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校史，沧桑如斯

1936年1月28日，在一次私人宴会上，竺可桢碰上了地质学家翁文灏。翁文灏透露，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已经辞职，有人主张派他前往；对此，竺未置可否。

2月11日，翁又登门造访，说陈布雷想提议让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竺在表达了相反的意愿之后，又补充道：“若能于浙大有所补益，余亦愿竭全力以赴之”。

2月16日，陈布雷托人给竺可桢捎来口信，说蒋介石约他见面。竺可桢随即去蔡元培处请教，蔡言，最好不去浙大，但蒋不可不见，可见面时予以婉拒。

2月21日，蒋约竺单独谈话，希望竺能“允任”，竺可桢表示“尚须考虑”。

竺可桢如此犹豫，乃是有两方面的原因。这个时候的他尚在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的任上，从事业上看，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热爱的气象专业，觉得即使是“自愿牺牲于一时”，眼下内忧外患的局面也不可能让他有所作为。另一方面，他也感到“大学校长其职务之繁重十倍于研究所所长，且欲见能效非三五年所能为事”，而自己却是一个“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等，且亦不屑为之”的人。

不过，竺也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余若不为浙大谋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而党之被人操纵已无疑义”矣，且“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同时，他的许多同事和学生也劝其接任，夫人张侠魂也言及如今办大学者风气不好，须有正义感者出来，才有改进之期望。竺经过慎重思考和多方咨询，又再与蔡元培以及妻姊张默君等人商量，遂提出“出山”的三个条件，即：“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这些话是当面对陈布雷讲的。在陈看来，经费、人事大权不成问题，唯“不受政党干涉”，恐怕难以接受，他出尚可，唯“大学中训育方面，党部不能不有人在内”；至于“时间以半年为限”，陈也说还是不提为好。蔡元培也认为半年任期过短，可延为一年，后以时间问题暂且搁置不表达成默契。

而蒋介石邀请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实是出不得已。因为早在几个月前，浙大学生为了响应 "一二九"运动，12月11日就联合全杭州学生冒雪上街示威，并准备于21日赴南京请愿。而时任浙大校长的郭任远得知消息之后，便勾结军警于12月20日深夜入校逮捕了12个学生自治会代表，此举引起了学生公愤。12月21日，学生赴城站预备乘火车北上，被站方拒绝之后，愤而站立铁轨，以至省府秘书长黄华表出面谈判。学生整队回校后，旋即成立自治会，部分学生冲进校长公舍，郭从屋后逃出奔往南京。教育部随后宣布开除两名此次运动的学生领袖，这无疑火上浇油，学生于是继续罢课，并坚决拒绝郭返任校长——是为驱郭风潮。驱郭运动一起，浙大校务会议推举郑晓沧为校务长，并期望教育部另行委任校长。但蒋介石认为“此风不可长”，不同意更换校长。以至于这个斗争一直持续了一个月，至1月21日，蒋介石不得不亲临浙大以平息学潮。蒋先召见学生代表，威胁复课；遭到拒绝之后，蒋又对全体学生训话“父辈给你们请来的师长，岂能无理赶走？”“如此将绳之以法。”学生毫不退让，坚持罢课。家乡学校的学生如此不给面子，让蒋介石大为光火，也使蒋意识此举的确无法挽回，需另觅能孚众望者出任浙大校长。

其实郭任远除了对党国一片“赤诚”之外，本来就无甚能力。1933年，郭上任伊始，就在浙大推行党化教育，排挤为人正直的农学院院长许璇。郭任远以当地特产火腿，应加强改进为由，要农学院设立“火腿系”，许璇未予置理，郭任远责其抗命，许璇愤而辞职，郭任远转而委派林学家梁希继任院长，偏偏梁希与许璇是至交，观点一致，梁希也拒不接受任命，继而引起公愤，同院教授金善宝、蔡邦华等６０余人，群起支援，一并离开浙大。这在当年成为农学界的一件大事。1935年，郭任远又擅自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拨给物理系购置仪器设备的外汇专款挪作他用，以至物理系全系教师在春假时通知校长，从暑期起拒绝受聘，以示抗议，物理系多数学生也愤然离校到其他大学就读。郭任远的作为早已让浙大民怨鼎沸，但因为郭对党国忠心可鉴，与浙江省当权者相交甚厚，他竟一直稳坐校长之位。此次倒郭运动之爆发，乃积愤所致，是迟早的结果。

为了缓和人心，蒋介石接受了陈布雷这位有“文胆”之称的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毕业生的建议，邀请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

４月，在得到了校长有独立用人权、当局不得干预的许诺后，竺可桢终于走马上任了。这次倒郭运动如今看来可谓意义非凡，乃浙大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中取得的一项伟大胜利，从此揭开了浙大历史新的一页。

但是竺可桢其人如何，当时的浙大师生并不十分了解。对于竺可桢能有何等作为，浙大师生也是心存疑虑，谁保证竺不是郭任远第二？其中，三十年代在浙大执教的大教授苏步青就对竺可桢能否把浙江大学办好持观望态度。

因为与陈建功有回国后一起到浙大共同把浙大数学系办好的约定，1927年回国后就到浙大执教的苏步青，又因为浙大校长邵裴子深夜敲门直述“你是我们的宝贝”而大受感动，放弃了返回日本的念头，继续留在浙大。

但苏步青却没想到，自己没有走人，邵裴子却先走人了。

邵裴子这位惜才如命的校长可真正称得上是浙大嫡系。身为浙大前身求是书院的高材生，又曾担任浙大前身浙江高等学校的校长，在蒋梦麟任浙大校长时，又代理浙大校长，实际主管浙大校务。1928年，张绍忠到浙大任物理系主任，邵第一年就拨给2万多元的巨款供购买仪器设备及书刊之用，嗣后每年都有万元以上的设备费。苏步青萌生去意之时，邵裴子正赴南京国民党政府讨取经费。听说苏步青要离开浙大的消息后，邵裴子亲自上门挽留，并在几天以后，亲自为苏步青筹到1200块大洋，解决其燃眉之急。

