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军西征（2）烽火杭城

1937年2月10日，农历丙子年除夕。清晨，杭州下了一场大雨。上午9点后，天渐渐放晴。灵隐寺内人满为患，香客们前一天夜里就开始排队，争先恐后“烧头香”。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新年，几天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第二次携手合作。内战停止，更多的人能够回家过年。

这天晚上，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只身一人来到杭州城东的刀茅巷，在同事家里吃年夜饭。此时，竺可桢就任浙大校长还不满一年，去年上任时，因并非己愿，只应允教育部帮助浙大度过动荡期，所以没有将南京的家人接到杭州。

春节后，竺可桢一再向教育部反映，提醒他们自己一年的任期已到，请另派人接任浙大校长一职。他的辞呈教育部没有接受，身兼多职的竺可桢只得经常往返于沪宁杭之间。

5月24日，二百多名师生将国立浙江大学新教室楼的大教室挤得满满当当。原子核物理学创始人，1922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尼尔斯•玻尔正在演讲关于原子核的报告。浙江省广播电台全程实况转播。几天前，玻尔夫妇和儿子汉斯访问中国。到达上海后，竺可桢马上派人将玻尔请来杭州，到国立浙江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玻尔用英语演讲，他的儿子汉斯•玻尔配合放幻灯。现场的学生第一次看到了核衰变过程的演示。这一天，17岁的许良英也坐在台下。

许良英（原国立浙江大学物理系39级学生  88岁）：他用英文讲的，没翻译的，所以我因为听力不行啊，只听到一句话，第一句话，Hangzhou is a beautiful city，杭州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他的儿子放幻灯，他讲原子核反应，幻灯里面看看，我有些东西懂的。

玻尔来到杭州后，浙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与王淦昌不离左右，不断向玻尔请教、发问，有时还有争论。5月25日，玻尔离开杭州。送行的路上，束星北与王淦昌依然没有放过与这位物理学大师切磋的机会，玻尔的儿子汉斯在日记中记载：“5月25日，束博士、王博士和何博士陪我们走了一程又一程，并不停地和我父亲讲话，当我们分手时，天正下着雨，但我仍然看到强壮而坚定的束博士面带微笑站立在倾盆大雨中，只为尽可能地与我父亲多争论上几句。” ——《汉斯•玻尔日记》

李曙白：玻尔回去以后，这么一个大家来过了，国内许多对物理很多热衷的一些学生、青年也就给他写信，希望就是玻尔介绍这些学生他们到国外去学习，介绍给一些很著名的导师，玻尔给他们的回信说，你们中国有束星北，有王淦昌这样的物理学家，你们还要到国外干什么呀。

5月里，杭州市政府还举行了建市十周年纪念活动。到1937年，杭州的柏油路已建成10多万平方米。沿西湖一面，铁链水泥栏杆得到改造，还装置了电灯，增设凳椅，方便市民游览休息。起源于南宋时期的西湖十景，与清代新命名的西湖十八景，经过修缮后，更加秀美动人。杭州大小商店一律减价，晚上开游艺会，但这已是杭州人在1937年最后的美好记忆。

两个月后，杭州进入最闷热的季节。7月7日，杭州举行了一场防空演习，第二天，报纸上登出“卢沟桥事变”的消息。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赶往江西庐山，参加由汪精卫和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庐山谈话会”。出席谈话会的共有200多位各党派、民主团体人士以及学者名流。教育界代表中，除了竺可桢，还有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及文学院院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人。关于战时教育问题，代表们达成一项决议，如战事发生，学校不停办。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明确国民党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的态度，是对日采取不求战而应战的政策。5天后，竺可桢回到杭州。此时，国立浙江大学已放暑假，昔日人来人往的校园里，显得十分安静。竺可桢开始忙于下学期教授的聘任及招生工作。29日夜里，竺可桢接到秘书诸葛麒的电话，得知平津失守，南开大学遭到轰炸。

顾建民（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日军在大举进军的同时，他对中国的高校进行了有意的破坏，1937年7月29号，天津沦陷以后，日军对南开大学进行了维持四个小时的集中轰炸，在轰炸之后他还把军车开进了南开大学，把没有炸毁的楼房浇上汽油，进行焚烧，使之成为一片废墟。

