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历程 永恒精神

——浙江大学简史

前 言

大学是个美丽的字眼，是探求高深学问、追求真理、反思人类生活的场所，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精神殿堂，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她保存、传递、创造和应用高深知识，使人类因此而走向光明灿烂的前景；她胸怀宽广，气度恢宏，充溢着一种大象无形的灵性氛围和神圣精神。

大学的发展是一根生命的线，在代代的延续中串着那个时代或明或暗的光芒，以时而强劲的脉搏和时而微弱的气息游移在历史的长廊之中。大学的理想、大学的职能伴随着大学的沧桑变迁，在历史的巷道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辙迹。

浙江大学就是这样的一所有着具有深厚历史积淀和独特文化个性、在中国教育史留下浓墨重彩、并继续谱写新的华章的著名学府。她以海纳江河般的胸怀汇聚天下英才，吸引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俊彦；她以坚定不移的信念，一百年来力行求是，追求卓越，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辉煌。历史绵延不绝，求是精神永驻。

晨曦——求是书院的创建与发展

公元1897年5月21日，求是书院在杭州开学。它是浙江近代高等教育的开始。在长达2000多年封建社会襁褓中诞生的求是书院，尽管带着那个时代的明显特征，并且与后来兴旺发达的浙江大学比起来相差甚远，然而作为继北洋公学（天津大学前身，1895年创立）、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1896年创立）之后，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三所新式高等学堂，求是书院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她犹如一缕晨曦，预示着科学时代的光芒即将照耀华夏神州。

19世纪末的中国，国内矛盾尖锐，外敌觊觎日深。内外交困之下，国势更加飘摇。至1894年甲午战争清军惨败后，国人的震惊诚如谭嗣同的诗句所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为探索救亡图存之路，反对守旧、力主变革的维新思想迅速崛起。在此思潮推动之下，废科举、兴学校，尤其是兴办新式高等教育，培育合乎时代需要的实际人才，渐为国人所知。从1895年康有为会同18省的1300余名应试举人发起“公车上书”，至1898年维新变法正式实施的几年间，全国开始涌现各种新办的学堂。包括求是书院在内的中国近代教育，特别是近代高等教育，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

1．1 求是书院创立、发展和沿革

“公车上书”后的第二年，在浙江出现了两次重要的人事变动：一是廖寿丰（字谷士）来浙江任巡抚；二是林启（字迪臣）由衢州调任杭州知府。林启到任后，认为杭州已有的书院“只空谈义理，溺志词章”，已不能适应革新与建设的需要。于是筹建新式学堂的想法在他心中更加强烈。一次，林启受命查办杭州蒲场巷（现为大学路）内普慈寺僧人不法案件，籍没了寺产。借此机会，他和杭州一些士绅商议，呈报巡抚廖寿丰，极力建议利用寺屋开办新式学堂。在多方促进下，决定就寺兴学，以普慈寺为院址，由林启负责筹建，并定名为求是书院。1897年农历正月，办学之议，几经周折，奏报清廷获准，求是书院创立。这就是浙江大学最初的前身，也是浙江在省城率先建立的一所新式高等学堂。1897年5月21日，求是书院在杭州开学。作为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几所中西式高等学堂之一，求是书院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对于求是书院的创办宗旨，1897年廖寿丰在《奏为浙江省城专设书院兼课中西实学恭折》中已经阐明，这也是林启等人的办学主张：“居今日而图治，以培养人才为第一义；居今日而育才，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对招收学生，求是书院也有甄别标准。在《求是书院章程》第四款“学生”栏内，第一条标准就是要“行诣笃实”。因为“讲求实学，要必先正其志趣”，然后才能“精其术业”。

求是书院对考试制度也进行了较大的变革。在《杭州府林太守启招考求是学生示》的通告中，即明确规定考生“先试经义史论时务策”，并规定在校学生于“朔课考试化算诸学，望课考试经史策论”。即每月月初考算学、化学等“西学”，每月月中考经史策论等“中学”。以考试“西学”、策论来取代因循的“词章帖括”，这是对当时考试制度的重大突破。求是书院又是全国实行选送高材生出国深造最早的学校。1898年9月，求是书院即选送了4人赴日留学，“为各省派往日本游学之首倡”。据1903年《清国留学会馆第三次报告》统计，浙江留日学生总数达154名，人数之多，居全国各省第二位。其中，不少学生是求是书院派出去的。

