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军西征（4）赣江风雨

1938年3月，江西省中南部的小县城——泰和，春意渐浓。不久前，为躲避战乱西迁至此的国立浙江大学师生，已全部住进泰和城西二点五公里的上田村。泰和又名白下，千里赣江自南往北穿越其中，自古以盛产乌骨鸡闻名。泰和上田村，古时有两座书院，大原书院和华阳书院，村中还有趣园和遐观楼。这里文风鼎盛，曾有无数学子慕名而来。国立浙江大学的师生在这些老宅中稍事安顿后，继续教学。经历千辛万苦的流亡，浙大师生终于在这个安静僻远的小村庄，获得暂时的安定。

何亚平（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在整个西迁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点既是避开了大城市，都在穷乡僻壤，一些战火影响比较小的地方，这既有了一个良好的教学和科研的环境，也有一个比较安定、价格比较低廉的生活条件。

随校西迁的国立浙江大学外文系德文教员米协尔，后来在《前进中的浙江大学》一文中这样写道：“从迁校开始，便抱定念头，绝不迁到汉口、重庆或长沙等大城市，因为已经有很多大学搬迁到了那里，倘如日军逼近，逼迫学校再次迁移，集中在一地是一个错误，而要到那些从未接触大学生活的地方，使大学教育与中国的内地开发得到结合。”

3月24日，盛放的油菜花已将泰和的乡间映成一片金黄。清晨，浙大校长竺可桢的小儿子竺安背起母亲为他准备的书包，和其他几个教授的孩子一起走在田间小路上。这一天，是泰和澄江小学开学的日子。

赣江流经泰和的一段，又名澄江。为使当地孩子和搬迁中的教职工子女都得到良好的教育，国立浙江大学与泰和地方政府联合创设澄江小学，老师全部由浙大高年级学生担任。

竺安：开学没多久，正好是台儿庄大捷，那么就有一次好像是全校大会，其实全校也没多少人啦，有个老师，就是浙大的学生给我们讲事实报告，还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图，台儿庄在什么地方，这个是陇海路，这个是京浦路，旁边有一个支线，支线上这个地方叫台儿庄，在这里打了一个大胜仗。

澄江小学开学前，日军开始攻打徐州。镇守徐州门户台儿庄的中国军队只能背水一战。从24日开始，日军向台儿庄反复猛攻，多次攻入庄内。4月3日，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军队发起全线反攻，激战四天，击溃侵华日军第5、第10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歼灭日军一万多人。台儿庄大捷是抗战爆发后中国正面战场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

台儿庄激战的时候，泰和上田村的大原书院外停下一辆卡车，从车上下来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被尊称为一代宗儒的国学大师马一浮(1883-1967，幼名福田，号湛翁、绍兴上虞人，著名国学大师。)

不久前，马一浮决定去流亡泰和的国立浙江大学任教，讲授国学。听到卡车的声音，校长竺可桢赶紧走出办公室迎接马一浮。此时，距两人初次见面已整整两年。

马一浮祖籍浙江，1883年出生在四川成都。6岁时随父母回到老家——浙江绍兴关东镇，与竺可桢是地地道道的同乡。16岁时，马一浮参加绍兴县的科举考试，应试者中除了鲁迅和他的弟弟周作人，竺可桢的大哥竺可材也在其中。这次科举，马一浮高中榜首，其他几人位居其后。1903年马一浮留学欧美，回国时带着马克思的德文版《资本论》。中年后，马一浮隐居西湖，潜心研究古代哲学、佛学和文学。

段怀清（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他是一个隐士，但是他的这个社会影响力，已经早就越出了杭州，在当时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五四以来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偏保守的这一个知识分子群体里面，马一浮的影响力是普遍存在的。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时候，听人说，那简直这个人厉害得不得了，你要请他来。你得把他请动了，那浙江大学在全国的教育界的地位会马上因为马一浮，你请动了马一浮而得到提升。

两年前，刚刚就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曾两次拜访已经隐居三十多年的马一浮，希望他出山就任国文系教授，但马一浮提出了许多苛刻的条件，拒绝了竺可桢的好意。两年后，他却主动走进国立浙江大学的校门。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杭州接连遭到轰炸。54岁的马一浮也被日军的炮火，赶出了西湖边的书斋。马一浮一家及其门生王星贤等一行15人，随难民颠沛流离。除了随身行李外，书籍就装了一百多箱。他们先逃到桐庐，随后又转至开化。一直过着隐居生活的马一浮，突然被抛入尘世，又逢兵荒马乱，非常不适应，众多的行李和他积攒的大量书籍，也给这次逃难增添了很多负担。听到浙江大学搬迁到泰和的消息，马一浮给竺可桢写了一封求助信。