然而1932年，邵裴子便被撤去职务，改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程天放担任浙大校长。一年不到，旋即由郭任远出任校长。可以说一任比一任糟糕，也难怪浙大师生最初对竺的到任予以旁观之态。

1936年4月25日下午，正式接任浙大校长之后，竺可桢在浙大健身房发表了《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的演讲。要求学生"致力学问"、"以身许国"，强调"运用自己思想的重要"，"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讲话中，竺认为办好一所大学，须有充分的图书和仪器，以及一定水平的校舍，尤为重要的，是要延聘一批好教授，“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假使大学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培养出博学笃行的学者”。此次讲话诚恳朴实，与郭之盛气凌人殊为不同，使得浙大师生对竺开始略有好感。

在与陈布雷见面之后，竺可桢就在日记中写道：“办大学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如以和平相号召……余以为大学军队化之办法在现时世界形势之下确合乎潮流，但其失在于流入军国主义，事事惟以实用为依归，不特与中国古代四海之内皆兄弟之精神不合，即与英美各国大学精神在于重个人自由，亦完全不同。” 因此竺决定废止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经验，实施自由民主的办校方针，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教授治教。因为蒋介石已经做出的承诺，竺可桢的想法竟得以实施。

撤销了由郭任远自兼处长的“军事管理处”，竺可桢另建训育委员会，对学生之处分，须训育委员会集体讨论通过，为学校实施民主管理创造条件。这个机构，全国乃浙大首创，后一直延续至1949年全国解放。竺可桢又成立校务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凡重要规章制度、经费预算、聘任、晋升、招生和课程设置等重大问题，概由校务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审议决定。而校务委员和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则遴选作风正派、在学校中有威望的教授担任。

“教授治校”，“第一步在于觅得一群志同道合之教授也”，竺可桢开始在国内外千方百计网罗人才。凡有真才实学的学者，竺可桢都要想办法请来学校执教。对于在海外留学归来有才华的学者，不问是国内哪个学校毕业，竺可桢都委以重任，如年仅28岁的谈家桢，26岁的吴征铠都被聘为教授。在哈佛大学、东南大学和中央气象所同学共事的许多同事和学生，均被竺大力邀请至浙大办学。

出任校长初，竺可桢便多次去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特护病房中看望多年的挚友，哈佛大学研究院同学、科学社同人、东南大学同事胡刚复，敦请他一起办学，竺可桢表示胡刚复不去则决不接受任命。胡刚复在参加中国科学社年会之后，就得了伤寒重症，不省人事整整一个月，在医院刚神志清醒过来。胡刚复见盛情难却，又得知国民党保证不以党务干预办学后，才决定接受聘请，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职务，共同全力把浙江大学办好。

因与胡适辩难“新文学”驰名一时的“学衡派”首领、哈佛大学人文主义大师白壁德的得意门生、“桐城派”嫡传、东南大学外国语系主任梅光迪先生，曾与竺在哈佛同学，在东南大学同事，又共同创办中国科学社，也被竺邀请到浙大担任外文系主任，后担任文学院院长。

农学院院长由东南大学的学生和同事吴福桢担任，史地系主任则由东南大学的学生和同事张其昀担任。

在学生的素质培养上，竺可桢则主张通才教育与技术教育并重。首先，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目标，不仅在于造就多少专家、学者，而在于养成一批公忠坚毅、能当大任、转移国运的人才。他反复告诫一年级新生：“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其次，他认为大学生的知识面宜宽不宜窄，所以他主张学生跨院系选课攻读，他说：“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对一年级学生，加强数、理、化、中文和外文课程，同时又将中国通史等社会科学课程也列为必修课。为了达到打好基础的目的，竺可桢动员了苏步青、王淦昌、谭其骧等许多著名教授为一年级学生讲授基础课；在减少各系专业必修课的同时，鼓励学生按各人所长选修其他课程；有的系还规定学生要选定辅系。例如物理系学生有的以生物系为辅系，机械系学生有选农学的，等等。其目的是扩大学生的知识领域，使学生毕业后能应付多方面工作的需要，适应科学技术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发展趋势。

1936年秋，学校步入正轨。在掌校之后的第一届新生入学典礼上，竺讲演中提到了著名的两个问题，“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战火迅即蔓延到全国。杭州频遭空袭，为安定科研学习环境，竺可桢不得不着手考虑浙大西迁的事务。

1937年11月，浙大西迁浙江建德，这是浙大西迁历程的第一站，自此，浙大离开杭州长达八年。

在西迁途中，竺可桢开始探讨浙大精神的确立。

早在1936年9月18日的演讲中，竺可桢便十分赞赏浙大特有的自求是书院以来一脉相承的朴实严谨的传统学风，并把它概括为"诚"、"勤"两个字，称浙大"学生不浮夸，做事很勤恳，在社会上声誉亦很好。”

1938年11月1日，浙大西迁广西宜山时，竺可桢又作演讲《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决定通过校务会提出以"求是"作为浙大校训。溯源探究之，浙大的前身叫“求是书院”，取自王阳明的“君子之学，唯求其是”，因此，“求是”校训的第一层涵义就是继承和发扬学校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另一方面， "求是" 的英文是Faith of Truth，和哈佛大学的校训（拉丁文Veritas）"不约而同"，唯有洞察中国的现状，发扬“求是”的精神，才能拯救和发展国家。竺可桢尖锐地批评"一般知识分子往往只顾利害，不顾是非，这完全与王阳明先生的'致知'和本校校训'求是'的精神相背谬。"

