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军西征（7）离桂入黔

1939年4月8日，广西宜山，城外的桔子花已经全部盛开，农民正忙着收获油菜籽。正午刚过，城里响起了这一天的第二次防空警报。宜山城的东门外，早已不见了贩卖蔬菜水果的小贩和收菜籽的农民，一辆载着十几个人和大堆行李的卡车被守城的警察挡在城门外，车上立着一位胡须长及胸口的男子，这个人是正准备到国立浙江大学任教的画家丰子恺。

两个月前，搬迁到广西宜山后的国立浙江大学，遭受了一次最惨烈的轰炸。此后，只要防空警报一响，宜山城里所有的人都会格外紧张，迅速躲入藏身之所，刚到宜山的丰子恺一家，不了解情况，一时间手足无措。由于被拒绝入城，丰子恺只得让卡车司机调转车头，原路后撤了数公里，在路边的一颗大树旁停下来。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这一天也坐在这辆卡车上。

丰一吟（丰子恺之女）：宜山用警报欢迎我们，我们还没进城呢，说是警报，然后肚子很饿大家，因为盼望到了宜山以后就可以吃上饭了，后来就怎么办呢？就逃了，逃到远远的地方。幸亏有一点粽子，4月5号动身，所以呢有粽子吃，那时候粽子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裹嘛，我们大概也是防到有什么意外，所以带了一点粽子。

这一天的经历，丰子恺在7年后的散文《宜山遇炸记》中不无调侃地写道：老幼十人，连司机及几位搭客，都吃着粽子，坐着闲谈。日丽风和，天气晴朗。倘能忘记了在宜山“逃警报”，而当作在西湖上的野餐来看，我们这下午真是幸福！ ——《宜山遇炸记》 丰子恺

到达宜山的首日，丰子恺一家遭遇两次警报，直到天擦黑时才得以进入宜山城。

丰子恺，1898年11月9日出生在江南小镇，浙江崇德县石门湾。16岁时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老师便是后来被称为弘一大师的李叔同。日军占领上海后，丰子恺一家不得不离开石门湾，一路向西流亡。1938年6月24日，丰子恺到达桂林，受聘于桂林师范学校。其间，他在老家崇德的房子，缘缘堂，被日军炮火摧毁。一路逃难，丰子恺感慨颇多，他在《高阳台》一词中写道：千里故乡，六年华屋，匆匆一别俱休。黄发垂髫，飘零常在中流。

1939年3月，丰子恺离开桂林前往宜山。他接受了国立浙江大学的聘请，担任学校的艺术指导。此时距离浙大遭受日军的二五轰炸不过一月。

段怀清：那丰子恺之所以到浙江大学来，我想跟这个马一浮很接近，落难了，要找一个饭碗，浙江大学是一个比较体面的饭碗。

就在丰子恺离开桂林前往宜山的这一天，日本陆相坂垣在师团长会议上宣称：华南进攻到南宁，华北进攻到兰州，方可结束战争。

丰子恺到达宜山的两周前，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刚从重庆参加完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议回到宜山。在路过贵州遵义时，他觉得遵义比宜山更适宜浙大生存。遵义物价很低，大米的价格仅是宜山的三分之一。曾担任贵州公路局局长的宋麟生则建议竺可桢把浙大搬迁到贵州遵义东部的一个小县湄潭。因为湄潭有充足的大房屋，而且物价比遵义更低廉。遵义和湄潭两地，除了没有电之外，物价和房屋都适合一个大学的生存。竺可桢决定，浙大一旦被迫再次搬迁，遵义和湄潭将是首选之地。

在重庆开会期间，49岁的竺可桢向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提出，辞去浙大校长的请求，但陈立夫则要求他继续担任至抗战结束。但从时局来看，战争何时结束，却仍是一个未知数。

丰子恺到达宜山后的第二天，来到城中的文庙，拜会浙江同乡，浙大校长竺可桢。随后便开始在国立浙江大学的教学生活，教授艺术理论和新文学史。

段怀清：他就在浙江大学开始开设五四新文学，浙江大学中文系相对来说，是一个偏于比较传统、比较保守，这样的一个中文系。所以丰子恺这个时候，在这儿来能开设这一门课程，我觉得在当时，确实是一个指标性的意义。

丰子恺一家居住在宜山城外一个叫龙岗园的地方，租自当地一位园丁。就在国立浙江大学给丰子恺下聘书的时候，师生们开始了在宜山的第二个学期。浙大初到宜山时，学生们自发开展了一项课外活动，通过下乡演出话剧、演唱爱国歌曲来宣传抗日，十几个爱好唱歌的学生组织了一个合唱团，并定名为回声歌咏队，但是，歌咏队缺少合适的演唱曲目和音乐指导老师。丰子恺的到来，让合唱队有了一位顶级的音乐指导。丰子恺早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上学时，受老师李叔同的影响，在绘画和音乐上造诣颇高。从此，南国小城广西宜山里，除了刺耳的警报声，还时常回荡着回声歌咏队悠扬的歌声。