段怀清：他很快地就对马一浮的来信做出了反应，并非常明确地表达了欢迎之意，欢迎马一浮到浙江大学来任教的。

马一浮来到泰和后，受到国立浙江大学师生的热诚欢迎，在趣园遐观楼前，竺可桢亲自给浙大的教授们拍下这张照片，马一浮站在了正中间。

段怀清：马一浮的身材不高，在浙大的那些知名的教授排队照相的时候，可以看到最矮的那个就是马一浮，而且头颅硕大无比，很大的一个脑袋，留着长须，然后眼睛很大，非常地明亮，有神。

不久后，上田村中的趣园里，马一浮正式开讲国学。这是他第一次将自己的毕生所学，传授给学生们。马一浮满腹经纶，引经据典，来听讲的大多为文科高年级学生，还有一些是对古文有兴趣的老师。竺可桢只要有时间，便会恭敬的坐在第一排，拿出笔和本，像学生一样，认真听老夫子讲之乎者也。

马一浮来到泰和的这个月，很多家在战区的学生领到了教育部发放的第一笔贷金。1938年2月，刚刚上任一个月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公布《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其中规定专科以上学生家在战区，费用来源断绝，经确切的证明必须接受救济的人，可以向所在学校申请贷金。贷金分全额、半额两种，全额每月8-10元，半额每月4-5元。办法还规定，学生毕业后，必须在三年内以其收入归还贷金。

顾建民（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当时由于战争许多学生流离失所，要读书十分困难。陈立夫认为，就是说，学生不仅仅要教，而且要养，于是呢，他就是建议设立代金制，代金制就是由学生向国家借款来维持生活，完成学业。

得知消息后的学生纷纷向学校申请贷金。国立浙江大学的学生大多来自江浙一带。战争爆发后，江浙两省的大部分地区先后沦陷，很多家在沦陷区的学生断绝了经济来源。一年级新生董维良，因为家乡常州已经沦陷，也向学校申请了贷金。

董维良（原国立浙江大学机械系37级学生  89岁）：我是贷金的学生了，很多，我们同学很多都像我一样的，家里都沦陷了，请求贷金这样子的。

顾建民：由于当时法币贬值很快，如果按照当初借的那个数目来偿还的话，等于不还。陈立夫向财政部申请，改贷金制为公费制。

董维良：后来到最后我的毕业证书上面有，整个上学的时候，一共贷的318块钱，可是我后来也没有还。

陈立夫对自己制定的这项政策十分满意，他在199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全赖国家贷金或公费以完成学业的人，共有12800多人，这些都是国家不可或缺的人才。如果没有贷金公费制，不知会有多少人失学，这才是国家的一大损失。

“全赖国家贷金或公费以完成学业者，共达128000余人之多，此等皆是国家不可少之人才。如无贷金及公费制，不知道有多少人失学，将为国家一大损失。”——《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

3月25日，竺可桢的办公室里来了一位青年男子，他的学生陈训慈，浙江图书馆馆长，他此行的目的是与竺可桢商量《四库全书》的运送问题。清乾隆时编撰的四库全书，当时共抄录七部，其中三部早已毁掉。抗战开始后，原在热河、奉天的两部落入敌手。余留的二部，其中原在北京故宫文渊阁的已迁至四川；原在杭州文澜阁的36000多册，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前由浙江图书馆装成140箱，运到浙江富阳存放。随着日军逼近，浙江图书馆想把它运至建德，但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不拨经费。得知情况后，竺可桢马上派校车将四库全书运到建德。后又指派专人，途经五省，几经周折，将四库全书文澜阁本全部安全运抵贵阳附近的地母洞存放，战后运回杭州。

4月，泰和进入雨季。当地人最害怕是就是4月迎梅雨和6月送梅雨的季节。赣江流经泰和，几乎年年泛滥。赣江两岸是泥沙淤积而成的平原，因而常常遭遇水害。国立浙江大学迁到泰和后，师生们大多数居住在当地最富有的乡坤萧百万的宅院里，校长办公室所用的临清书屋，曾是萧百万家族子女读书的私塾；浙大师生用来举行重大活动的礼堂咸正堂，是萧百万家族的宗祠。在这些宅院的楼壁墙角，常能看到淹过的水痕。这些水痕引起了竺可桢和文理学院院长胡刚复的注意。

何亚平：竺校长。就和胡刚富先生一块商议，并且和当时（的）地方当局，以及江西省政府协商，由他们出钱，浙大出力，让那些逃亡的难民，以及当地的农民来做，修了一个十五里长的长堤。

