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军西征（6）宜山蒙难

1938年11月19日，广西省会桂林北面300公里远的小城宜山，晴空万里。

一大早，城中一个叫群乐社的地方就聚集了一批国民党军官和当地县政府的官员，大幅的挽联使群乐社里气氛凝重。半月前，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蒋百里，因心脏病突发在宜山病逝。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派军训部次长黄琪翔到宜山主持追悼会。这一天是出殡的日子，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也出现在追悼会上。

半个多月前，从江西泰和流亡到广西宜山的国立浙江大学师生，正式开学。校长竺可桢则提前一个月抵达宜山。

国立浙江大学未迁来宜山之前，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浙大迁往贵州安顺，但竺可桢经过实地考察后认为，从广西宜山至贵州安顺一段，只能靠汽车运输，学校一千多人，几千箱图书仪器，要到达安顺，起码费时半年，战时车辆不仅难找，而且运费昂贵，经迁校委员会再三讨论后，决定先迁往广西宜山，然后看战事的变化再行决定。

竺安：因为要考虑到运费的问题，很多这个仪器、设备、图书，还有这个学生，或者家长的行李，那么都尽量走水路，走水路呢就要到广东去，就要从湖南到广东，从广东再到广西，就等于是绕一个圈子，从这个路线来讲呢，距离太远了，但是呢运费便宜。

袁可志（原国立浙江大学电机系36级学生）：我就记得，反正从泰和迁到宜山这段路上有很多人走路的，有很多人走路的。当然有火车的地方还是坐火车。所以呢，有走路的，我记得有一个在路上有一个女生被那个土匪给劫走了，劫走了去啊，说是给他们的土匪头当押寨夫人，结果好了，这个土匪头子，头目，他本人是个大学生，他就把她放回去，把女生放回来了。

广西宜山县是广西庆远地区九县之一，1938年的人口约三十万，人口和赋税均占庆远地区的三分之一。刚刚来到宜山的国立浙江大学师生对这座小城的第一印象是：市面并不繁荣，但物价稳定，环境幽静。

11月，正值广西柚子上市的季节。这也是土木系三年级学生赵人龙在浙大求学的第5个学期。这个学期，赵人龙交纳了20元学费，包括学杂、体育等项目，学费延续了战前的标准。

赵人龙：刚去的（时候），觉得这个地方也不是很富裕的，但是他有一点亚热带地区（的特点），植物生长得不错，水果什么比较多。

施雅风（原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37级学生  89岁）：国民党银行发的叫法币，广西呢叫桂币，广西自己有银行，发的钞票，桂币嘛，两块桂币抵一块（国民党）中央的法币。穿的鞋子呢，男的女的都有襻襻的。那么他们比较凶，我记得吃饭，吃饭不是食堂里面吃饭，食堂里吃饭经常会发生，同学和办食堂人的矛盾，一（起）矛盾以后，厨房的人就拿起刀来。这个时候大家都很害怕的，不敢和广西人吵。

宜山县城不大，从省会桂林入云南的公路和铁路都要通过宜山。宜山城东门外500米处，有一凹字形大建筑，被称为标营。标营前面有一个大操场，是昔日练兵的场所，可容纳两三千人练操，操场外一条名叫龙江的小河蜿蜒南流。

唐觉：宜山我们住的是一个标营，在东门外边，在东门外边有一个叫标营，原来是国民党部队里边的一个营房，所以它四周碉堡都做好的，防空洞都做得很多的。

标营是国立浙江大学二三四年级的男生宿舍，学校还在操场上新建了教室。

葛起新：凳子反正都是竹子做的，因为它竹子很多，广西竹子很多。房子都是竹子编的，墙壁都是竹子编的。上面那个稻草这些东西都是现成的。就（只）两座宿舍比较好，用瓦片，比较正规的。

学校的办公室、图书馆、女生和大一宿舍，以及一部分教室设在城内的文庙。文庙和标营间步行只需十分钟。竺可桢住在城内寓西大街32号，月租金23元法币。城外的小龙江成为浙大学生游泳戏水的好地方，而江边的绿地则是学生们野餐的好去处。

