，这个到了工程师节那天是，遵义老百姓人山人海，到那去参观。

唐德声：感到稀奇了嘛就是，就是这样回事，因为又没有看到过，日光灯哪里看到过。

何亚平：每当遇到这个工程师节，和进行这个科普对外这种展览的时候，是非常慷慨的，竺校长在这一点上是，指导思想非常明确，让各个系绝不吝啬，要让更多的民众来学习科学、了解科学，同时也了解浙大，支持我们浙大办学，实验室开放，他觉得实验室开放日，就是在工程师节的时候，各个系的实验室都是对外开放的。

一天，物理系教授束星北的办公室里，来了两位少年，其中一位是束星北的侄子束慰曾，另一位则是刚刚来到湄潭的化工系新生李政道。

刘海军（《束星北档案》作者）：因为他（李政道）和束慰曾两个人是同班同学，两个人也是要好的朋友，在一个假期的时候，束慰曾带着他到自己的叔叔家，这样认识的（束星北）。

李政道1926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名门望族，父亲李骏康靠生产经营化肥发家致富，排行第三的李政道从小喜爱读书，国立浙江大学是他年少时心仪的大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刚满15岁的李政道不得不只身离开上海。经历了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两年流浪生活后，他经福建、江西、两广抵达贵州，在贵阳参加了1943年夏天的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并如愿以偿地考取国立浙江大学化工系。之所以读化工系，是因为父亲的要求。

李政道的父亲早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化系，心底里希望儿子能子承父业。但是入校一个月后，李政道却做出了一个违背父亲意愿的决定，从化工系转到物理系。

李政道是一年级新生，按照学校的安排，他必须去距离湄潭15公里的永兴镇校区。永兴是一个小集镇，全镇只有短短的一条街，两面是破旧的房屋。一年级的校舍主要分布在镇上的两个会馆里，江西会馆与湖南会馆。

这一年，物理系教授束星北也被安排到永兴，教授低年级的基础物理课。

刘海军：他讲课非常有特点，一个就是他从来不用什么讲义，很少在黑板上写什么概念或者定义，就是在教室里走来走去，随随便便地谈，而且所举的例子都是生活中的一些大家所能看见的，甚至习以为常的一些事情。高兴了呢一屁股就坐在哪个学生的桌头上，就那么侃侃而谈，或者一堂课经常和一个学生在这儿争论一个问题，争论来争论去这一堂可就结束了。

李政道在听了几次束星北的物理课之后，便开始对物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李政道经常主动提问，这个化工系的学生引起了束星北的注意。

刘海军：他当时就感觉到了像物理系的学生，也没有这化工系的学生，这种物理的这种认识，这种思维能力，强或者深，灵敏，敏感。一个就是束星北当时感觉，以后，束星北后来回忆这一段的时候，一个这个学生他是打破沙锅问到底。他来区分这个层次的时候就感觉到，一般的学生实际上都在求知，说李政道这个学生呢，他是求道。

然而最终让李政道决定从化工系转入物理系的，则是束星北与王淦昌的物理讨论会。物理系搬迁到湄潭后，系里给四年级的学生开设了一门课程，叫做“物理讨论”，分甲、乙两种，甲种是由全系教师和四年级学生轮流作学术报告，乙种则是由束星北和王淦昌两位教授就物理学前沿课题作学术报告。每逢周末，束星北的侄子束慰曾都会约上李政道，从永兴去湄潭听“物理讨论”课。

李曙白：王淦昌开课的时候呢，束星北也就坐到学生下面去听，这个束星北开课的时候，王淦昌他也在下面听。

幸必达：每一次都有学生读一本书，做报告，然后经过大家讨论，争论的不得了，两个老师经常争得面红耳赤，比如说王老师的观点跟束星北老师的观点不一样，束星北老师不服输，王老师也不服输，两个人就在课堂上争起来，甚至争着争着在桌子上，拍桌子啦，大声叫，当然不会到了打架程度了，不会了，但是同学们感觉到非常严肃地看着他们两个老师吵。