1939年2月4日，他对一年级新生作了《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讲话，深刻、精辟地阐述了"求是"的涵义。"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而要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要有刻苦耐劳，富于牺牲的精神，"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以使"真理卒以大明"。"求是"就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不惜为真理而献身，提出要"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他列举布鲁诺为了真理被烧死在十字架上；伽理略年近古稀还要被迫认罪；达尔文、赫胥黎等为举世唾骂。“但是他们有那不屈不挠的求是精神，卒能取得最后胜利。”“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之毁誉而动其心哉，此为我校求是精神之精义。”

“求是”乃成为浙大之校训。

竺可桢讲话后的第二天，日军18架飞机在浙大的临时校舍投下118枚炸弹。

确立“求是”为校训后，竺可桢特请马一浮作校歌，马欣然从命。他根据大学的使命特点和校训创作了“大不自多”校歌。此歌分三章。首章说明国立大学之精神；次章说明国立浙江大学之精神，发挥校训"求是"二字之真谛；尾章说明国立浙江大学现在之地位，及其将来之使命。歌词的核心乃“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

马一浮作的这首歌词，因为引用了较多的古典，用的是文言文，不太通俗。竺可桢总觉歌词佶屈聱牙，不甚顺口，拟请丰子恺另写，但丰子恺当年在浙江第一师范就读于李叔同门下的时候，就常常跟随李叔同到马一浮处听他谈哲理和佛学，因此，以为马一浮之词为妙，不愿作词。延至1941年6月，乃由竺校长致函著名作曲家、国立中央音乐学院的应尚能教授，请其试为该词谱曲。同年8月7日，应尚能教授完成谱曲的工作，并寄给浙大。稍后三日，由湄潭二学生将该曲取出，并定于次日的音乐会上演唱。8月10日，在湄潭浙大附中礼堂，由“回声”歌咏队员演唱该曲。8月14日在遵义，由竺校长召集各院院长及涂长望、黄羽仪、张荩谋、苏步青、王劲夫、新聘之金城、丰子恺、邱仲廉及学生代表虞承藻等审查校歌，由“回声”、“大家唱”、“海韵”三队队员八九人演唱，计先后唱三次，全歌需时约三分钟。校歌共分三段： 自“大不自多”至“尔听斯聪”为第一段，“国有成均”至“嗟尔髦士、尚其有闻”为第二段，“念哉典学”至“天下来同”为第三段。竺校长听后感到太长，拟取其第二段或二、三两段，但多数到会者认为该曲为一整体，从词意到曲调均不能分，故仍维持原状。并经校务会议通过，正式定为浙江大学校歌。

1940年初，浙江大学迁到了遵义。浙大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的理科，落户在距遵义75公里的湄潭县城文庙。至此，浙大首迁浙江建德、继迁江西吉安与泰和、广西宜山，终至贵州遵义、湄潭，历经四站，历时三年，行程达五千多里。浙大师生创造的文军长征，可谓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壮举。从此，浙江大学在贵州坚持办学6年半，凝聚了一批著名教授和爱国学生，保住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为中国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湄潭办学期间，由于胡刚复的努力，事必躬亲且认真严格，使浙大理学院迅速进入鼎盛时期，办得很有特色。当时理学院各系不但教学工作出色，科研工作亦蓬勃开展，各系每周均有科学报告会。为了提倡认真读书和科学家献身科学的求是精神，胡还亲自向全校师生作报告，讲述伽利略、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贡献、探索自然规律的求是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并谆谆教诲学生学习他们不畏强暴、坚持科学真理的伟大精神。胡认为一个大学有义务向周围社区传播科学文化，遂向当地群众普及科学知识，鼓励各系推广科研成果，要求各系必须于校庆时向民众开放实验室，安排各种科学实验，以丰富直观的自然现象和认真的讲解使群众了解科学和运用科学。在浙江大学期间，胡还特意为理科各系学生开设了一门“高等物理学”以加深本系和外系学生对物理学的认识，培养学生对边缘科学的兴趣。

在用人上，胡刚复与竺可桢意见一致，认为要成功办学首先要延聘高水平和爱护学生的优秀教授。在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的6年中，除原有教授都安心教学科研外，胡还增聘了数学系蒋硕民、徐瑞云，物理系卢鹤绂、丁绪宝，化学系王葆仁、张其楷，生物系罗宗洛、仲崇信、江希明等教师，阵容大为增强。其次，他认为要有优良的图书、仪器设备，方能请到好教授。当时王葆仁辞去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来浙江大学任化学系主任，就是因为浙江大学化学系的研究条件好，理学院各系图书、设备也都很好。而随着梅光迪的到任，张荫麟、胡刚复、王焕镳、前东大学生的郭斌和（白璧德弟子）、张其昀、陈训慈等亦相继抵达，加上刘节、钱基博等新聘人员，“学衡派”的阵地已移至浙大。郭斌和执掌中文系，邵祖平与吴宓几欲受聘浙大，不能行，其闻新文学派之丰子恺任职浙大，朱光潜说彼向之请教教授新文学，吴大受刺激；外文系则梅光迪主持；史地系则张其昀、张荫麟、钱穆等，人事如此，则发扬“学衡精神”，“大一”要上古文课，文、师学生要上文选课，郭主任还将所有白话作文一律作不及格处理，以至当时中国“三大中学”之一的浙大附中毕业高考，大多转往北大、清华而尽避浙大及中央大学。当时文学院著名教授有钱穆、钱基博、缪钺、丰子恺、王驾吾、向达、孟宪承、陈乐素、郑晓沧、张其昀、贺昌群、夏鼐、郭斌和、黄翼、孙大雨、费巩、吴定良、浦薛风、王庸、刘节、田德望等等，济济一堂，星汉灿烂。