国立浙江大学在宜山开学的当天，军事专家蒋百里也来到宜山。蒋百里在1899年考入国立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后又留学日本、德国，学习军事。将近代西方先进军事理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蒋百里是第一人。他还第一个提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这种战争不是短时间的冲突而是长时间的竞走”；“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不久前，蒋百里接受蒋介石的任命，担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在前往贵州遵义时途经宜山，由于心脏病突发，被迫停留下来。陆军大学在抗战爆发后，从南京迁到湖南桃源，随着日军向武汉逼近，陆军大学又再次向贵州遵义搬迁。就在陆军大学准备搬迁贵州时，10月11日，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命令第六师团向汉口发动攻击。第二天第六师团牛岛支队沿松阳桥、西河泽和浠水大道进攻汉口。10月20日，日军的另一支部队波田支队攻陷湖北大治。4天后，国民党政府统帅部下令放弃武汉，武汉会战日军伤亡10万多人，中国军队伤亡14万人。就在蒋百里抵达宜山的一周前，日军攻陷了武汉三镇，并血洗全城。两周后，日军又攻占岳阳。中国军队的大批伤兵开始向鄂西和桂北疏散。

蒋百里和竺可桢是浙江同乡。在宜山停留的第四天，蒋百里拜访了这位比自己年长八岁的同乡，现任母校校长。竺可桢请蒋百里为学校师生作一次关于持久抗战的演讲，以便在武汉沦陷之后，振奋一下人心，蒋百里欣然应允。但这个约定却成为竺可桢心中永远的遗憾。

与竺可桢会面的当天夜间，蒋百里因心脏病突然去世。第二天，竺可桢得知他的死讯，感叹到：“我听后仿佛晴天霹雳，昨天谈话时还精神矍铄，我还自叹不如，真是悲惨啊!”

11月19日，天刚放亮的时候，竺可桢便来到蒋百里的灵堂。追悼会持续了一个小时，而后在仪仗队和军乐队的伴随下，送殡队伍浩浩荡荡，穿过宜山城，出南门后，将蒋百里的灵柩安葬于宜山城外的南山。抗战胜利后，蒋百里的日本妻子左梅雇船将丈夫的灵柩从广西运到杭州安葬。

此时，尽管武汉已经沦陷，但是千里之外的宜山，除了偶尔的防空警报声之外，还算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一学年国立浙江大学共招生471人，占全国大学录取新生总数的12%，生源大部分来自它流亡时经过的省份：浙江、江西和广西。流亡了一年的国立浙江大学暂时有了一个栖息之地，但疾病却不期而至。

杨士林：（宜山）开始同泰和就不同了，比较起来，所谓瘴气多了，瘴气实际上就是，他四周是山嘛，所以山里边同我们这里雾大的时候一样，有的这种云的样子，那么这个瘴气为什么叫瘴气，就是当地历史上边下来嘛，老百姓都是叫它瘴气，瘴气的坏处就是要生病。

方淑姝：他们（宜山人）吃岩盐，我们是吃海盐，海盐里面有碘，这个岩盐里面没有碘，缺碘的人得大脖子（病）。有一个新同学，我是四年级，有一个一年级的同学从广东来的，看到大脖子吓得就走了，退学了，不上了，不敢在这里。

为了预防缺碘而引起的甲状腺肿大，即大脖子病，江浙一带的学生纷纷写信给家人，要求邮寄紫菜。

方淑姝：紫菜有碘，含碘多的，紫菜又轻，就装在信封里面寄得来，随便哪一家拿到了紫菜，就交给这个饭师傅，就熬汤，每一桌一碗汤，大家吃。

但最危险的疾病并非大脖子病，而是恶性疟疾。参加完蒋百里葬礼后的竺可桢，回到宜山城内的办公室，准备召开校务会议，这时候他得知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任职于江汉工程局，此时也在宜山的侄子竺士楷患上了疟疾。

何亚平：宜山这些地方古人讲，叫作蛮瘴之地，宜山宜水不宜人。主要是指它疟疾横行。那么浙大到了这个地方，也是在劫难逃。学生染病，家属染病，数十人，并且发生了死人事件。

疟疾是由疟原虫引起的寄生虫病，夏秋季发病较多，严重型的疟疾极易致人死亡。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疟疾一年四季都可能发生，很容易流行。宜山旧称“蛮烟瘴雨”之乡，属于亚热带气候，这里温暖多雨。多雨的环境极易滋生蚊子，而蚊子则是传播疟疾的祸首。除气候条件外，战时增加的人口也成为疟疾迅速传播的一个原因。

这时候，从湖北撤下来的十多万伤兵中，有两万多疏散到广西宜山一带。随后，广州的沦陷也迫使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向桂北搬迁，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奉令搬迁到宜山，这使得宜山人口激增，一时间燃料、房屋、食品，特别是药品的供应骤然紧张。

1938年10月17日，是浙江大学师生对疟疾这种疾病，开始感到恐惧的日子。下午四点，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张绍忠向竺可桢报告，其侄女因患疟疾病逝。在随后的两个月中，浙江大学里患疟疾的人数从10多个增加到146人，其中恶性患者占77%，到1939年1月，又增加了200多人，几乎每家都有患病之人。电机系学生袁可志不幸也染上了急性疟疾。