从丰子恺居住的龙岗园到上课的教室，要穿过几条街道和一个泥泞的体育场，宜山的人们和浙大的学生每天都能看到这位一身长袍、美髯垂胸、戴着圆边眼镜的老先生姗姗而来。此时，曾邀请丰子恺来浙大的马一浮，已经离开国立浙江大学去了四川乐山，主办复兴书院。相比马一浮，丰子恺的课在国立浙江大学更受欢迎。

段怀清：他讲课的时候，往往就是学生挤满了教室。我们说马一福讲课可能第一次是挤满了，越往后讲学生越少，当然并不意味着马一福讲的课不好，或者讲的课不行，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丰子恺他讲课，可就是一直受学生欢迎，特别他讲艺术这一方面，在教室外面，窗户外面站得都是学生。

丰子恺全家安顿下来后没多久，7月14日，国立浙江大学顺利结束了一个学期的课程，并召开第十二届毕业典礼。这一年国立浙江大学共毕业61人，女生8人，不到四年前入学时人数的三分之一。此时，日军加紧了对广西的军事行动。就在毕业典礼的前一天，距离宜山不远的柳州遭遇日军轰炸，宜山城里的警报声更加频繁了。

丰一吟：住在我们对面的那个一家夫妻两个人，老是喜欢唱歌曲的，唱那些当时的流行歌曲，什么好花不常开啦，好景不常在啦，这些，结果他有一次他也不唱，他就哼，一哼呢，就很像警报声，这样哼起来，只要有一点这种声音，我们就是赶快要逃了，结果逃出去一看，他们说不是的，不是的，是我们在唱歌，哼歌。

7月21日，宜山时晴时雨。午觉醒来，丰子恺准备出门去寻找一个岩洞，以便空袭时全家人躲藏。忽然警报响起，并很快由普通专为紧急。丰子恺赶紧出门，拉住一位熟人询问，才得知这一天日机有可能要轰炸宜山。丰子恺立即将家人分成两组，各自寻找藏身之处。

丰一吟：那么我们家里分成胆大派和胆小派，胆小派呢就是爸爸为首，还有我们一个，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的一个姑妈，她很胆小的，然后嘛，带着我姐姐她们，抱了一个刚刚出生的我弟弟，但是我妈妈因为有外婆了，她不能走，她就属于，胆子也大，胆大派，我就常常跟着胆大派。

离开龙岗园的丰子恺在熟人的帮助下，很快找到一块V字形的大岩石，可以由岔口进入尖角，但上面没有遮拦，并不是洞穴。钻进这块岩石后，丰子恺探身向外望去，顿时吃惊不小。原来这个地点离车站和浙大运动场这样的大目标不过二三百米，倒不如自己居住的龙岗园来得安全。但此时敌机已来，无法再去寻找新的藏身之所。

丰一吟：其实我们住的龙岗园已经是郊外了，那么再逃，逃到田里去了，谁往那边逃，他就跟着那边逃了，逃到看到有个岩石，这个岩石就是一个V字型的，然后我们呢，都躲到里面去，然后里面有个黄蜂窝，有几个女同志怕死了，赶快又出来，但是飞机来了，那个时候你非进去不可，不管黄蜂黑蜂的，只好进去。

与此同时，竺可桢与一群浙大的教师正躲在宜山西门外小龙江边的一个岩洞里，从洞口望出去，有九架敌机自东向西飞临宜山。躲在在V字形岩石里的丰子恺，抬头望着只有一些植物遮挡，没有顶的大岩石，下意识地往树叶下挪了挪身子，他在日后的文章里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思：今天不外三种结果：一是爬起来安然回家；二是炸伤了抬进医院里；三是被炸死在这石凹里。无论哪一种，我只有准备接受。所幸的是，落下的炸弹除了掀起漫天的尘土外，并未伤及藏身岩石里的丰子恺。

这一次轰炸，日军共投弹100多枚，炸死8人。受损最严重的是宜山车站、龙江公园和江头村。轰炸所造成的破坏程度，仅次于2月5日那一天的轰炸。此后，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丰子恺把家中最老的和最小的送到了距离宜山百里之外的思恩县一个学生家里，身边留下了丰一吟在内的四个孩子。

丰一吟：我们小时候是吧，逃难只觉得开心，因为怎么？常常换地方，那么很有趣，很好玩的，其实生活是很苦很苦的，真是很苦的，我也不知道吃了些什么，小的时候无所谓的，少吃一点多吃一点，常常饿肚子也就让它饿着，就这样。