王韫明（原国立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王淦昌之女）：束伯伯声音大，他那个嗓子多粗啊，但我父亲呢声音也蛮大，不过束伯伯声音大，他因为他个子大，他的声音本来就是大，本来就大，但是我听得出来，就是两个人都不太服输。

幸必达：争过以后好朋友，照样喝茶照样喝酒，但是课堂上的话，那是一步也不让。

在听了几次束星北与王淦昌争论激烈的物理讨论课之后，李政道决定从化工系转到物理系，这个违背父亲意愿的决定彻底改变了他以后的人生轨迹。转系的申请得到校方的同意，于是李政道经常跑到湄潭的双修寺阅览图书里看书。看得久了，李政道就忘了时间。夜深了，干脆枕着一本美国《物理评论》杂志的合订本，睡在双修寺。

双修寺外，是一片片碧绿的茶场，夏日里，整日飘着淡淡的清香。

李政道虽家境富裕，但两年的逃难的生活已让他脱尽了身上的娇气，但永兴的生活和学习条件实在太差。从1941年开始，大后方的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浙江大学的公费餐一桌八人，早餐只有稀饭、黄豆，中餐和晚餐通常是两碗油盐不足的素菜。

幸必达：一段时间公费太少，物价涨的很厉害，只能把饭煮好，供应我们，没菜。

钱熙：盐也不够，贵州盐很贵，油不要讲了。

幸必达：我们的校工他们就做个小生意，他们买几块肉，拿最便宜的猪头肉，他们就做成大肉，切成一片一片，用酱油把它煮起来以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两分钱到五分钱一片，有的时候有钱，可以星期天，或者一个星期有两次一次，去买这么一片、两片，叫作打牙祭。女同学说我们吃饭多，就说我们是饭桶，但是女同学用水多，用水多嘛，她要洗洗，我们在湄潭的时候，女同学那个寝室在那个山顶上，我们男同学在山底下，她们从山这边翻越回来，要提着两个水瓶，三个水瓶，提着回去用，有时候一不小心摔了，水瓶就打烂，男同学就恶作剧地就笑，说她们是水桶，我们是饭桶。

李政道被安排住进会馆二层楼的厢房里，一个通间住了30多人。永兴没有电，晚上只能点桐油灯，每人每月发一斤灯油，在拥挤的宿舍里自习，光线很差，李政道感到很不适应，但他很快发现了一个读书的好去处。

李曙白：有一天就是李政道从街上走的时候，就看见茶馆里有些（人），有学生在那里读书，有学生在那里，其实那些学生在那里，不是在那里喝茶，主要就是在那里看书，他觉得这也是很好的办法，然后他也参加了。那老茶馆就是你买一杯茶，可以你一直坐下去，没人管你的，然后这个老板会，这个伙计经常给你加加水，然后他们实际上买，就是买一个座位。

覃廷贵（原湄潭瑞生茶社老板的儿子  80岁）：他们（浙大学生）都爱到茶馆里来坐坐的，我家茶馆楼上是挨着大街的，全部是敞着的，坐着看得清清楚楚的，光线好得很，所以他们都爱在楼上去，又清静，又没有其他人，我看他们浙大的学生，读书刻苦啊，茶钱都不要他的，不但不要茶钱，还要请他吃饭，真是这样的，我记得清楚。

覃廷贵的父亲曾是湄潭当地有名的乡绅，在永兴开了一家茶馆。

湄潭是中国古老的茶区之一，在湄潭周围和永兴地区，都有大面积的茶场，茶楼生意也非常兴隆。1939年9月，国民政府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与中国茶叶公司在湄潭联合成立中央实验茶场。半年后湄潭成为国立浙江大学在贵州的一个校区，农学院的刘淦芝教授，担任了中央茶场的场长，学校协助政府建设了占地约200多亩的中央茶场试验地。在试验过程中，刘淦芝将杭州龙井茶的制作工艺引入湄潭，试制出优质龙井茶，还培育出新品种“湄红”，化学系主任王琎曾在《试新茶》一诗里写下了“许分清品胜龙井”的诗句。由于盛产茶叶，覃廷贵父亲开的茶馆，茶水钱很便宜，掏一碗茶水钱就能在茶馆里待上一天。

