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军西征（8）箪食弦歌

1940年2月2日，农历乙卯年腊月二十五，贵州东北部的中心城市遵义，迎来了新一年的第一场雪。全面抗战进入第四个年头，但位于西南战区后方的遵义，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战争影响，当地人正忙着为旧历新年做准备，餐馆里漂浮着茅台酒的酱香。街上购买年货的人流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满面风尘的学生。半个月前，国立浙江大学从广西宜山搬迁到了这里。

抗战爆发后，国立浙江大学为躲避战火，从杭州一路西迁，先后落脚于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上一年的12月，日军开始进攻广西，国立浙江大学组织第五次搬迁，向贵州遵义流亡。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临近年关，才陆续到达遵义。初来乍到的浙大师生对这座山城并没有太好的印象。

戚叔纬（原国立浙江大学机械系41级学生  88岁）：这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这个也说说的，但是确实遵义那地方比较贫苦，比较贫苦，有钱的人有，但是大部分的老百姓都比较苦。

幸必达（浙江大学贵州校友会名誉会长  88岁）：穿的衣服都是很多是衣不蔽体，就是穿个裤子，上衣没有的人多得很。

遵义位于贵州东北部，地处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和湖南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是黔北交通要道；在贵州是仅次于贵阳、安顺的第三大城市；这里盛产柞蚕丝、白木耳、桐油、牛羊皮等；许多土地上种植罂粟；食盐需从四川输入，盐价很高。遵义是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一年前就考察好的地址。此时，随着日军不断入侵，北方和东南沿海的大批高校纷纷内迁，加之大批难民一路涌入，遵义人口由原来的七万多，激增到十万人。一年前空闲的房屋，如今人满为患。

幸必达：我们到遵义以后呢，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房屋问题，校舍问题，我记得竺校长当时来的时候，找的地方有一个县长叫牛木真，县长，有一个专员叫牛千钧，他们都非常表示欢迎。但是他们这个欢迎是，不一定落在实处。

赵人龙：那么这个老师花了很大的工夫，把稍微空一点的地方基本上就租下来，（当地）学校里面，有的学校放假了，那么他也租下来，有的老百姓家它地方也比较大的。有个地方叫何家巷，它里面的话，租了一些房间。

遵义的房租大幅上涨，比浙大到来之前上涨了6倍，出租房屋成为当地居民新的收入来源。

幸必达：（何家巷）每年要五千块租金，说太贵了，但是没有办法。只有一个子弹库，就是现在的十一中，是没有花钱的，那是国民党的一个子弹库，后来他们迁开以后，搬走以后，我们就搬进去了。

原地方军队的子弹库成为浙大校舍后，校长办公室也临时安排在这里。腊月二十五上午9点，校长竺可桢的办公室里来了一位面带怒气，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他是国立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束星北。走进校长办公室后不久，束星北就开始与竺可桢争执起来，起因是学校从宜山搬迁到遵义时，发放的搬迁补助。

李曙白（《西迁浙大》作者）：他那就是说，我搬迁用了1000块钱，学校的补助就是100块钱，他说我要欠这么多债，你叫我怎么还啊，他说学校应该再给我一些补助。然后竺可桢说，大家都是一样的，带家属的是100，不带家属的是50块钱。

竺安：那么就是意思要我父亲再去弄钱，但实际上你再去向这个国民政府要钱，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只能够是这样子，就是自己认了。

束星北责怪竺可桢没有政治手腕，这话激怒了竺可桢，他当即回答：不久就会让有政治手腕的人来做校长。竺可桢的回答，让束星北自知失言，转身离去。

就在国立浙江大学从宜山搬迁之时，竺可桢再次萌生辞去校长职务的念头，希望能专心从事钟爱的气象研究。但是一到遵义，由于没有足够的房子供学校使用，竺可桢又把辞职念头暂时放在了一边。

由于房屋紧张，学校决定分散办学。一年级的新生被暂时安排在贵阳南面30多公里处的青岩古镇居住和上课。2月9日，浙大一年级新生在青岩迎祥寺正式开课，数学系主任苏步青在寺庙的一个小山洞里讲起了微分几何。两个星期后，其他三个年级也正式开学。师生们开始从颠沛流离的状态中走入平稳，但是校舍不足的问题依旧存在。过完乙卯年的除夕，竺可桢立即派人到75公里外的湄潭县考察校舍。在竺可桢离开宜山时，湄潭县长严溥泉曾写信邀请浙大到湄潭。

黄正义（贵州湄潭浙江大学西迁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当时我们的县长叫严溥泉，是一个从外国留学回来的，很有知识，很也远见的，很开明的一个县长。他得知浙江大学的竺可桢校长从宜山来到贵州选址，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就主动写信邀请竺校长来到湄潭考察。