一天，泰和人发现，赣江边出现了一群年轻学生的身影。国立浙江大学土木系的学生在教授唐凤图、吴钟伟的带领下，开始勘测赣江的水位和地基。土木系的学生赵人龙也在其中。

赵人龙：我们正在测量的时候，好多老乡也在看啦，可能是（感到）稀奇，没见过，好多仪器没有见过，主要测的话，把赣江东岸水平线给它测下来，同时在赣江边上设计一个水尺。

经过土木系师生的勘测设计，大堤在四月底开工。两个月后，防洪大堤终于赶在汛期前完工。防洪堤东起泰和县城，西至梁家村，全长七点五公里。第二年洪水来时，躲过灾害的泰和村民，纷纷称颂浙大的功劳。此后，上田村再未遭受水灾，为纪念国立浙江大学的功绩，村民称此堤为“浙大防洪堤”。江边还有一码头称为“浙大码头”，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就在浙大师生为筹建泰和的防洪大堤而忙碌时，《浙大日报》上登出消息，4月10日长沙湖南大学被炸，死伤人数过百，图书馆全毁。这个时候，中国抗战前已有的108所高校，有91所遭受破坏，其中25所被迫停办。被迫停办的学校，教师失业，学生辍学。有的学生因战火阻隔，不能返乡，只能四处流浪。一些学生拿着原有学校的证明，寻找尚在坚持办学的大学“借读”，浙大也收留了不少“借读生”。

李曙白：1938年1月，学校的特种教育委员会（开会）的时候讨论借读生的事情。当时说，浙大决定收50名借读生，借读生的数量还是不少的。这恐怕是流亡过程当中的，一个特别的现象吧。

一天，一个叫盛祖嘉的男生拿着一张原沪江大学的学生证，风尘仆仆的来到泰和，希望能在浙大借读。经校方同意后，一直对遗传学颇感兴趣的盛祖嘉，坚持要去生物系。

盛祖嘉（原国国立浙江大学借读生）：借读嘛因为是抗日战争开始了。原来的沪江大学是没有离开上海，那么我就是不愿意留在上海，我就着跟浙大走了。

在上田村一间普通的民房里，生物系学生正围在一起做实验，盛祖嘉在人群中见到了仰慕已久的生物系教授谈家桢。这间普通的民房，已被谈家桢改造成临时实验室，开展果蝇细胞遗传学的研究。

谈家桢是浙江宁波慈城镇人。1926年，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苏州东吴大学，3年后进入燕京大学，攻读生物学研究生。1934年，谈家桢前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开始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留学生涯。1937年，竺可桢把28岁的谈家桢请进国立浙江大学的校门，他希望谈家桢能把浙大生物系建成一处遗传学科的人才培养和研究基地。受到重用的谈家桢，得以尽情施展自己的才华。然而入校后不久，日军便逼近杭州，国立浙江大学被迫西迁，谈家桢也只得收拾行囊，随校西行。

李曙白：谈家桢走的时候，他就带着一个大木箱子，很大的木箱子，然后一到这个地方，因为他是搞遗传的，那里面许多仪器呀，蒸发皿呀、显微镜呀，包括书籍资料他全部装在这一个箱子里，每到一个地方，他打开箱子，他就可以开始上课，开始做实验了，所以大家就叫他那个箱子是百宝箱。

在泰和，谈家桢决定带领盛祖嘉一起从事一个关于“果蝇基因定位”的课题研究，这个课题需要一定数量的果蝇，按惯例，研究用的果蝇都是在培养室繁殖饲养，但在当时条件下，谈家桢不可能建立培养室。于是，他只能亲自动手，带领自己的学生到野外去捕捉活的果蝇，再精心喂养，以便实验之用。

盛祖嘉：采果蝇就是拿一个瓶子，瓶子里面放点烂香蕉，挂在树上，或者放水边什么地方，你今天放在那边，明天会拿那里面就有果蝇。

泰和乡间，生物系学生采集实验用昆虫的场景，成为上田村的一道风景。

6月初，过了端午，赣江的水温已适宜游泳。一天，竺可桢与体育系主任舒鸿一起畅游赣江，游着游着，两个人发现，这段江流很适合游泳。于是，两人一边游泳，一边用脚勘探，选中一处水流平稳的浅水区，让人用竹竿和绳索圈成一个临时游泳场，供学生使用。于是，游泳成为学生的必修课。

