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 的个人资料國立浙江大學照片日志列表更多 ![]() | 帮助 |
|
|
6月2日 文军西征(5)悲欣泰和文军西征(5)悲欣泰和 1938年6月30日,江西中部的小县城泰和,天刚蒙蒙亮,上田村萧家的临清书屋里,暂居在此的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就早早起床了,妻子张侠魂正在帮他收拾行李。这一天,竺可桢要赶往已搬迁到武汉的国民政府教育部。 6月初,徐州会战结束后,日军把进攻目标转向中国战时的军政中心——湖北武汉,抗战史上中日双方最大规模的会战,“武汉会战”开始。6月底,沿长江两岸向西进犯武汉的日军,抵达江西境内,并相继攻陷江西北部的马当和彭泽两地。九江附近的长江江面上,已有日军军舰游弋。消息传到同是江西境内的泰和县城,人们开始坐立不安,因战乱西迁到此的国立浙江大学,不得不考虑再次搬迁。 校长竺可桢决定亲自跑一趟,到教育部申请搬迁,并寻找下一处落脚之地。 何亚平(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每一次迁移的地方,都前面去考察、联系,筹划妥当了,再来安排车呀、船呀,行径路线呀,这些很细致的接待工作。 收拾好行李,竺可桢抱了抱家中的几个儿女,然后和妻子一起出门,来到上田村中的大原书院,这是浙大在泰和的临时教室和办公室。大原书院外,停着三辆卡车,文理学院院长胡刚复正在组织一些学生往卡车上搬东西。这一天,与竺可桢同行的浙大师生有二十多人,胡刚复要陪同竺可桢一起去汉口的教育部,而其它学生则赶往武汉会战前线,慰问前方将士。不久前,国立浙江大学师生组织了前方将士慰劳队,决定利用暑假去前线捐赠物品慰问战士,校中教职员工纷纷捐款,购置了一些药品,这次将一路运往武汉。药品装车后,二十多位师生挤进三辆卡车内。竺可桢与妻子张侠魂简单告别后,转身上车。车子开动,车内的学生纷纷向校长夫人挥手告别。 竺安(原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子):因为我母亲在学生当中也有蛮好的口碑,她特别发动家属、女学生支援前方。 何亚平:张侠魂女士也是竺校长重要的一个助手。她对于浙大的学生,尤其是贫苦的女生,只要她知道你有什么困难,她都千方百计地去想办法帮助解决。 7月初,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闷热无风。武汉,地处长江中游,人口200多万。南京沦陷后,重庆成为陪都,但搬迁武汉的军事行政机关和汇集于此的各路政治文化名人,使武汉更像是战时的首都。竺可桢来到武汉后发现,日军要进攻武汉的消息,让这里的人们热血沸腾。“保卫大武汉”是各种报纸醒目的头号标题,报纸上充斥着中国军队源源不断开往前线的消息。为保卫武汉,国民政府在此屯军110多万,空军的整个家底——100架飞机和海军仅有的40艘军舰也先后赶到。与此同时,为安全起见,国民政府的军事行政机关开始陆续迁往重庆。此时,教育部的大部分办公部门已经迁走,只留下位于德租界汉中路第六小学内的临时办公室。 7月4日下午,竺可桢与胡刚复走进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临时办公室。竺可桢向陈立夫陈述说,日军已进犯江西,泰和不再是安全之地,浙大计划再度西迁。听了竺可桢的想法,陈立夫面露难色,他并不主张浙大再迁,谈话无果而终。没有得到教育部的迁校批准,竺可桢忧心忡忡。他觉得,即使短时间内日军无法深入到江西中南部,但只要南昌陷落,浙赣铁路就会中断,到时再迁,为时已晚。于是竺可桢决定暂留汉口,找机会再与教育部协商。因为还兼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一职,竺可桢决定顺路到武汉附近的几个气象测候所检查一下工作。 