湄潭县位于遵义东面的一个小盆地中，四周峰峦迭起，碧波清澈的湄江从城西蜿蜒而过，城内随处可见堰坝、水车和依山而筑的吊脚木楼。这里环境优美，物产丰饶，素有“小江南”之称。虽是偏远的小山城，但在抗战时期，却是一处难得的清幽之所。

4月5日，湄遵公路通车，国立浙江大学理学院、农学院以及师范学院理科系的近千名师生，乘校车搬迁到湄潭。湄潭县长严溥泉成立了浙大迁移协助会，提供房舍250多间，让出文庙、民教馆、救济院等办公房屋。当时的湄潭县，人口只有1000多人，国立浙江大学迁入后，让这座封闭的小县城一下子热闹起来。当时只有13岁的湄潭人唐德声，对这群大学生印象深刻。

唐德声（原湄潭浙大附中学生  83岁）：他们就一个人一套长衫，就是经常冬天就是屁股下带灰（炉），后面，长衫的后面，这是他们的生活习惯。但是他们读书还是很用心的，一般他们喜欢坐茶馆。

浙大迁到湄潭后，在湄江边开辟游泳场，由体育系主任舒鸿教授游泳课，这在民风未开的湄潭，堪称一景。

唐德声：当时作为湄潭人，是男女之间是很封建的，特别看到女人下河更不习惯，所以当时舒鸿，那个老教授，当时就把女生男生都带到我们湄（潭）中（学）门口，跳河，在那个地方游泳，游泳呢，女生，他是把女生的下巴拉到手里，就是教他们游泳，就是这样回事，还是很开放的。当时嘛，确实在湄潭的时候，这些是改变了湄潭的一种封建的看法。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国立浙江大学终于在贵州安顿下来。学校本部办公机构、文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文科系留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理科系，落户湄潭；一年级新生从青岩搬到了湄潭县城外15公里的永兴镇。整个浙江大学开始进入相对稳定的战时教学时期。

5月11日，已经丧妻两年的竺可桢与陈允梅女士在遵义举行结婚典礼。婚礼结束后，竺可桢向一些学生、教授分发自己与妻子的结婚照，以作纪念。

这一天，数学系主任苏步青没有参加校长的婚礼。一天前，他带着校长竺可桢资助的900块银元，从遵义出发，回温州老家接自己的妻儿。三年前，为了躲避战火，方便随校迁移，苏步青把日本籍的妻子和五个孩子送回了老家——温州平阳。

苏德晶：他每年放假都要回去一趟，后来老这样也不行，因为我妈妈也不方便。因为她讲（中国）话总归还是没有讲得很好，不能够到外面去买东西。当时对日本人嘛是很恨的，人家（管）我们都叫我们小日本。

此时的温州尚未被日军占领，家眷不在身边的苏步青饱受思念之苦。竺可桢了解苏步青的心事后，提出让他回家接妻儿的建议。临行前，苏步青向竺可桢承诺：暑假结束前一定返校。

6月14日，竺可桢在日记的第一行里写到：宜昌失守。

在宜昌战役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阵亡。宜昌沦陷给搬迁到重庆的大学带来新的恐慌。随着战争发展，物价不断上涨，重庆的米价已高出战前20倍。毗邻四川的贵州也逐渐受到影响，遵义的物价开始上涨，学生们的生活困难接踵而来。

幸必达：市面上的粮食是一天天往上涨，就是我们的公费生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早上吃稀饭，中间有一盘炸的黄豆，油炸黄豆啦，那么这黄豆大家觉得就那么几个，平平这么一层，大家端了碗稀饭以后，下饭菜就那么些，所以大家不约而同就变成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一个是叫做只准骑马，不准抬轿。你只能这样直着去夹，这样你夹了一颗嘛，你这样（横着）一抬就要抬到三个四个，是吧。还有就是蜻蜓点水啦，蜻蜓点水就是说，飞过来一次，拿到也走，拿不到也走。

施雅风：1937年出来穿的（衣服），那么过几年衣服都坏了，特别是鞋子袜子，最难受的是鞋子，鞋子没有，遵义卖鞋子，卖那土皮鞋，土的皮鞋，没有粘胶的，这个鞋子穿了，穿不了好久，脚趾头就露出来了，那个袜子破了以后，自己弄点针针线线补补弄弄。

方淑姝：当然电灯没有了，就是用哪个菜油灯，你知道吧，下面这么大一个盘子，一根竖起来，上面一个小盘子装点菜油，两根灯草放在上面，那个很暗的，我们一直是这样子看书的。后来吃的菜油贵，买桐油，桐油便宜，可熏的那个烟大。