覃廷贵：那时候的茶便宜的很，一个铜元可能是，以前是用铜元。

幸必达：又有茶喝，光线又比较好，又在那个楼上或者楼下比较宽敞的地方，比寝室好多了，寝室里你看我坐在床头，这里就是一个小自习的地方，你要转身的话就转到别人家床上去了，很不方便，你到茶楼以后就比较宽一点了，这是一，第二我们大家休息的时候要打打桥牌，现在打百分啊，那时候我们就打桥牌，找个地方打桥牌，你寝室里不好打啊，床上打，所以茶馆里很方便，四个人一坐，四杯茶一泡，那么就打桥牌，可以打上一两个钟头，所以大家对这个茶馆啊，是我们的业余，就是上课、自修以外的最好的活动场所。那么茶馆老板，永兴的那个老板姓覃，那个覃老板对我们很好，有时候你在那里吃了茶以后，你没有钱你也可以走，明天我来付，他就（说）明天付钱，他一般认识我们这些人的。

覃廷贵：李政道博士当年在我们永兴的时候，可能就是在我家的茶馆里头坐坐的，学习，因为我们和他关系好的很，他一天泡一碗茶，一天到晚就是这碗茶，要喝了再走。我们也不计较这些，因为我们家不差钱用。

1944年的夏天，完成了一年级课程的李政道，从永兴搬到了湄潭。这个时候，国立浙江大学在湄江西岸租用了200多亩土地，开辟浙大农场。时值盛夏，采茶季节已过，附近茶园里一片寂静，但农场里新近推广种植的马铃薯、蕃茄和洋葱，都已成熟，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

暑假开始后，李政道几乎天天待在双修寺的物理系阅览室或实验室里，这使他有了更多的机会向束星北和王淦昌请教。王淦昌也几乎天天泡在这里，他正在研究探测中微子的办法。

20世纪30年代，粒子物理学家对原子核衰变时，出现极小的能量和动量损失感到不解，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提出了存在着一种尚未被发现的粒子——中微子的假设，但这一假设长期没有得到实验验证。这一时期，王淦昌一直关注着中微子探测的进展。1941年，他想出了探测中微子的办法，但由于双修寺物理实验室的条件实在有限，他没有办法亲自动手探测，便写出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寄往美国《物理评论》杂志，《物理评论》杂志于1942年1月刊出了这篇论文。

在湄潭，王淦昌不仅因为研究中微子而声名鹊起，还因为在研究中微子的同时去乡间放羊，而被湄潭人称为羊倌教授。

到1943年的下半年，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迅速贬值，西南联大所在的昆明，生活费用暴涨103倍。国立浙江大学的教授们住在小城湄潭，比起昆明西南联大的教授，日子还算好过些，但家中人口多的教授都要搞些副业，才能糊口。看到数学教授苏步青自己种菜，王淦昌的妻子决定饲养奶羊，以补充家人的营养，放羊的任务交给了王淦昌，他乐此不疲。

何亚平：这事一举两得。一，奶羊产奶能够帮助他增加营养，增强体质；另外，奶羊要吃草，要到处去放牧，他自己就牵着它，在湄潭转来转去。

王韫明：穿了个袍子，牵着个羊，他还欣赏欣赏这个风景，他说挺好，在外面空气也好，所以他也蛮高兴的。

李曙白：有一天嘛就是，天黑了，结果羊回来了，羊自己已经跑回家了，王淦昌没回来，王淦昌没回来，这个王淦昌夫人就老到门口去看看，怎么搞的，很晚了，王淦昌回来了，夫人就问他，羊呢，啊呀，王淦昌想起来，羊还丢在山上，羊还丢在山上，他说他要去找羊，夫人说，羊早回来了，说你在哪呢？然后那天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在那时候的交通非常地不方便，通讯也不方便，然后浙大还订了许多国外的、国内的一些学术杂志刊物，这种学术杂志刊物是隔一段时间来一下子，隔一段时间来一下子，来一次就是一堆，来一次就是一堆。那天正好来了一些资料，王淦昌看啊，看啊，看入神了，他也忘了，不光忘记了回家，当然更加就忘了羊了。