因为战时的交通运输条件限制，一些办公物资的供应，到1939年暑假时已经十分困难，就连最普通的胶水，在宜山也买不到，煤油价格比浙大初到宜山时上涨了3倍多。丰子恺在龙岗园的房屋租金是每月35元桂币，折合法币约17元。这是笔不小的开支，丰子恺认为，以屋而论，房租太贵；但以环境而论，到也不贵。住在龙岗园，警报来临时，能比城里人更快地逃到郊外的岩洞里。关于宜山的警报，丰子恺曾不无调侃的说道：我们与宜山有警报缘，起先在警报中初相见，后来在警报中别离，中间几乎天天逃警报。

在警报声中，丰子恺度过了一个惶恐不安的暑假。紧接着，新学年开始。这一学年，国立浙江大学共招生440人。但是新学期刚刚开课，便传来了桂南会战爆发的消息。1939年秋，日军策划桂南战役，计划侵占中国通往西南大后方的沿海交通线，以封锁中国大后方，阻止中国取道越南运送物资。11月15日，由板垣征四郎率领的第五师团及台湾旅团主力在海空军掩护下，从广西钦州湾登陆，两天内占领防城和钦州。

十天后，南宁沦陷。

从南宁到宜山的距离相当于上海到南京。战争消息传到宜山后，二年级的学生开始罢课，敦促学校搬迁。竺可桢在批评学生罢课的同时，立即召开临时校务会议，决定再次迁校，立即筹备。搬迁的目的地正式确定为贵州遵义，竺可桢还派人先期前往遵义，落实校舍。

赵人龙：浙大（有）一个同学，他说我出一个灯谜，这个灯谜你们猜猜看，浙江大学，打水浒人名一个，水浒人名。大家不大猜得出，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有的学生猜出来了，就是水浒的人名叫时迁，打一个水浒的人名，鼓上蚤时迁，读过水浒传的人可能知道这个名字，时常在搬迁。

再次迁校让丰子恺面露难色，他的家人分住宜山和思恩两处，最老的是72岁的母亲，最小的是刚一岁的女儿，一大家子逃难，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战争让人别无选择，只在宜山待了半年多的丰子恺只得收拾行囊，准备再次流亡。学校确定搬迁后，丰子恺从校务处领到了100元搬迁补贴。

就在国立浙江大学准备第五次搬迁的同时，由杜聿明任军长的国民党第五军赶到了广西宾阳。日军占领南宁后，开始北犯桂南要塞昆仑关。昆仑关在南宁东北50公里处，从南宁至柳州的公路由此通过，这里山峦起伏，地势险要，是桂南进入桂中腹地的必经之路。12月4日，日军占领昆仑关。

全面抗战之初，因参加游击队而离开国立浙江大学的电机系学生刘奎斗，此时已是第五军通信营修理所上尉车辆技士，负责通信营车辆的抢修。1937年11月，刘奎斗参加完炸毁钱塘江大桥的爆破行动后转考陆军机械化学校，7个月后结业，被分配到中国唯一的机械化部队——陆军第五军。跟随第五军，刘奎斗来到了距离宜山300公里外的昆仑关。12月16日，国民党第五军军长杜聿明率部正面攻击邕宾公路的日军，意在先行击破昆仑关及其附近的日军防线。昆仑关战役打响。昆仑关战役期间，刘奎斗带领两名技师，奉命去前线抢修一辆抛锚的通信车。途中，刘奎斗驾驶的工程车遭到日机的轰炸扫射，由于及时躲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只是工程车的车身被击中两弹。到达前线后，他们及时将故障车拖回修理所维修，顺利完成任务。

杨达寿：昆仑关战役打下来之后，因为部队要整编，这个伤亡比较多，要整编。那么刘辉斗呢，就借整编修整的时候，给竺校长写了封信，意思是，能不能，部队要整编，要我回校复学。那么竺校长欣然同意了。那么，在通过正规的复学的考试，刘辉斗也考得比较好，那么就如愿以偿，就是在1940年的3月份就同意他复学。

昆仑关战役打响前，日军已经占领广西宾阳，从宾阳到宜山不到200公里。宾阳沦陷这一天，国立浙江大学的部分师生和竺可桢的孩子第一批离开宜山。

12月13日清晨，宜山的最低气温只有摄氏10度，浙江大学的第一批仪器由水路起运，第一批书籍由两辆汽车起运。26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正式同意浙大迁移贵州。这已是国立浙江大学抗战时期的第五次流亡。丰子恺一家随着流亡的师生也踏上了入黔的道路，但还没有出发就遇到了困难。