在竺可桢民主、自由的办学方向吸引下，在竺崇高人格感召下，浙大短短时间便云集了不少崇尚科学民主、追求真理、有真才实学、有社会责任感的好教授。他们都各有专长，有不同的学术见解，形成不同的学派，而又能友好共处，在学术辩论与交锋中共同发展，达到极其难得而可贵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境地。尽管在旧中国学者们往往分为留美、留日、留德等派别，各派之中还有不同的系，但在他们身上同样体现出浙大的"求是"精神。因为竺可桢不讲宗派、不持偏见，只看学识。由于竺倡导和身体力行求是校风，强调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教授们只比学术上的贡献和造诣，比对学生的教导和熏陶，使得各个不同的学派都能健康地成长发展，浙大在学术上形成了浓厚的民主气氛，造就了雨后春笋般的优秀人才。半个世纪以后，王淦昌、贝时璋、谈家桢等学者仍深深怀念抗战时期在贵州湄潭的岁月：物质条件极为艰苦，但精神上轻松愉快，学术上蓬勃发展，共同进步，是他们科研生涯中的黄金时期之一。

在全校浓厚的学术氛围中，尽管抗战时期印刷条件和纸张极其困难，这时浙大所出版的学术刊物比战前还要多。校园学术讨论活动十分活跃，如数学系独创的“数学研究”课，成为四年级学生必修，分甲乙二门，每周各举行一次，对报告的遴选和指导十分严格。生物系的学术讨论会常常延续到幕色茫茫。农学院农化系组织土壤肥料、生物化学和农产品制造等三个读书会，每周举行一次，由同学轮流报告，师生共同讨论。其他各系的学术活动也十分频繁。每逢著名科学家的诞辰或忌日，或有意义的纪念日，学校都组织中、大型学术报告纪念会。竺可桢常常亲自主持或亲自作首席发言，如“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伽利略逝世三百周年报告会”和“达尔文进化论与遗传学术讨论”等等。1842～1945年中国物理学会年会曾四次在湄潭召开，一次宣读论文达50余篇。浙大不仅没有在西迁途中被打散、被拖跨，反而从1936年时的三个学院16个系的一所地区性大学，发展为1946年回迁杭州时的6个学院27个系的全国著名大学。不少专业在全国享有盛誉，如物理、化工、农业、数学等，并创建了数学、生物、化学、农经、史地5个研究所，教授也从70余名增加到201名，学生则从600多名发展到2100多名，实在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其中，竺可桢不以个人好恶代替评价人才的客观标准，对于优秀人才也不是简单地委以官职或冠以美名，而是尽全力为其学术上的成长发展创造条件。竺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求是”精神，可谓重要原因。

1944年10月22日，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学家、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博士应竺可桢之邀来到湄潭访问浙大。他惊叹浙大教学、科研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原定三天的参观延长到一周。回到英国后，李约瑟亲自向英国《自然》、《哲学杂志》等刊物推荐发表了一批浙江大学教授的科学论文。从那以后，牛津、剑桥等世界著名大学正式同意浙江大学毕业的优秀学生可免试进入他们的研究生院攻读学位。李约瑟还在1945年10月27日出版的《自然》周刊上著文说：“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学研究活动的一派繁忙景象。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还有世界上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希望。……这里是‘东方剑桥’。”

自竺可桢在浙大建立民主自由学风起，素有革命传统的浙大学生的爱国进步活动又逐渐多起来。而每当危急关头，竺总是义不容辞地站出来，承担责任。对浙大每次发生的学生被捕事件，他都非常关心，积极主动地营救，态度极为诚恳。就这一点而言，竺可桢对学生的真诚爱护，在20世纪的大学校长中恐怕无人出其右。

1936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四周年，浙大时事研究会出纪念墙报，尖锐批评政府，杭州公安局长致函校方，提请注意所谓反动言论。竺可桢不得不出面要求停止壁报张贴，但对该团体的活动未加阻止，也未追究责任。

1936年6月5日，军训官黄云山向竺可桢报道，学生代表昨晚决定参加全国学联救国会，定于今日8时召开全体大会。黄认为这是“反动组织”，而竺只是认为学生擅自停课开会是不能容许的，遂会同郑晓沧、李寿恒找到学生会主席梁涛谈话，后又赶至集会地点劝导学生回教室上课。竺认为梁等任意停课不妥，对梁的辩解也不甚满意，但当黄报告杭州公安局将逮捕梁涛时，竺立即通知梁立即离校避风，由学校做停学一年处理。

1937年6月19日，浙大毕业考试刚结束，竺可桢正在主持毕业生招待会，省党部编排来几个便衣特务诱捕了土木系四年级学生侯焕昭。又从侯的宿舍收出与外文系学生陈怀白的来往信函，其中有批评政府的言论，于是便要求再找陈“谈话”。竺可桢看完信函，认为“亦无甚大逆不道之处”，拒绝了省党部的要求，只是找来时事研究会的负责人，要他们向训育处说明情况，并嘱“以后注意勿再发生误会”，又于24日派训育处陈柏青陪同侯的亲戚将侯保释出来。