在湄潭的十字街头，牵着奶羊的大学教授王淦昌，一边走一边思考物理学的前沿问题，由于没有进行实验的条件，关于中微子的探测方法只能依靠脑力。

王淦昌的论文在美国发表5个月后，美国物理学家艾伦就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了实验报告——《一个中微子存在的实验证据》。

何亚平：美国青年物理学家艾伦就按照王淦昌先生的思路，成功地探测到了中微子的踪迹，这是当时是一个轰动世界的事件。艾伦也在他论文里面明确的讲，我的这个发现，所依赖的就是王淦昌先生的思路。

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在1947年发行纪念刊《近百年来科学之进步》，王淦昌被列为贡献人之一。40年后，美国科学家莱因斯首先发现中微子，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对此王淦昌曾感叹说：“那时我只有三十几岁，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这是个黄金时代，但令人遗憾的是，那时的设备条件太差，许多好的思想和理论无法进行验证，如果条件能够稍为好一点，我相信我们会做出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

与诺贝尔物理奖擦肩而过的王淦昌没有想到的是，十多年后，他的学生李政道会为自己弥补终生遗憾。

1957年，31岁的李政道与35岁的杨振宁一起，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首度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然而，李政道在1944年的一个选择，差一点让他与后来的诺贝尔奖无缘。

1944年的那个夏天，李政道来到湄潭后不久，得知了母亲已从上海移居到重庆的消息。贵州紧邻四川，路途不是很远，李政道便前去看望母亲。回程的山路上，他乘坐的卡车失事，李政道背部受伤，被学校接回湄潭养伤。养伤期间，他得到了束星北精心的照料。

束越新（束星北之子）：李政道上我们家来几次，（父亲）他都是很热情款待的，特别有一次我印象最深刻。他吃那个鸡呀，我们都很馋，那时候小嘛，他给李政道鸡腿吃，我们小的印象很深啊，为什么不给我们吃，我们是你儿子啊，没有吃，给他。另外我就分析为什么这样子呢，爱才，他大概当时发现了，李政道有天才，所以对他特别地照顾。

不久后，束星北接到国民政府军令部邀请，让他担任技术顾问，研制高科技军工武器，一心要科学报国的束星北去了重庆。

这时候，全面抗战进入第七年，日军发动豫中会战、长衡会战后，又在第6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发动桂柳会战。中国军队第4战区，在战区司令官张发奎指挥下，以桂林、柳州为中心对日军进行防御作战。与此同时，中国援缅远征军方面传来消息，特种兵严重缺员，国民党政府随即发出10万知识青年从军的号召，这场运动波及到全国众多高等学校，浙江大学内，一批学生决定弃笔从戎，参加青年军。

刘海军（《束星北档案》作者）：李政道当时也是热血青年嘛，是在这种民族危亡的情况下，他是已经报名参加青年军了，是报名了。

一天，王淦昌收到一份从重庆发来的加急电报，发报人是自己的同事兼好友束星北，尽管王淦昌此时已是物理系主任，但束星北还是几乎用命令的口吻说：“你要看住李政道！”就在几天前，李政道写信告诉束星北，说自己要参加青年军，到抗日前线去。

刘海军：当时束星北已经在重庆了，在国民党军令部，在那里研制雷达呢，他听到以后，他是他打电话（电报）给王淦昌先生，让王淦昌先生看住他，说这个年轻人不能当兵，谁都可以当兵，他不能当兵，一定给我留下来。

王淦昌收到电报后，马上把受伤还未痊愈的李政道接到自己家中养伤，轻易不让出门，并苦口婆心的加以劝说，这才断了李政道从军的念头。但是，身在重庆的束星北依旧不放心，他最终决定把李政道接到重庆。李政道伤势痊愈后，在束星北推荐下，进入昆明西南联大物理系二年级，师从束星北的好友，物理学家吴大猷，继续攻读他心爱的物理学。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李政道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31岁那年，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离开浙江大学53年后，在浙江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李政道感慨地说道：“我在浙大读书虽然只有一年，但追寻西迁的浙大却用了三个年头，青春岁月中的四个年头我是与浙大紧密相连的，以此为起点，物理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一年‘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细推物理之乐。母校百年，我在一年，百中之一，已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