丰一吟：那么我父亲呢就跟另外一个老师一起合起来，就是雇了一辆车，讲好1200块到都匀，那时候1200概念不一样，那么付给他100块定金，你明天早上来，然后呢，马上打长途电话通知我们（其他家人），那个时候我们老小都在思恩，现在叫环江这个地方的，通知我们（其他家人）你们赶快，45里路吧大概，到那个德胜，德胜是那个公路上必定经过的地方，就等我们这个车，把你们也载上一起到都匀去，那如果这个成功的话，那就很简单了，但是呢，那个司机贪污了，没来，失约了，把100块钱就是自己用了。无奈中，丰子恺只能让四个儿女分别携带行李各自找车，自己去德胜接母亲等六人，并约定一家人在贵州都匀会合。

丰一吟：那个时候要叫车子，就是说要坐上人去的，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拿一叠钞票，就这么，那个司机开过来的时候，你就这样扬一扬钞票，有的司机是肯停的。

竺安：汽车司机那时候也都发大财，因为他是开车运货的，但同时他就搭黄鱼，所谓搭黄鱼呢，（就是）搭一个人，你要收多少钱，一搭可能搭四五个，十几个，都有的，当然这个汽车超载很危险的，但是那也不管。所以汽车司机特别有钱。

就在国立浙江大学的师生们匆匆离开宜山前往贵州遵义的时候，昆仑关战役打响，有77名学生没有选择向西入黔的道路，而是向南开赴战斗前线昆仑关。

张哲民：当时学生呢，心情都大家很沉迷的，因为老是搬家，老是撤退啊，心情很苦闷的。那么觉得这个情况呢，这个时间还是很好的时间，利用这个时间，搬家不是要很长时间，利用这个时间做点事。

竺可桢亲自授旗给77名国立浙江大学学生组成的战地服务团。随后，77人分两批到昆仑关前线进行慰问演出，并组织救护伤员，代士兵写信等活动。农学院农化系学生戴行均也是这77人之一。

葛起新：戴行均我们在进校的时候嘛，就到天目山，就住在一起，原来学校里同学嘛，又是比较谈得来嘛，就在一起。他是比较活跃的，他组织同乡会啊，其他各种搞宣传啊，当时功课也很紧，他两方面都不顾到，他比较活跃的。

昆仑关战役接近尾声的时候，战地服务团被日军打散，团员们相互间失去联系，各自寻找出路，并陆续到达贵州遵义。到达遵义后，清点人数时发现，戴行均不见了。

张哲民：等了好久没有来，那么当时有两个同学积极性很大的，主动地去到前方去找。

钱熙：我姐夫呢，也是战地服务团的，那么戴行均没回来呢，我姐夫说，我去找找看，有没有他的遗体，结果他就找到一个是蛮像的，是他回来讲戴行军死了。

戴行均去世的消息传到学校后，学生自治会在遵义师范的大礼堂内举行追悼会，挽联上写着：无言的号召。

葛起新：追悼会上心情大家很难过的，因为自己熟悉的同学，平常也经常在一起的，那这样去世了觉得很难过。

学校礼堂里回响着学生自治会集体创作的挽歌：你倒下了，我们知道你是怎样的不愿意，唯有你那无言的号召，响彻在无边的行列里……但是，4个月后，有学生收到一封从上海寄来的信件，信上的署名竟是戴行均，而且他在信中说，不久将回学校。

戴行均死而复生的消息，立即成为国立浙江大学的特大新闻。原来，戴行均在昆仑关战役时被日军俘获，押解到汉口，因为是学生，很快被释放，随后他流亡到了上海。与戴行均同在农学院的蔡致谟，在回忆录里这样记述戴行均回到学校时的情形：一个多月后他来了，还是好好的，宿舍里洋溢着笑语声，大家围着他唱挽歌，他还要笑嘻嘻地说：再唱一遍我听听！他是我所见到的唯一活着听到自己的挽歌的人了。

1939年的最后一天，中国军队收复昆仑关。据日本战后公布的材料，这次战役中，日军第十二旅团班长及军官死亡率达85%以上，士兵死亡4000余人。旅团长中村正雄在昆仑关南5公里的九塘，被郑洞国师第三团击毙，临死前，中村正雄在日记本上写道：帝国皇军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国更强的军队。

收复昆仑关这一天，宜山城共响起了7次警报，安排完当天学校搬迁工作的竺可桢，感慨万分。这一年日记的最后一段文字，他这样写道：三年前的元旦，我与妻子侠魂和孩子们都欢聚在一起，谁料想三年后，侠魂和竺衡去世，其他四个孩子也天各一方，寓所中只有我一个人，真是寂寞之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