8月12日，遵义浙大校本部的学生礼堂里，坐满全校师生，政治经济学教授费巩正式兼任训导长一职。费巩是江苏吴江人，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他1931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政治经济科，著有《比较宪法》、《英国政治组织》、《中国政理》等书。不久前，前任训导长因与学生不和，被迫辞职，竺可桢破格聘请非国民党员的费巩担任训导长。这一天，费巩发表就职演说。

费莹如（费巩之女）：他说训导长有人称他为警察厅长，但我坚决不做警察厅长，我要做你们的保姆，要做你们的顾问，我要为学生的利益而作为我己任。

这次演讲后，自称为浙大保姆的费巩开始管理学生生活。第一件事，他选择灭臭虫。

幸必达：臭虫多呢，这是我们遵义贵州的特产，它在寝室里面很多木板房嘛，木板房里面夹缝里面都是臭虫。我们的那个木架床，一个床上下两个铺，那个里面，隔板里能藏住臭虫。

戚叔纬：他想了一个办法，他修了一个，两个锅，锅外面修了一个墙，四方形的，修了个墙，装满了水，锅里烧水，把这里面的水都烧开，每个学生把自己的床抬去，放那里浸，浸五分钟，这个木板床抬过去浸在那里，浸一下，浸一下，开水嘛，臭虫烫死了，拿起来晒干了以后晚间睡觉，啊呀真好，臭虫不咬了。

在灭臭虫的同时，费巩还想方设法改进照明。

毛正棠（《费巩传》作者）：他搞了（一个），先用烟灰缸，烟灰的盒，它是圆的，底下烟（罐）有一个圆的圆洞，对吧，上面再搞个插灯草的一个小洞洞，香烟罐里放油，然后一根灯草中间穿出来，点了灯，上面罩个，搞个玻璃灯罩。

唐觉：这个灯罩这样一罩下来，光线就亮了，那是很功德无量的，大家都纪念他，后来大家叫它费巩灯了。

因为生活条件差，很多家庭贫困的学生，开始设法勤工俭学。37级机械系的学生董维良到附近的中学去教音乐。

董维良：育杰中学找我说，你能不能来给我们上音乐课，我说行啊。我还去拿了工资呢。教了课还带了一瓶茅台酒回来。我们几个人在宿舍里头喝茅台酒，那时候一瓶茅台酒好多人喝。

幸必达：那个时候茅台不像现在这样金贵，那个时候到处都有，那个时候几毛钱一瓶。就是解放初期也卖八毛钱。

国立浙江大学迁到贵州后，茅台酒的销量大增。遵义的当地人也喜欢到浙大的化工场里，去买浙大学生制作的肥皂。化工系的学生杨士林，还清楚地记得制作肥皂的程序。

杨士林：把这种牛油啊这种油啊摆进去，然后再加烧碱搅，搅的匀了倒出来，倒到箱子木箱里边去，让它凝固起来。那么再切开来，一块一块就是肥皂。不做多少块数的。那么他们就把这个肥皂，卖给当地的老百姓，这个肥皂又有很好的可以去脏，一是方便，一涂就好了。所以很（受）欢迎。

国立浙江大学外文教员米协尔在回忆文章中这样描述浙大师生的生活：“长征使他们比较成熟了，在流亡之中，得见乡郊之美，得知乡民困难和问题所在，感受了战争的残酷，自身也曾置身于艰危之中，因此增长了同舟共济的精神。共同的灾难经历，使大学变成了一个大家庭。”——《前进中的浙江大学》

1940年暑假，数学系主任苏步青从温州老家接来了妻儿，搬进湄潭城南的朝贺寺。不久之后，日军就封锁了温州港和宁波港。至此，中国沿海所有港口都已被日军控制。这一年，苏步青的月薪是350元法币。随着物价上涨，货币实际购买力只有1937年的三分之一多。助教的月工资则只有70法币，有时还不能足额发放。为了减轻家中的经济负担，烟瘾极大的苏步青从习惯抽进口杰利克香烟，改抽国产香烟。

邬光业：一般性认为我抽杰里克香烟，还是有一定，代表一定身份的，有一定的收入的。那么就是到抗战，淞沪抗战爆发以后，就是很多市民也好，这些学校里的一些教授也好，他就是生活就直接（受）影响了，那么这些教授（烟）瘾挺大的，那怎么办呢？那么抽稍微就像这些国产的烟，像美丽牌这些香烟。