唐觉：浙大的游泳是比较很注重的，舒鸿先生带人游泳是很注意的。所以我们都去游泳的，那时候我们才初学，还不太会游泳的。

为了让新生尽快学会游泳，舒鸿规定，学生必须游完50米方可及格。当时，很多学生从来没有游过泳，一上体育课，见到江水就往后躲。

舒昌荣（原国立浙江大学体育系主任舒鸿之子）：他想了个办法，就是拿个桌子放在潜水的地方，桌子固在水里面，每个人每天要报到的，一定要下水，下水了之后去签报到，既然下了水当然游泳了嘛。

一段时间的练习后，学生们都学会了游泳。这年初夏，泰和的赣江边热闹起来。

赵人龙：学校给我们在江边搭了两个台，那么大家可以学着跳水，一个地方呢，比水面高一米多，一个么大概两米高。我是跳不好，跳的叫冰棍。

方淑姝：我们在泰和那个沙滩很好啊，在赣江里游泳，我也去游泳，我会游泳那时候。

赵人龙：当时我们从浙江来的时候，从杭州来的时候，很少人带游泳裤什么，需要在街上买，所以大家说（泰和的）裁缝师傅发财了。

舒鸿和竺可桢的游泳技术都非常好，竺可桢还常常带家人到赣江中游泳，这张照片是他与小儿子竺安在赣江中的合影。

竺安：只要有机会他就带我去游泳，他自己也喜欢游泳，他也希望小孩对游泳感兴趣。所以我对游泳的兴趣都是他培养出来的。

就在国立浙江大学的学生躲在江西泰和的小城边安心读书时，华北侵华日军已将战场推进到黄河边上。为阻止日军前进,蒋介石在6月9日下令，炸开河南郑州东北花园口附近的黄河大堤。黄河决口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黄河决口迫使更多的苏、浙、皖百姓流离失所。来到江西的难民，缺乏生活来源和依靠。国立浙江大学和江西省政府商议合办垦殖场，一来解决一部分难民的生计问题，二来也可以促进地方的农业发展。国立浙江大学选定沙村附近高垄一带的荒田600多亩，由土木系学生勘定、测绘，建立沙村示范垦殖场，并由农学院负责主持筹划，安置了140多名战区难民。

竺安：为当地服务，这个是（父亲）他一贯的思想，难民完全靠政府救济，那是不可能的，没有那么多钱，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安排他们生产自救，正好泰和它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地方，有很多地方是荒地，那么这些地方让他们开垦起来自食其力，这样子国家也不用负担了，这些难民他生活也安定了。

何亚平：那个垦殖场的地和周边的农田不一样，因为垦殖场当时都是荒地。浙大到那安排了几十户难民，把它都弄成条田。。到现在那个地方都和周边的土地不一样。它就是大田一样的，四方四正的，很有气势，这个地方是他们泰和的农业高产和示范的地方。

6月26日，星期天。这天早晨，农学院学生过兴先起了个大早，洗漱完毕后，换上了深蓝色的校服，这是他在正式的场合下，最后一次穿这身校服了。过兴先匆匆赶往萧氏祠堂，参加国立浙江大学第十一届的毕业典礼。过兴先到达时，祠堂里已经坐满了即将毕业的学生们。祠堂里的讲案上，摆放着一摞盖有国立浙江大学红印的毕业证书。八点半，毕业典礼准时开始。校长竺可桢上台致词，面对70名学生，他发表了讲话《大学毕业生应有的认识与努力》。

毕业典礼结束后，学习成绩一向优秀的过兴先，并没有像大多数同学那样离开学校，而是留校担任助教，并被派往刚刚成立不久的沙村垦殖场工作。

过兴先（原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34级学生  93岁）：到了沙村开荒啊，很简单，因为原来是抛荒（地），原来是熟地，因为战争关系，好多年没有种了，抛荒的地啊，一般土壤的肥力还比较好，种上去容易有比较好的收获。

秋末的一天，沙村附近狭小而泥泞的乡间小道上，出现了背负行囊的过兴先。他是受竺可桢之命，趁农闲来乡间调查农村破产和人口锐减的问题。过兴先考察五个县的农村后，详细地描述了他所看到的情景：“我所到五个县的农村，情况基本相同。只见村村萧条，户户贫困……我没有见到一个老翁，老妇也不多，少数四十岁上下的男子都是病残者，二十上下的男子根本没有。田里的重劳动都由妇女干……婴儿死亡率极高，原来产妇分娩剪脐带的剪刀未经消毒，婴儿感染破伤风细菌而死。”——《沙村一年》 过兴先

送走抗战后的第一批毕业生，国立浙江大学特种教育委员会在校长办公室里召开会议，与会者心情都很紧张，江西北部的马当、彭泽相继失守，泰和已不再是一个安全之地，国立浙江大学不得不考虑再次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