1940年，原浙大训导长姜某辞职，经慎重考虑，竺决定起用无党无派、敢于仗义执言的政治学教授费巩出任训导长。费巩是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女婿，不过其父亲费树巍身为袁世凯亲戚却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费巩所景仰的是唐德宗年间的翰林学士陆贽，所信服的是英国的文官制度。他常常用陆贽的言行启导学生：“教以存心仁厚，举止厚重，砥砺风节，持正不阿”。出任训导长之前，费自言道：“本来天性泰然，乃以是否就训导长一事而心绪纷烦。出任则可一展抱负，为学生解除痛苦……不出则惧此一席复不得人，莘莘学子拯拔何日，思维再四，夜眠不安”，在出任后的就职演讲中，费又对学生言道：“训导长有人称为警察厅长。但吾出来做，决不是来做警察厅长或侦察长。吾是拿教授和导师的资格出来的，不过拿导师的职务扩而充之。吾愿做你们的顾问、做你们的保姆，以全体同学的幸福为己任”。他在《就职宣言》中声明：“吾不要训导长的薪俸，仍要教授原薪，一年可省出四五千元钱来，要求拿这笔省出的钱用在学生物质生活的改良上面。”此后，费身体力行，自己动手烧开水给学生烫床上的臭虫。学生宿舍灯光太暗，费便亲自设计一种亮度大而烟气小的植物油灯，用自己的薪金购买玻璃、铅皮等材料，制作800多盏分发各室，并言“灯火改善，足护目力，此亦有益学子终身，虽费似亦值得”。学生们为表达对他的敬重与感激之情，亲切地称之为“费巩灯”。 其间，费为保护学生学籍，免受无理开革，抱病参加会议，在细雨中撑伞缓步来到校本部开会。同学若受迫胁，或有疑难，费会就商于当时国民党遵义地区的专员高文伯，因为他们是留英时的同学。费的仁厚，竟至于达到天真的程度。费巩认为“思想这东西是无法统一的，我们做学生的导师，倒并不是要我们去监督学生的思想，而是要我们去积极培养学生品格”，在费的支持下正式开辟《生活壁报》，鼓励学生畅所欲言，使《生活壁报》成为浙大学生的一个民主论坛。昔年陈布雷就表示过训导长需由党部之人出任，国民党对费担任训导长一职耿耿于怀，指令浙大：“早日物色继任，不容久令非党员摄行”，费身非国民党员，“内外交迫，外则教部之表示，内则尽是谗言”，终于被迫于1941年1月辞职。竺可桢未曾料及数年之后，国民党特务竟在重庆千厮门码头劫持费巩，将费囚禁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最后折磨其致死，尸体被投入歌乐山集中营的镪水池中灭迹。

1942年，浙大学生在遵义开大会决定上街游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撤换贪污腐败的行政院长孔祥熙。这是竺可桢就任浙大校长之后碰到的第一次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且这次游行又发生在国民党的“模范省”贵州，事情显得格外严重。事前西南联大已经举行游行，教育部电令浙大必须阻止这种游行。竺可桢深感事态严重，至学生集会地点，从七点半至九点半，再三劝说学生只在校内活动，不要出外。可是学生情绪高昂，终于还是不受劝阻，于上午十点冲出了学校，上街游行。其时街上军警已密集站岗，竺可桢知道国民党军警已准备镇压，可能发生流血冲突，便立即派人到专员公署和高文伯专员打招呼，请他对学生游行有所谅解，又亲自走访步兵学校校长兼警备司令张卓，请他不要让军警干涉。竺可桢想既不能阻止学生游行，就必须在游行时亲自在场，以尽力维护参加游行学生的安全，防止国民党军队的袭击冲突。遂又手持小旗，赶至学生队伍前头，参加游行。当局果然未敢下手，让学生游行完全程。

蒋介石得知后大为震怒，说要严办。中统局和教育部派要员赶至遵义进行调查，气象所代所长吕炯急电请竺可桢到重庆休假以避危险。迫于形势，竺一方面致电教育部引咎辞职，一方面也不得不开列一批名单给调查官员，同时还处分部分学生。其中，有两名学生按章被予以开除，考虑到开除之后，他们不再是学生，有被捕的危险，竺便推迟公布开除公告，等到地方当局向学校要人时，两名学生已远走高飞了。

没过几天，1月21日，在湄潭的特务又在进步学生潘家苏、滕维藻的床下放置伪造的信件和传单，企图栽赃诬陷。竺可桢闻讯后，立即赶赴湄潭，将二人带回遵义，名为交给遵义专员公署看管，实际是避免让特务直接插手。竺又亲自布置收集证据，调查事实。调查证据期间，竺因脚生冻疮而不能行走，但收集到充足有力的证据之后，竺仍跛着脚高高兴兴地找到高文伯进行说明，终于揭露了事实真相，使特务的阴谋未能得逞。4月，竺可桢到重庆专门为潘、滕事件找到中统局局长徐恩曾，获许探望二人，又在此后把二人保释出来。

潘、滕事件未完，2月19日，史地系学生王蕙和曾任黑白文艺社社长的何友谅在遵义被捕，第二天便押送到贵阳，竺可桢连见一面也来不及。直到1942年5月，竺才在贵阳见到被拘留的王、何二人。后来二人被转送到重庆“战士青年训导团”的集中营。1943年5月，竺只身前往探视，言道“……车至青木关，在站见一穿制服者押一学生模样加手铐者，余为之泪下……”。不久，王得以保释，何却被杀害了。

1944年3月5日凌晨，费巩前往复旦大学授课，在重庆码头失踪。9天后，一位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浙大毕业生将此事告知此时正滞留重庆的竺可桢。竺甚为吃惊，立即去找侍从室的陈布雷、教育部的朱家骅，监察院的程沧波以及救济总署费巩留英的同学高文伯，托他们打听费的下落。竺还和复旦校长联名，正式找重庆卫戍司令彻查费的下落。竺还带头浙大教授联名给教育部和蒋介石，要求维护人权，主持正义。然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咬定未逮捕费，费的下落始终未明。1950年，竺曾上书周恩来，建议查清真相，但由于种种原因，直至竺临终，此案仍未查清。文革之后，方才查证费已被害。

费巩没有救出来，3月29日，费失踪24天后，军统反而将陪送费巩至船码头的邵全声逮捕，诬其为凶手，宣判死刑，并不得与外界联系。此时邵全声毕业三年多，正在重庆教书，已不再是浙大的学生了。但竺可桢痛惜为国家培养的人材横遭摧折，仍义无反顾去多方营救。事过半年，竺终于打听到邵的下落，遂冲破重重阻碍和危险去探监。后来竺写信给当局，再经一年之久，始得将邵从军统监狱转到法院，随后又争取到法院承认邵的罪名不能成立，最后又由竺可桢去签名、盖章将邵保释出来。历时两年半，才从虎口救出一命。1980年在浙大举行的费巩烈士纪念大会上，邵全声谈到此事时，感竺的恩德，激动不已，声泪俱下。