袁可志：我得了一次恶性的疟疾，不是一般的疟疾，一阵冷一阵热的，是高烧不退的疟疾，恶性疟疾很容易死人。

当时治疗疟疾的特效药是扑虐母星和阿的平，浙大离开杭州时所带的这两种药物早已用完，离宜山最近的柳州和桂林却买不到医治疟疾的药物。疾病在蔓延，但药物匮乏，这让师生们惶恐不安。为了解决疟疾的传播，竺可桢对宜山当地的蚊子进行研究，以便确定师生所患的是哪种类型的疟疾，同时派人到梧州和已经沦陷的广州购药。

何亚平：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通过各种渠道，总算是搞到了一点，但是也解决不了那么多患者，主要还是靠自身的抗体，和能够提供的一些，尽量好的这个休养的条件，来渡过这个难关。

随着冬季的到来，传播疟疾的蚊子逐渐减少，到1939年1月底，一度造成全校恐慌的疟疾开始得到控制。就在师生们为疟疾得到控制而高兴的时候，又一场灾难已经悄然而至。

日军占领武汉三镇和广州后，开始对桂林、南宁、贵阳等重要城市进行经常性轰炸。小小的宜山城上空，经常可以看到呼啸而过的日本轰炸机。一旦发现日机，宜山城里便会摇响警报。

赵人龙：一个拿手摇的，摇了后嗡嗡响的，这个（警报声）传的地方不远，你一个地方听得到，另外一个地方听不到，你整个宜山城包括外面听不到，听不到。所以（就）挂灯笼在这个山上。

舒昌荣：一个灯笼预备警报，两个灯笼紧急警报，就这样子就告诉你们快点逃。

为避免给日军提供轰炸目标，宜山当地政府还做了特殊的规定。

赵人龙：一个不能戴镜子，镜子是反光的。一个不许带电筒，还有呢，不许穿白衣服，或者接近白的淡的衣服。

1939年2月5日，农历立春，宜山天气晴朗。南国的立春此时早已显露出丝丝春意，国立浙江大学的学生们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星期天，许多同学组织郊游野餐会，宜山的农民不断地看到浙大学生来到城外的小龙江边，或者附近的山丘上，野餐、合唱。上午，竺可桢和教务长胡刚复带着几个师生，前往宜山城南10公里的太平乡看望从广东逃难来的二百多名儿童。临近中午时分，宜山的防空警报摇响了。

袁可志：那一天正好是中午的时候，我们正在食堂里面，标营，食堂在标营，正在吃饭，吃饭时忽然听见警报了，大家把筷子啪一下放在桌子上就往外跑。

唐觉：因为2月4号听到广播是贵阳炸了嘛，所以那一天2月5号的话，大家都有警惕性的。

袁可志：我跑得快就跑到小龙江岸上躲起来了。那个炸弹下来，有嘘尖叫声的，所以那个时候呢，马上要卧倒啊，还来得及的，卧倒以后炸弹炸起来啊，炸不到你的身上。

张直中：这个炸弹落在我旁边，炸弹炸在泥地上面，泥土像树这样一把起来，资源和许多泥土盖在我身上，但是我并没有受伤。

龙江边有许多天然的岩洞，这些岩洞成为浙大师生躲避轰炸的天然防空洞。

董维良：我跟那个同学我说，我们躲在那个洞里面去吧，跑到里头去呢，那个洞并不大。我们进去了以后呢，看到里面有一条蛇，差不多比我们一个人两个手（臂）伸出来还要长一点，它在那里看着我们。那么我们两个人也看着它，它大概看我们有两个人，它也不敢来惹我们，我们也怕它，也不敢去惹它。然后等到轰完了以后呢，我们出来，我们也走了，相安无事，它还在里头。

方淑姝：到时候跑得太快了，这个洞都找不到了，所以就沿着这个路上走，走到我不是讲有一个坟地吗，那坟地上面碑石，那东边照过来有个影子，我们就两个人穿着旗袍，两个人就躲在那个影子里面。那么炸弹，它来炸了三批，那一批走了以后，我们又爬起来跑，跑到听见飞机，看到来了，我们又躲起来了。