竺安:他一直是这个眷恋着他的气象研究的事业,他要监管一下气象研究所。 三天后,是七七事变爆发一周年。在武汉三镇。刚刚成立的政治部第三厅组织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战献金”活动。从早到晚,献金的人络绎不绝,连续5天,总捐款金额超过一百万法币。这次活动将武汉民众的抗战热情推到了顶点。捐款最踊跃的,是擦皮鞋的孩子、黄包车夫、码头工人,甚至还有乞丐。汉口孤儿院的孤儿走上街头,义卖报纸,响应“抗战献金”的号召。已抵达汉口的浙大前方将士慰劳队,将准备好的药品全部捐赠给前方部队。这一天,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江西小城泰和,已经放暑假的国立浙江大学,也在竺可桢妻子张侠魂的组织下,举行了纪念活动。 竺安:她就是对于这个,在后方支援抗战真的是非常积极,不遗余力。那么在抗战一周年的时候,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当地的报纸上。 张侠魂是湖南湘乡县人,张家有姐妹四个,侠魂最小。二姐张默君是著名的妇女活动家,《神州女报》创办人。张侠魂从小受姐姐影响,性格开朗正直,并有侠义之气,喜欢冒险。1916年夏天,南苑航空学校试飞飞机,张侠魂搭乘飞行,成为中国第一位乘坐飞机的女性。张侠魂与竺可桢的婚事,由姐姐张默君促成。1918年,张默君在赴美留学期间,结识正在哈佛大学攻读气象学的竺可桢,见竺可桢才华横溢,人品正直,就主动为妹妹牵线。两年后,竺可桢回国,随即与张侠魂结婚,婚后生育三男两女。一家七口,生活幸福美满。国立浙江大学西迁后,张侠魂和五个孩子随着竺可桢一起流亡。 “当民国九年余与侠结婚后来武昌高师,住石灰堰四号凡半年。迄今将十九载,经其处,竟不识其何在矣。屋虽在而人物全非,徒增感慨而已。”(引文:1938年7月8日日记) 离开泰和一个多星期的竺可桢,有些想念家人。 竺安:他们的感情是很好的,我没有见过他们吵架、红脸,但是我父亲作为当时这种受儒教教育的人,他感情不是很外露的。 从测候所回到汉口后,竺可桢邀请担任广西省政府高等顾问的教育家马君武一起吃晚饭。席间,竺可桢提出再迁浙大的想法。马君武告诉他,广西已先后出兵48万,浙大如迁移广西,尚有多余的房屋。 7月10日这一天,在竺可桢努力下,教育部长陈立夫终于同意浙大再次迁校。得到迁校批准后,竺可桢马上雇了一辆车,与助手胡刚复一起,经湖南前往广西,为浙大寻找下一处避难所。 广西桂林,是国民党广西省政府所在地。自古以“山水甲天下”而闻名。全面抗战开始后,大批文化界人士避难于此。作家巴金,就住在漓江东岸。文化名人聚集,使得桂林出版业盛极一时。桂林先后出现大小书店、出版社178家,印刷厂109家,每月平均出书40种,被称为“出版城”。 7月23日,到达桂林的竺可桢与广西省政府教育厅协商,最终落实了浙大的下一个落脚地——广西宜山标营。校址落实后,竺可桢准备和胡刚复一起去宜山实地考察。正要出发时,一封加急电报,拦住了竺可桢。电报上说,竺可桢的夫人张侠魂患痢疾一直未愈,请校长速回泰和。 竺安:发过好几次电报,或者是长途电话,因为也不敢讲详细的病情,只说是病比较厉害,希望他早点回。 看过电报后,竺可桢派胡刚复去宜山考察,自己匆匆赶回泰和。此时,距他离开泰和已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次子竺衡和妻子张侠魂相继得病。 竺安: 有一天晚上就突然我母亲跟我二哥发病,发病了,但是当时我们也不知道,第二天早上才发现,就是我二哥躺在床上起不来了,而且床上全都是拉的大便,后来可能听我姐姐讲,说他们得痢疾了。7月25日傍晚,泰和的天色渐渐变暗,田间劳作的农民已收工回家,上田村显得很安静。赣江大堤上,站着竺可桢的三个孩子,他们朝村外张望着,等待父亲归来。8点过后,一路颠簸的竺可桢终于回到泰和上田村,等候已久的孩子们一下子扑到了父亲的怀里。竺可桢抚慰着几个孩子,却没有看到次子竺衡。 