这场劫难使南开大学的校舍、图书以及大量教学设施损失惨重，以当时货币计算，损失约300万元法币。校内重达13000斤的校钟也被日军抬走。南开大学成为抗战爆发后，第一所罹难的中国高等学府。

战争爆发前，中国有高等教育院校108所，教师和员工12550人，学生近42000人。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大兴新学后，中国高等教育历经30多年的发展，不断壮大并趋于稳定。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初，开始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进行蓄意破坏。著名的北京大学红楼被日军占领后，变成宪兵队驻地和刑场。清华大学被强占为“北平日本陆军野战医院”。

顾建民：战争爆发以后，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对局势估计不足，对高校是不是内迁也有不同的看法，当时（国民）党内有人甚至提出焦土抗战政策，认为高校不便内迁，与国土共存亡，像平京沪等地的高校，由于缺乏应急机制，导致学校图书设备和资料，随着校舍毁于炮火，损失非常惨重。

得知南开大学被炸的消息后，竺可桢立即赶往南京的国民政府教育部。8月1日，蔡元培、竺可桢等七位教育界人士，联合致电国际联盟知识合作委员会，谴责日本肆意破坏中国教育机关的行为。几天后，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三校联合考试招生，考试照常在南京中央大学内进行。8月12日，上海各大学在闸北、江湾、吴淞等地举行新生入学考试，考试刚刚进行半小时，校方突然宣布停止，劝考生立即离开。第二天，淞沪会战爆发。

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十三（号）星期五，西俗称为大不利，日本侵略中国中部始于今日，实东亚之大不幸也。” 

淞沪会战爆发后的第二天，距上海仅有200公里的杭州城内乌云密布，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因无法返回北平，暂住在杭州朋友家中，他这样描述这一天在杭州的经历：我正坐在柳荫下欣赏湖边浅水中鱼儿穿梭往返，城的这一边隐隐传来阵阵雷声，有人打电话给我：“喂，你听见没有”，接着又是一阵雷声，“是呀，在打雷”，“不是，敌人在轰炸我们的机场”。——蒋梦麟《西潮》

8月14日，日本航空队司令官命令驻守台北的木更津和鹿屋航空联队，袭击杭州笕桥机场及中央航空学校。此时，中国空军第四飞行大队刚刚从河南周家口飞抵杭州。杭州上空，中日之间的首次空战打响。经过半小时的激烈战斗，中国空军击落日机3架、击伤1架，自身无一损伤。年轻的中国空军给日军主力航空联队以沉重打击，联队长石井义剖腹自杀。这场空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斗志。为纪念首次空战胜利，国民党政府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  但日军随即开始在沪宁杭沿线实施报复性轰炸。

笕桥空战的第二天，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首次遭遇轰炸。此时，竺可桢正在赶往南京的长途车上。到达南京后，竺可桢立即赶往北极阁气象台，召开气象研究所的所务会议。会议决定，从18日开始，不向各报提供天气预报，以免日本空军得知天气消息。19日午后，竺可桢正在北极阅气象研究所商谈观测预报部与航空委员会合作的事宜，警报声再次响起。这次，竺可桢和同事们没有躲警报，而是登上看台，观看南京上空的混战。

竺安：开始轰炸的时候呢，气象所的人都在山上面观看，就像看热闹一样，看什么地方炸了，什么地方丢了炸弹，后来突然飞机的声音靠得很近了，炸弹的声音，就地也震动起来了，然后我父亲还有其他的人就赶紧到地下室，等到警报解除了以后出来观察，气象所是没有挨到炸弹，中央大学是给炸了。

南京遭受连续轰炸后，竺可桢开始组织搬迁气象所，同时全家搬至杭州，将刚刚住了两年的南京新寓所托付他人。

竺安：那时候小嘛，搬个家等于去玩。当然我父亲呢是，肯定是恋恋不舍，好不容易建起一个新的房子，还没住多久就要搬走，而且这一搬走，以后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