苏德晶：我记得他抽那是后来抽美丽的罐子的那种，那罐子也蛮好的，铁罐子的。他这个铁罐子一罐大概，那一罐50根，两天不到就没了，抽烟，备课的时候一直在抽烟。

不久后，儿女众多的苏步青发现，自己连国产香烟都抽不起了。

苏德晶：后来到贵州就不行了，你钱不够用。他开始后来说是抽烟叶子，抽烟叶子吧，烟叶子他卷吧不会卷，从此就戒掉了。

湄潭物价比遵义低，米价只有遵义的三分之一，蔬菜瓜果也不贵，但苏步青一家人丁太多，即使东西便宜，也挡不住每天巨大的伙食耗费。苏步青决定在朝贺寺前的半亩地里，开荒种菜。

苏德晶：我爸爸很会种（菜），他每天就拿那个粪桶，把它拿粪勺子把它舀出来以后，装在桶里挑过来，他光脚干活，我看他。然后呢浇肥，那个种的菜吧特别大，特别好，那冬瓜都这么大。

湄潭人很快都知道了国立浙江大学，有一位叫苏步青的菜农教授。但这种自力更生的做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一家人的困境。

朝贺寺里，苏步青家的油灯每天一直亮到深夜。油灯旁，妻子给孩子们补袜子做布鞋，苏步青则撰写自己的数学著作——《影射曲线概论》。同在湄潭数学系的教授陈建功是苏步青的挚友，早年曾一同留学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陈建功比苏步青提前回国，回国前相约一起去浙大，建设世界一流的数学系。抗战时期，苏步青与陈建功创立的“陈苏学派”逐渐成为世界三大数学流派之一。在中国的一些中学里，开始流行“学数学，去浙大”的说法。

何亚平：浙大的陈苏学派，或者被称作浙大学派，是和国际上的美国芝加哥学派、意大利罗马学派，形成了当时国际数学界三足鼎立之势。

来到湄潭的第二年，竺可桢为苏步青争取到教育部部聘教授的资格，月薪增加到700元，使得苏步青一家的境况得到改善。对于竺可桢的帮助，苏步青在52年后曾有这样的感慨：竺先生这样好的校长，把教授当宝贝，我们怎能不感动呢？当然，我也把竺先生当作知己，凡是他要我做的事，不管情况怎么困难，我都乐意去做。

国立浙江大学到达贵州后，竺可桢的日记里对战事的记录明显减少。1940年8月1日，国立浙江大学成立十三周年。纪念大会上，竺可桢说了这样一番话：抗战时期的国立浙江大学在贵州有特殊的使命，当年王阳明被贬贵州，不到两年便使贵州的文化得到振兴，我们虽不及阳明先生，但凭借一千多学生用尽才智，才能有利于贵州。（浙大之使命。抗战时期在贵州更有特殊之使命。昔阳明先生贬窜龙场，遂成知难行易之学说。在黔不达二年，而闻风兴起，贵州文化为之振兴，阳明先生一人之功能如此，吾辈虽不及阳明，但以一千余师生竭尽知能，当可有裨于黔省。）

幸必达：我记得（浙大）来到遵义以后提倡戒烟，主张政府出面，我们浙大提供一笔经费的援助，那么把戒烟工作搞起来，让老百姓的抽烟减下去。

贵州人种植和吸食鸦片，历史已久。遵义的几条主要街道都有烟馆经营。

幸必达：一个烟馆里头有十几个床铺，那比较一般的，就是很长的一个通铺，每个通铺上面睡多少多少人，那很便宜，进去以后三个铜板，四个铜板可以吸一次烟。

为筹建戒烟所，国立浙江大江在遵义的播声电影院演出话剧《自由兄弟》，将门票收入全部捐办戒烟所。遵义当地人可以免费到戒烟所戒烟，每月还提供两块钱的伙食费。戒烟所成立后，遵义烟民的数量大幅下降。

国立浙江大学迁到贵州后，当地人与浙大师生相处融洽。学校为解决教授子女上学的问题，创办浙大附中。浙大附中将校址设在湄潭，还合并了湄潭中学。湄潭当地的孩子唐德声、龚世俊等，得以和浙大教师员工的孩子们一起上学。

龚世俊：当时我们湄潭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一个封闭，是开放很慢的地方，一般的农村家庭来说，就连读个小学也很不容易，能够考取个中学，考个初中，那是相当不容易了。当然要谈大学的话，有些人根本不晓得大学是个怎么回事，所以浙大来了以后，当然对湄潭的老百姓来说，震动是大的。

1941年6月，国立浙江大学离开杭州时招收的新生，在经历四年的流亡后，迎来了毕业的时刻。这届毕业生共161人，其中女生11人。这一年也是国立浙江大学自流亡以来，在校人数最多的一年，达到1045人。在1937年，学校还只有512人，此后在校人数逐年递增。

国立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谈家桢，晚年谈及当时的师生，能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教学的原因时说：“我们遵循竺校长倡导的求是校训，不图虚名，不尚浮夸，敦厚朴实，实事求是。同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物质条件差，但人的精神是向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