1946年6月13日，杭州五千余学生举行反内战游行示威。17日，浙江省警备副司令竺鸣涛邀请竺可桢吃饭，席间当即开出这大学生7人名单，要求竺予以开除。竺谓“尚需调查”，予以敷衍搪塞。

1947年，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在杭州被捕，被害死于狱中。等到10月29日晚上，为营救于子三而抱病奔波的竺可桢校长赶到监狱时，一个生气勃勃的英俊青年，已变成一具血淋淋的躺在板床上的尸体。国民党特务伪称于是用玻璃片自杀的，要竺可桢签字承认，竺断然拒绝，并在南京对来访的《大公报》、《申报》记者全情倾诉。指出"于子三是好学生，于之死是千古奇冤"，其最后结局将"判明政府法治精神充分与否及保障人权志愿之有无"。竺率先冲破新闻封锁，击破"于子三自杀身亡"的谎言，消息见报后震惊全国。谈话见报后，蒋介石大为震怒，要竺可桢在报上更正，竺斩钉截铁地回答，"报载是事实，无法更正。"并公开表示："一本过去理智态度、求是精神，决不畏难而退，不能以利害得失而放弃追求真理。"他还对浙大全体师生郑重宣告："真理在我们这一边，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南京的金陵大学见到竺的谈话后就与8日全校罢课响应，随后中央大学也罢课响应，很快罢课风潮波及全国，是为“于子三”运动。

1947年11月2日，即于子三被杀害的第四天，浙大学生自治会举行了普选。这一天的竺可桢日记中写道："此次为第一次普选制"，当选者中"左派几占十之七八……故料想反政府之行为必层出不穷也。" 但爱护学生是他作为校长的天职，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过。

11月10日，国民党青年部长陈学屏提到这次罢课浪潮时说，这次学潮根子“仍在浙大本身”，因为有竺可桢这样“国内第一流校长”，在学潮中“属于第三者之态度”之故。

对于于子三的尸体，浙江省主席沈鸿烈要求立即埋掉，被竺可桢拒绝。11月28日，竺亲自在凤凰山为于子三查勘坟地。经竺不懈努力，当局终于同意48年1月4日浙大学生集体出殡。但及至出殡前一天，当局又突然变卦，禁止出殡。又于4日当天派两只流氓队伍入学校骚扰殴打学生。为了抗议这次暴行，浙大学生又罢课三天。教育部甚为紧张，又派特派员程其保前来安抚。程提到开除学生时，竺对曰：“校中开除学生，需凭个人行为，不能任意开革，否则莫须有之事如何服人？”当局又开出要捉拿的学生名单，竺认为凭空捏造，不予理睬。并言道“浙大向来事事公开”，“校内不知谁是蓄意捣乱之共产党”，“吾人总须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竺提出折衷方案，学生送殡不集体步行，改为汽车载送，当局也巴不得早日息事宁人，48年3月14日，于终于得以下葬凤凰山。

“于子三”运动是解放前最后一次全国规模的学运，他发端于浙大，在浙大斗争持续长达四个半月，乃是浙大学生秉承“求是”校训，顽强不屈为真理英勇奋斗之体现。

整个于子三运动中，竺可桢不畏强暴、不顾个人安危、全心全意爱护学校和学生，言行感人肺腑，成为学生最有力的精神支柱。竺可桢的人格力量，他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求是"精神对塑造老浙大莘莘学子的人格起着巨大的作用，因竺在浙大建立起的民主自由学风，浙大还享有"民主堡垒"的美誉。

1946年秋，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大学迁回杭州。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时，竺可桢便致电龙泉分校，提醒要收回浙大在杭诸产业。又于8月16日，和土木工程系主任吴馥初商议杭州校址新建设规划，19日，召开教授会，讨论迁校，25日，即席演讲《战后大学教育》。9月14日，竺又召开校务会议，提出，浙大将来须办成三千人之大学，水平绝不能降低。10月18日，竺回到阔别八年的杭州，视察浙大校舍。11月8日，浙大终于在杭州举行了抗战八年后的第一个开学典礼。

1946年4月1日，浙大校庆49周年，时值竺可桢掌校十周年，不少人建议两庆合一，竺却认为，自己来校不过十年，而苏步青等人来校已十五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应当为他们庆贺。在他的倡导下，各系纷纷任教二、三十年之教授开庆祝会，竺一一亲临祝贺。

校庆之后，浙大开始了繁忙的迁校工作。5月11日，贵州遵义教育文化界举行了欢送会，中旬浙大开始复员。至年中，浙大终于全员返回杭州。

8月30日，竺决意辞去兼了十年之久的气象研究所所长一职，决心专心致志在浙大办学。他写信给贝时璋，劝其不去北大来浙大；人类学家吴定良未受中央研究院重用，竺认为其在人类学颇有造诣，立即聘至浙大，后吴在浙大创办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竺又邀请知名法学家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李浩培创办法学院；贵阳医学院院长李宗恩担任医学院召集人，后李宗恩北上担任母校协和医学院召集人，遂改由王季午担任医学院召集人。

此时浙大和厦大还发生了争夺教授的佳话。二战结束前夕卢嘉锡还在美国时，就先后收到厦门大学校长和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发来的信函和电报，邀请卢回国后到各自学校任化学系主任兼教授。盛情难却，加上远隔万里，又是战时联系困难，卢两边都没法回绝。一踏上故土，正在上海的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胡刚复教授就亲自给卢送来了聘书。可是回到厦门后，母校厦门大学也坚决不放卢走。两校谁也不让谁，卢一时处于“情”与“义”两难的境地。幸好有人两边说和，让卢同时在两校任教，常住厦门、在厦门大学化学系任课，隔些时间到浙江大学化学系讲一段课，这才使两校的争端得以解决。于是，卢1946年先在厦大讲课，11月底再赶赴浙江大学任课（浙大刚由贵州遵义迁回杭州，12月份才开学）。1947年春当卢在浙大第一次讲课结束离开学校前，140多名师生联名写信挽留，连当时的代理校长郑晓沧也在挽留信上签了名。1948年秋天，卢又再次来到浙江大学讲课。至1949年，卢才辞去浙江大学化学系主任和教授一职。