衡,是竺可桢和张侠魂在1924年生下的第二个儿子,自幼聪明懂事,勤奋好学。国立浙江大学西迁泰和后,竺衡在吉安中学二年级读书,他曾这样评价自己:我是一个沉默寡言,忠直、爱自由而又辛勤的新少年。竺衡的性格与父亲十分相似,是竺可桢最疼爱的孩子。 竺安:那么他一看我姐姐跟我们两个,大哥是参军了,二哥怎么没在呢? 他当然就要问我姐姐了,他说衡儿呢,那我姐姐说衡儿没得了。 竺可桢外出后,突发痢疾的竺衡,病情越来越严重。就在竺可桢接到加急电报的前两天,年仅14岁的竺衡在泰和去世。 听到竺衡去世的消息,竺可桢一时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眼泪潸潸而下。 半年前,竺可桢的长子竺津刚刚参军。半年后,次子竺衡又离他而去。丧子之痛,让竺可桢悲伤不已。为缓和情绪,竺可桢不得不先到教务长郑晓沧的家里歇息片刻。此时,生病的妻子张侠魂,还不知道儿子去世的消息。稳定情绪后,竺可桢强忍悲痛,踏进家门,来到妻子的床前。 竺安:当我父亲回来的时候,她已经说话也不大说得出来,就讲了那么一两句,你再不回来我要见不着(你)了。 回家后,竺可桢在病榻前悉心照顾爱妻,寸步不离。略通医术的竺可桢,每天给妻子测脉博,量体温,把病情详细记录在日记本上。他还四处寻医问药,希望张侠魂能早日康复。 竺安:有一点病急乱投医这样子,只要是附近比较有名的医生,西医也请来看,中医也请来看,但是没有有效的药治不了。就因为太偏僻了,比如说,你要到上海,或者到广州什么这些地方去买,那就是太远了,根本也来不及,也没这个条件。 时处乱世,治疗痢疾的特效药无法买到,张侠魂的病情一天一天加重。 竺安: 母亲的病越来越重了,而且也生了褥疮,褥疮一得了以后也是好不的,只能给她经常翻身、擦洗,各种各样的药想得到的药都要试,那么他还是经常给她量体温、量脉搏,脉搏很快,肯定心脏要衰竭那个样子,体温也高起来,也退不下来。 8月3日,时处盛夏,江西泰和潮湿闷热。上午,竺可桢的一些同事陆陆续续走进临清书屋,厢房里的病床上,张侠魂已经处于弥留之际,坐在床头的竺可桢神色悲伤,几个孩子站在床边。 70年后的2008年3月,竺可桢与张侠魂最小的两个孩子竺安和竺宁重访泰和旧居。1938年的场景,仍然清晰地留在垂暮老人的记忆中。睹物思人,八九岁时的记忆布满灰色。 竺安:在这个房间里,我就突然明白了什么叫死亡,知道母亲就要死了,我们就要,就要失去我们慈爱的母亲。 竺宁(原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女):我母亲那个脸上,她是褥疮,脸上纱布贴得都,满脸都是,身上,很痛苦的,当时觉得很害怕,没有母亲了,好像这个世界非常地一种恐惧的感觉。 竺宁:我父亲非常悲痛,几乎要哭出声来,那我父亲也说,20年相亲相爱,你这一朝就甩手走了,非常地悲痛,但是呢也知道是人力无法挽回,非常矛盾的心情下面,非常悲痛地看到我母亲咽了气,走了。 这一天,心情沉痛的竺可桢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简短的文字:“8月3日,星期三,泰和,侠于上午十一点二十四分去世,悲哉!”(引文:竺可桢当天日记) 第二天,张侠魂遗体入殓,竺可桢将妻子平日最喜欢的一块手表和一支自来水钢笔放在棺内,并把一枚银戒指戴在妻子的小手指上。绕棺一周后盖棺,自此,相守近19年的眷侣,天涯永隔。 在竺可桢回到泰和的同时,广西宜山郊外,一处名为标营的空房子里,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胡刚复正在考察新校址。虽然地处郊外,房子也是用竹子和茅棚搭建,条件简陋,但标营周围环境依山傍水,宁静安逸,很适合学习。转了一圈后,胡刚复伸开双臂,这是他考察校址时的“测量工具”。 李曙白:胡刚复搬迁当中的作用,当然非常地大。他整个西迁的策划,西迁的布置安排呀,这些东西都是他打前站,他有一个特点,两手张开来。他先量过,我手张开是,比如说是一米七啊,一米八啊,他先量过的,然后他跑到哪个房子里,几步一下子他就知道这个房子有多大面积,可以干什么事情。 