竺可桢将家人安顿到杭州后，马上回到浙江大学主持工作。为应对战争，国立浙江大学成立特种教育委员会，下设总务、警卫、消防、救护等9个部门，竺可桢担任主席。

此时，淞沪会战进入激烈的对峙阶段，上海的高等教育院校陆续遭遇轰炸。

8月13日至10月15日
同济大学、上海法学院、吴淞商船学校、东南医学院全部被毁；
复旦大学、同德医学院、持志学校大部被毁；
暨南大学、大同大学、正风文学院等局部被毁；
沪江大学、音乐专科学校、上海商学院、市立体育专科等校舍被日军占据。

顾建民：据当时不完全统计，战前高校108所，这108所高校当中陆陆续续受到轰炸达到了91所，其中的25所高校被迫暂停办学。

面对战争，各大高校只有三种选择：一、关闭学校；二、接受日寇和汉奸的“维持”保管；三、向内地迁移。为保存和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人才，众多高校选择了向内地迁移的艰难之路。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也对战时教育做出部署，先后颁布《战时内迁学校处置办法》、《社会教育机关临时工作大纲》等文件。不久，经教育部商讨决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向湖南长沙迁移，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时，北平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三校迁往西安，联合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同时，上海各大高校也开始陆续迁移。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在迁校前，做了一件冒险的事情：我晓得在战事结束以前恐怕没有机会再见到父亲和我的老家，而且战局前途很难逆料，因此我就向朋友借了一辆别克轿车驶回家乡。这时父亲年纪已经很大，看到我回家自然笑逐颜开。我离家重返南京时告诉父亲，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西潮》 蒋梦麟

竺安：当时杭州城谣言很多，再加上有日本的轰炸，人心是比较乱，竺可桢呢是一个头脑冷静，思维是很科学的人，上海离杭州是190公里，如果它不到100公里之内的话，我们是不用迁校的。

9月16日，杭州天气阴沉，这一天是国立浙江大学新学期开学的日子。由于战乱，新学期招收的366名学生中，报到的只有174人。松江战区的考生蔡致谟在这一年考入浙江大学，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日本飞机在我的故乡——松江投过三次炸弹，第三次轰炸正遇两辆客车在松江火车站会车，一阵烧夷弹，烧死了八百多难民！正是那天，我收到了母校国立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单。搭火车往杭州去，颇非易事，沪杭线上，北上南下的火车全塞满了难民。足足受够了五小时活罪，才算到了杭州。”——《随校西迁记》 蔡致谟

174位新生陆续来到杭州，成为国立浙江大学战后招收的第一批学生。

葛起新（原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37级学生  91岁）：我考取了浙大以后呢，九月份就出来报到。

唐觉（原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37级学生  91岁）：一到大学来报到，先要剃光头，要剃一个光头才能够报到。

杨士林（原国立浙江大学化工系37级学生  89岁）：那个时候大学一年级要实行军训，是军事教官来管的，所以他说要你剃光头。

唐觉：那时候我们新生嘛，也有组织的，组织我们要去抗日宣传嘛。

开学两天后，正值“九一八”纪念日。上午七点半，全校师生在细雨中召开“勿忘国耻六周年纪念大会”，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上台致辞，演讲的题目是“日本财政之危机”。随后，竺可桢宣布，一周后，一年级新生要迁至天目山。

何亚平：在八一三以后啊，杭州已经是有点儿人心惶惶了，而刚刚入学的这批小孩子们，竺校长认为应该给他们找一个安静的环境，不要受这些战火纷飞、混乱环境的影响，就选择了西天目（山）的禅源寺。

天目山位于浙江省西北部临安县境内，距杭州94公里。竺可桢与西天目山禅源寺的方丈妙定商议，租借寺院多余的房屋，作为新生教学和生活用房，租金每月四百元。开学后不久，一年级新生坐着校车来到天目山。

葛起欣：学习环境很好，很安静，那山上没有什么其他人，就在一个庙里面。

唐觉：在那边听到这个水声音啊，静的时候沙拉沙拉沙拉，听得很清楚，环境挺适宜读书的。

杨士林：我们住的这个庙很大，禅源寺，里面和尚也很多，所以我们是小和尚，他们是大和尚，我们是光头嘛，所以大和尚带小和尚，他们念经我们念书。

一年级的同学在天目山静心读书后，学校在这里率先推行导师制，这在全国高等教育院校中还属于第一次。但浙大校本部二、三、四年级的同学，却无法安心上课。此时的淞沪会战还在激烈交锋中，中日双方不断向上海增兵，杭州城几乎每天都有警报响起。警报一响，所有师生都必须躲进防空洞或地下室里，没有人知道，上海还能支撑多久。