至1948年3月底，浙江大学已发展成为拥有文、理、工、农、师范、法、医７个学院、25个系、9个研究所、1个研究室的综合性大学。

1948年底，浙大同事为解决子女上大学之问题，办了一个补习班，提出只要在补习班学习成绩合格，既可免试入浙大。这一要求在校务会上得以通过。竺可桢得知此事之后，颇不以为然，这是“不顾公平是非舆论”，如果浙大子女可免试入学，“我们就成为特殊阶级”，在竺的坚持下，这个决定被否决了。

1949年3月7日，是竺可桢六十华诞。虽然竺对自己生日历来秘而不宣，但还是被人探听出来，广为宣传。气象学界准备为他出专集、辟纪念室。浙大更为热闹，校内和各地校友送来不少贺函、贺电、贺仪，以至于竺在《浙大日刊》刊登启事：礼品一概不收，开会一概不到。3月6日，学生自治会开盛大祝寿晚会，竺辞而不往；3月7日，学生提出建竺可桢图书室，竺谓：人尚健在，何必有此举。3月8日，学生为他生日大做广告，他将贺礼一律退还。学生又向他献旗，上书“浙大保姆”。

从1936年4月25日至1949年春，竺可桢担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已13年。期间他曾在庐山受训，却没有参加国民党，国民党对他十分不欣赏，国民党的教育部几乎每年都要考虑更换他。只因为竺校长在浙江大学很得人心，管理有方，另外由于陈布雷与他私人有深交，才得以留下来。

如此一直到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已获全胜，并开始准备渡江，此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杭立武来电催他赴台湾。竺可桢决心留下，此事他当然不能公开宣布。就在4月下半月，国民党教育部又下了一道命令，要竺可桢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竺可桢经过考虑，用拖延法应付，按兵不动。但事与愿违。在杭州解放前几天，国民党又来了一道命令，内容和上次一样，但文件是由浙江警备司令部转来的。此时竺可桢觉得这一次由军方转，是一个信号，如果不去，军队就可以抓他去，“再四思维，不得不出之一走”，于是竺决定去上海，但家属仍留在杭州，他到上海后再想办法。 临别之际，留信给浙大应变委员会，言及保安司令已答应不入学校捕人，又勉励委员会诸君“发扬浙大”。到了上海，他还是住枫林桥中央研究院。按照惯例，他下榻于楼梯对面的贵宾室，那是他每去上海必住的地方。此时的中央研究院也已慌乱一片。有几个所已经搬去台湾，化学所已决定不搬。所长吴学周早已接待中国共产党党组织从东北派来上海招聘人才的张大煜先生，当然，他会设法去帮助竺可桢先生。5月1日，浙大全校师生来电，请竺可桢立即回杭，此时此刻竺已身不由己，无从回杭。5月6日，竺可桢从楼梯上下来，正碰见蒋经国，蒋问："你怎么还没有走?"竺正在支吾，蒋补充说："我叫人去为你买机票。"竺说："历史兴替，大势已去，台湾能维持多久？您与令尊经历不同，依我看，您也不必去台湾了。"蒋经国生气地说："人各有志。"不欢而散。5月17日，台大傅斯年来电邀请赴台，竺婉言辞谢。竺与吴学周商议，为确保安全，吴建议竺立即从贵宾室搬到一间实验室中。竺可桢住进以后整日闭门，一天三餐定时送，在房中看书消遣。上海小报一度报道竺可桢失踪。那时上海已很不安定，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官员忙于逃跑，所以没有人注意。1949年5月3日杭州市解放，同年5月27日上海市解放。

竺在沪逗留期间，浙大师生和上海浙大校友会多次请求竺返回浙大继续主事。特别是7月3日上海浙大校友会举行常年大会，内容之一便是热烈欢迎竺可桢校长。出席校友达600余人，盛况空前。两周后，北平中山公园又有浙大校友两百余人集会，恳切竺可桢回浙大继续长校。情真意切，竺为之动容，言不能答。然竺认为自己盛年不再，虽浙大师生一再挽留，最后终于无效。不过，他非常希望今后能有一位合适之人出任校长。直至9月1日，得知国家派任马寅初任浙江大学校长后，竺才略感宽慰。

10月16日，为建设新中国科研事业，竺可桢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想不到，此次一别，竟再也没有能踏回浙大半步。他更想不到，马出任浙大校长不到2年，旋即调至北京大学任校长，此后的浙大竟因种种原因分崩离析，鼎盛不在。

新中国的成立，百废待兴，国家决定抽调浙江大学部分师生参与组建中国科学院。随着竺可桢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贝时璋离开浙江大学到上海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任所长。浙江大学物理系主任王淦昌调至中国科学院物理所、苏联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后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副所长。浙江大学教务长王葆仁调至上海任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所副所长。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蔡邦华调至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任副所长。罗宗洛离开浙大，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所所长。陈述彭奉调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后任中国科学院遥感所名誉所长。姚錱调至上海中国科学院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后任室主任、副所长。钱人元调至中国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后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沈善炯调至上海中国科学院抗生素工作委员会，现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邹元燨调至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前身）任研究员和室主任，后出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副所长兼室主任。

接着，1950年胡刚复辞去了浙江大学的教职，应茅以升之聘去唐山交通大学和北洋大学任教。

1952年前后，国家进行院系调整，决定对浙江大学作如下调整。

浙江大学理学院化学系、数学系、生物系、物理系并入复旦大学。

浙江大学理学院地理系并入华东师大和南京大学地理系。

浙江大学理学院药学系并入上海第一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与浙江省立医学院合并名为浙江医学院。