胡刚复与竺可桢是多年的好友,听到张侠魂病逝的消息,非常悲痛,但却不能赶回泰和参加葬礼,落实校址,事关重大。几天来,胡刚复经常联系在泰和的竺可桢,除了一些安慰的话语,他还要跟竺可桢商议迁校的一些具体问题。竺可桢嘱咐胡刚复,尽快落实在广西宜山的校舍。此时,武汉会战正在激烈进行中,竺可桢认为国立浙江大学应立即迁离泰和。 8月10日,被国立浙江大学改为临时礼堂的萧氏宗祠内,传出阵阵哭泣之声,浙大师生正在公祭张侠魂。 何亚平:那是整个浙大西迁当中最悲壮的一次纪念活动,全场痛哭流涕。而且,在她的相片下面,放着的就是她在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的发言稿,可见她在浙大师生心目当中,的的确确是一个十分令人尊敬的师母。 张侠魂追悼会举行3天后,国立浙江大学告别了他们安居半年的江西泰和,开始迁往广西宜山,先行出发的是教职工先遣队。 8月19日,首批图书仪器装船起运; 送走大批师生后,竺可桢组织下葬队,将张侠魂与竺衡的灵柩葬于泰和松山。两天后,竺可桢带着小儿子竺安来到妻子墓前做了最后告别,再一次随学校踏上向西的流亡之路。国立浙江大学离开泰和后,竺可桢没有再回到过这里。半个世纪后,一些浙大的学生陆续重访泰和,却已找不到令人尊敬的校长夫人的墓地。 王明善(江西省浙江大学校友会会长):她的墓地我们在寻访遗址过程当中,一直没有发现。找不到张侠魂女士的墓地,对浙江大学,我想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肖用桁(江西省泰和县博物馆馆长):我有一个朋友,知道这件事就帮我借了一本竺可桢日记,我立即按照日记上所记载的位置进行调查。这个山叫作松毛岭,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被炸了,被盗墓者炸开了,但是墓况很完整。为了对这个墓进一步确认,把那个调查结果发给了竺可桢的儿子竺安。 2008年3月21日,竺安和妹妹竺宁来到泰和,到松毛岭寻找母亲的墓地。 竺安:让我们去确认一下,当然我们也没有这个印象,但是从我的记忆,当时送我母亲入葬的时候,这条路还是有点像的,这个山坡也有点像,但是这个记忆肯定是不准确的。 经过竺安的同意,现场人员开始清理墓葬,一只带着泥土的钢笔被清理出来。 肖用桁(江西省泰和县博物馆馆长):日记上面所记载,下葬的时候,放了三件东西,一个是十七钻的一块表,另外waterman钢笔,还有呢就是一枚银戒指。当时我认为盗墓贼可能把怀表,那个钻石表拿走了,戒指也可能取走了。但是那支钢笔过了几十年可能没有用了,很巧,在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就清理出了一支钢笔。 竺安:把这支钢笔找到了,而且这个钢笔就是waterman牌子的,跟我父亲的记载是完全一样的,这个就确定无疑了。当然心里面很高兴,因为这个,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我离开泰和以后七十年了,从来也没有再去过。 七十年前,张侠魂下葬后,竺可桢随校西迁。这条迁校之路,依然艰难。路途遥远,迁校委员会给每位同学发放20元路费,大家分组前行。有20名学生,,组织步行团,以锻炼社会活动能力。他们引用鲁迅的名著《呐喊》,自称呐喊步行团。步行团分两路,沿途收集各地民风、民俗,还时常登台演出,宣传抗日,到10月底,才安全抵达宜山。 奔向广西宜山的路上,失妻丧子的竺可桢心情沉痛,几乎夜夜失眠,他通过写诗来寄托对妻子的思念。 引用通告此日志的引用通告 URL 是: http://zju-1897.spaces.live.com/blog/cns!474C75FAFB7DB759!242.trak 引用此项的网络日志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