轰炸结束后，经过土木系学生的测量，日军在标营学生宿舍共投弹118枚，二至四年级的男生宿舍，全部被炸毁。

何亚平：那是在宜山时期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情，也是浙大西迁过程当中，损失最惨重的一个事情。大礼堂烧了，教室烧了一些，食堂，浙大唯一西迁的一个钢琴也被日本人炸掉了。而且据有些回忆讲，那一天的轰炸很怪，来了以后，在宜山城区没有丢炸弹，直接就狂轰乱卸地，直接就奔着浙大来的啦。就是说有内奸，恐怕报告了浙江大学就在这个位置，日本人专门是冲着浙江大学来投炸弹的。

在这次轰炸中，宜山市民死伤50多人，国立浙江大学共计损失3万多元，但师生无一伤亡。

赵人龙：大家后来说笑话嘛，说这个日本的航空员都是斗鸡眼，都是斜眼，眼睛斜的，斜视的，对不准。其实，对准没法对准，不可能一个人扔一个炸弹，它是炸弹一大批下来。

唐觉：这里面有一个插曲，我们原来班上有一个，工学院的同学叫孙华，无锡人，他是神精病了，不知道怎么样得来的，那时候没有办法管理他的，把他隔离在农场里边哪一个房间里，关在里边。经过这次大轰炸以后，他忽然跑出来了，说好了，大家都觉得很奇怪的，就是这样子，没有死一个人，反而还得了一个人，病好了。

尽管在这次日军的轰炸中，国立浙江大学的师生无一伤亡，但是轰炸留下的困难却无法躲避，许多男生的衣服和被褥在轰炸中被大火焚毁。这些被毁校舍的照片都是竺可桢亲自拍摄的，整个国立浙江大学西迁时的大部分照片，都出自竺可桢的相机。当天晚上，宜山城里城外到处弥散着硝烟的味道，如何睡觉成了男生们的最大问题。

竺安：那么因为被子、褥子都没有了，晚上睡觉就没有盖的了，马上学校里就发动互救，特别是教师还有一些学生，自己有多余的被子拿出来给他们睡，有地方腾出来可以让他们住。所以没有引起慌乱，也没有引起教学次序的不能维持。

广西宜山遭到轰炸的两周后，湖北宜昌市区遭到更大规模的轰炸，死伤千人。农历元宵节后，中国从南到北的许多地方遭到日军大规模的空袭。元宵节当天，河南郑州遭日军轰炸，死者遍布街头。一个月后，江西南昌沦陷。

竺安：因为当时警报很多，警报很多并不一定每次都轰炸，（实际）轰炸的次数比较少，但是你又不能够不躲起来，那么都是疏散到郊外，疏散到郊外，你一等就一两个钟头，这个时间浪费掉很可惜，那么有的老师就是利用这个时间，躲警报的时间，来给学生讲课。

何亚平：所以浙大数学系当时苏步青先生他们就提出来，干脆咱们就在防空洞里面，山洞里面上课吧，那么章用先生，就是章士钊先生的公子，当时也是浙大请来的年轻教授，他上课的时候黑板没地方放，他就让学生说，挂个绳子把黑板挂在我脖子里，咱们照样上课，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浙大坚持了正常的教学。

这一年，在竺可桢的倡导下，国立浙江大学正式定校训为“求是”二字，并请马一浮围绕求是校训，创作国立浙江大学校歌，以激励困境中的师生。

施雅风：浙江大学以前就叫求是书院，求是书院，那么求是呢，就是求一个事情都要求一个是，就是求真理。

何亚平：1939年正是浙大西迁到广西的宜山，是浙大整个西迁过程当中最艰苦，人心最不稳定的一个时期。有疾病、瘟疫的侵扰，有日本飞机不停地轰炸，当时生活艰苦、医药断绝，教师和学生都人心惶惶。有的教师不辞而别，有19个学生是从泰和迁到广西宜山的时候，受全校学生老师的重托，押运图书仪器设备，结果他们在途中出现了集体逃跑的，这么不光彩的事情。当时，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竺校长对浙大做出最伟大的贡献，也是西迁当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确立了一个求实校训，它就是我们在艰难困苦条件下，浙大的精神支柱，精神支点。

在办学最艰难的时期，国立浙江大学适应东南各省高中毕业生的升学要求，决定在浙江龙泉设立分校，下设文、理、农、工四个学院的龙泉分校先后招生七届。分校从1939年开办，延续到1945年。

日军轰炸宜山国立浙江大学的消息很快传到广西省会桂林，正在桂林师范学校教书的浙江籍画家丰子恺把这件事写进了日记，同时丰子恺做出一个决定，接受国学大师马一浮和浙大校长竺可桢的邀请，去流亡中的国立浙江大学任教。临行前，丰子恺在桂林的朋友为他举行了欢送会，欢送会上，丰子恺对大家说： “浙江大学是我故乡的学校，它对我有着你们不能想象的诱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