浙江大学文学院人类学系等部分系科也并入复旦大学。

浙江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和理学院等部分教师和之江大学合并为浙江师范学院。

浙江大学法学院停办。

浙江大学农学院独立成为浙江农学院。

浙江大学农学院农化系与其他院校合并组成南工食品工业系，1958年东迁无锡独立成锡轻工业学院，后改名为无锡轻工大学。

浙江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与其他院校合并组成东北林学院。

浙江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学系等与其他院校合并组成南京农学院。

此外，浙江大学有关学科是师生还被分别调至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工学院、山东大学等。

嗣后，谭其骧言道，“1950年，浙大宣布停办历史系，我不得不离开浙大，转来复旦。我相信，浙大若能像竺老当校长时那样继续办下去，我是不会离开浙大的。” 然而，谭其骧终究随着浙江大学历史系到复旦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

而此时的浙江大学虽被定位为纯工科学校，却只保留原工学院电机、机械、化工等部分系科。

浙江大学工学院航空系在南京与其他院校合并成立华东航空学院。后成为西北工业大学。

浙江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的水利组调至在南京的华东水利学院，后更名为河海大学。

浙江大学工学院电机系无线电组师生及设备全部并入南工电信系而建成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后为东南大学。

而教务总长、航空系首任主任范绪箕则被调离浙大，担任新创办的华东航空学院筹备小组的召集人，后调至上海交通大学担任校长。航空系在任系主任梁守槃则奉调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任系主任，土木系主任钱令希调至大连工学院，后任工程力学研究所所长，副院长。机械系主任程孝刚调至上海交通大学，后出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拖至1958年，工学院院长、化工系主任李寿恒也调至浙江省化工研究所任副所长，后任浙江化工学院院长。工学院五大系，竟只剩电机系主任王国松留守浙大。

这次院系调整中，物理系教授何增禄并没有随浙江大学物理系调到复旦，而是留在浙大带领一批青年教师和技术员筹建了全国第一个光学仪器专业，担任主任，为国家光学研究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但至1955年，何还是被调到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筹建高真空技术专业。同样在这一年，从浙大毕业，到英国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又于49年回国在浙江大学任教的胡济民被调到北京筹建和主持我国第一个专门培养原子能科技人材的“物理研究室”，后来该室改为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胡济民担任首任系主任直至1986年。

虽然浙江大学农学院农化系调至南京工学院，浙江大学农化系奉命撤销，停止招生，但原浙江大学农化系主任朱祖祥仍坚信，农学院终将恢复土化系。因此，在农化系撤销后，朱祖祥一直未应聘去南京农学院和其他邀请单位工作，仍坚持在原校教授普通土壤学。此后，浙江大学农学院独立成浙江农学院，至1955年，朱祖祥终于受命重建浙江农学院农土化系。1980年，朱成为在杭高校当选的第一位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1996年，朱还和苏步青、谈家桢提议将浙大分离出在杭州的几个院校合并。可惜尚未如愿，朱便辞世了。

诺大一所浙大经此调整，拆得七零八落，科研地位一落千丈。直至1968年，浙大才恭添国家重点院校之列。在1952年到1968年这16年间，浙大至多也只是在地方性院校中差可比拟。

这个境况的尴尬，使得1956高教部杨秀峰部长到浙大做中国高等教育的报告时，也不得不说，1952年的院系调整，把综合性的浙江大学拆散了，变成单纯的工科大学，对浙大，对浙江来说，是很大的损失。杨说对于一所学校，校风至关重要。而好校风的形成，决非一朝一夕之功。浙大有很良好的求是校风，是国内不多的知名学府，如果当时不将她拆散，而是完整地保留下来，也许意义更大。

这些人员自调出之后，很少再回到浙大团聚。唯一一次，可能就是文革期间，将浙大旧时人员三百多人都集中在浙大六和塔三分部学习数月。不过，其中的境况可不甚妙，经此一劫，浙大教授或死或伤，郑晓沧、孟宪承、夏承焘、赵九章、蔡邦华、苏步青、谈家桢、谷超豪、施雅风、钱人元等等，都有一番不忍回首的遭遇。

1939年，浙大西迁途中，曾得到党国密令，就地解散，师生可并入中央大学。这个电令激起了浙大师生的愤怒，经历艰难险阻，长途跋涉，却面临要求解散之残酷现实，部分师生以至恸哭失声。竺可桢经与浙大师生商议，拒绝了电令，最后迁至遵义湄潭办学。虽然这再次令蒋介石不悦，但是，浙大仍能够从政府获得教育经费，这其中，或许有校友陈布雷从中斡旋不无关系。然而，这样的运气终不再有。当年获许政治不干预教学方才上任的校长挂职北上，过去竺可桢被称为“浙大保姆”，言下之意，乃是师生受其庇护颇多。然而，这个“保姆”五十年代看着任职校长十三年的浙大分崩离析，而无法施以援手；六十年代以后，自身便身处险境，更遑论他顾了。1948年的开学典礼上，竺尚言道：“目前苏联供给我们以马列主义，美国供给我以白米面包，但吾人生而有知，应该有独立之思想，不能人云亦云，食人唾余更属可鄙”，然而，数年之后，浙大终于无法再秉承独立办学，自由民主的宗旨，“民主堡垒”、“东方剑桥”俱已成为昨日云烟，工科学校的定义，倒是符合此时的内涵。

现在的浙大，是1998年由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四校合并而成。当初一体而分，现在重新团聚，也了却了部分老校友的心愿，虽然当初分出之部分院系已经无法回归。

不过，即便回归又便如何？精神不在也只是徒具其表。

但愿并非如此。

辰羲

2002年3月3日于玉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