“自浙大九月廿日上课至十月卅号，六星期中因警报而不能上课时间，自晨至晚平均为16%；最坏为8——9，占28%，；次之下午2——3，为22%。从前以为平均占40%，实过多也。”——竺可桢1937年11月3日日记

9月26日，中秋节过后，杭州满觉陇的桂花在风雨中飘摇落下，散发出淡淡的幽香。这是杭州一景，满陇桂雨，但杭州市民早已无心观赏。这天清晨，六和塔附近的钱塘江畔传来阵阵汽笛声，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铁路桥正式通车。但通车的第一天，迎来的却是逃难大军。这座苦命的大桥，也从这一天开始，源源不断地向上海输送抗战物资。

钱塘江大桥通车的同一天，华北战场上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传遍全国。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口以东5公里处设伏，全歼日军第二十一旅团辎重队一千多人，这是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的首次胜利。10月10日，在平型关大捷的战报中，南京市民度过了中华民国第26个国庆节。4天后，南京朝天宫教育部的临时办公室里，教育部长王世杰接见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竺可桢提出，近来杭州空袭不断，学校很难正常上课，是否需要迁校，想征求教育部的意见。王世杰主张浙大不迁校，他希望浙大留在杭州，分散上课。对于中央大学内迁重庆的事情，王世杰不以为然，他认为战争不久即会结束，中大势必迁回。

竺安：毕竟中国很大，日本很小，所以一般人总是抱着一种乐观主义的心理，打打我们总能打赢的，总是希望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说一开始就准备要迁校什么的，没有这种想法，说不定还打赢了呢。

竺可桢听取教育部的意见后回到杭州，此时杭州城内的各座寺庙里，已经挤满了从淞沪战场上撤下来的伤兵。刊登在第132期良友画报上的这张照片中，杭州寺庙里的尼姑，新购置了缝纫机，正在缝制棉背心送给战士。国立浙江大学内，学生自治会也在赶制棉衣，准备捐献给前方战士用作过冬。不久后，在淞沪会战正面战场没有取得进展的日军，转变了战术。11月5日，日军突然在杭州湾的全公亭、金山卫间登陆，策应上海派遣军迂回包围上海。战局急转直下，8日，蒋介石下令全线撤退。4天后，上海失守。全公亭距杭州市区仅有120公里，国立浙江大学内人心惶惶，校长竺可桢立即决定，举校迁至120公里外的浙江建德。迁校命令下达后，各系迅速准备，但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却不见了踪影。

刘海军：著名教授跑哪去了，因为竺可桢先生要召开教授要商讨怎么应对当前的时局，都要西迁了学校。束星北不见了，到处找学校都没有，家里也没有。问家里说不知道到哪去了，最后有人说我看见束先生，他在一个被临时改造为军营的一个学校操场上，老师不相信，就去找。果然在操场上发现了束星北。这时候束星北什么样子，剃着光头，一身戎装，端着上刺刀的枪，对草札子假想敌，在杀声震天的口号中正在那里练刺杀。

性格冲动的束星北最终被校方召回，准备西迁。

数学系主任苏步青在办公室将图书仪器装箱时，一封从日本发来的电报让苏步青放下了手中的工作。电报的内容是：苏步青的日本岳父病危。在留学日本时，苏步青结识了后来的妻子苏米子，结婚后她随苏步青来到中国。苏步青将电报递给妻子，让妻子选择去向。

苏德晶：我妈妈就这么一句话，就讲你不走嘛我也不会走的。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家里全讲日语，我就知道这么一个印象最深，就讲你不走我也不走，我爸爸讲不走，他要跟学校共存。

11月11日傍晚，深秋的杭州阴冷潮湿，钱塘江被一层薄雾笼罩着。从这一天开始，浙大师生分三批从钱塘江畔的江干码头出发，走水路西行。此时的江干码头，逃难人群如潮水一般。浙大师生在兵慌马乱中，离开了他们心中的天堂——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