戊戌变法失败后，求是书院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林启也于1900年逝世。1901年，清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拟议实施“新政”。同年11月，浙江巡抚廖寿丰按照兴学诏的要求，奏改浙江求是书院为求是大学堂，学额为100名。1902年，又改称浙江大学堂，扩充学额为120名。1903年12月，浙江大学堂又遵照《奏定学堂章程》的规定，改名为浙江高等学堂。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12年1月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14条，根据规定，浙江高等学堂再次改名，为浙江高等学校。后因学制改革等，按部令暂停招生；至1914年最后一班学生毕业后，未续招学生。值得庆幸的是，1910年筹建了浙江中等工业学堂，后升格为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简称浙江工专；1912年，杭州的农业教员讲习所改组为浙江中等农业学堂，后升格为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简称浙江农专。1927年在原浙江高等学校原址上、以“工专”和“农专”为基础，成立第三中山大学。浙江的高等教育由此得以延续。

1．2 求是学风的初步形成及影响

从求是书院到浙江高等学校直至“工专”“农专”的二十多年间，师生们共同形成的学习风气是“求是学风”的雏形。

求是书院创建之初，总办林启强调“行诣笃实”和“讲求实学”。书院所招的学生多是甘愿舍弃当时科举取士之必由途径，而入学堂、学西学的热血青年。他们努力钻研西方有用的科学文化知识，并在课余组织“读书会”，进一步了解中外学术思想。在林启所推荐的必读书目中，赫胥黎的《天演论》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尤为受到师生们的推崇。学生们还在宿舍开辟了“书报阅览室”，将自购、自订的书报杂志送往陈列，供大家阅览，以进一步了解国内外时事形势和社会现状。

为进一步开通民智、服务社会，求是书院学生还积极开展各种校外活动。他们响应《杭州白话报》运动，由同学们集资定购该报20份，每期都由同学分送到书院附近庆春门外及菜市桥一带的茶馆、酒楼，供市民阅读。《杭州白话报》曾由求是书院教师孙翼中担任主笔，内容有论说、中外见闻、杂文、译文等，从多方面批评陋俗、提倡妇女解放等，以其通俗易懂而深受群众欢迎。考虑到当时大量民众文化程度很低甚至是文盲，同学们还定期在这些地方轮流讲解白话报。

求是书院学生还尝试改革私塾教育。杭城板儿巷一所私塾的蔡姓塾师响应积极，师生们和他订约，改私塾为“新民书塾”，共同编写了有新思想的课本，以代替《百家姓》、《千字文》等旧教材。他们并规定，学生入学概不收费，教师薪金也由求是学生集资供给。这虽是一次初步尝试，但影响却是深远的。

求是书院和以后的浙江高等学堂，还是杭州及浙江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基地。黄宗羲的君主“为天下之害者”、“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民权思想在求是学生中影响极大。1900年，八国联军肆虐中国，张之洞却在湖北大杀维新人士，求是学生无不义愤填膺。学生蒋百里曾作七律诗以悼被害的维新人士唐才常，诗的尾联是“君为苍生流血去，我从君后唱歌来”。这首诗一度广为流传，对当时社会影响很大，蒋百里也因此险遭株连。为避迫害，他东渡日本，学习军事。1903年，他在东京主编《浙江潮》，与近代军事家蔡锷从事反清活动，成为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在反对袁世凯称帝、奋起抗日等方面建有功勋。

1907年，浙江高等学堂学生参加护路拒款运动，抵制从英国借款来修建苏杭甬铁路。浙江高等学堂学生积极发动全省各校学生，成立了“浙省学校联合拒款会”，学生们上街下乡，宣传拒款的意义，号召大家节衣缩食，集款认股。师生们在短短一小时内就认定187整股和629零股。高等学堂学生在学界首先发起的“拒款运动”，得到全省各校师生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响应和支持，其发动面之广是前所未有的，成为工农商学各界的共同行动，汇聚成反帝斗争的洪流。

浙江中等工业学堂时期，主管学堂的进步人士许炳堃制定的办学方针则强调“手脑并用”；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时期，许炳堃又继任校长，他把工专的精神集中体现在校训“诚朴”二字上，以及高水平、严要求、手脑并用的办学方针上。对于培养的人才标准，许炳堃强调要培养“理想上完全工业人才”，学生要达到“有坚强之体魄，健全之道德，正确之知识，果毅之精神，敏活之动作，娴习之技能。”这些措施对求是学风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影响深远的。（章旻、赵仁明）

探求——全面抗战之前的浙江大学

从1927年至竺可桢接任浙大校长近十年的时间里，浙江大学在斗争中求索，在坎坷中前进，表现出了追求真理、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精神和品质。

1927年，国民政府改革教育管理制度，提出并实验“大学院”和“大学区制”。依省份划分为若干大学区，按北伐进军的序次，命名了第一中山大学（广东）、第二中山大学（湖北）、第三中山大学（浙江）、第四中山大学（江苏）。

2．1国立浙江大学的成立与坎坷

1927年7月15日，第三中山大学在求是书院、浙江高等学堂的旧址蒲场巷宣告成立，浙江工专和浙江农专分别改组成为其下属的工学院和劳农学院，新筹建了文理学院。当时，第三中山大学和南京的第四中山大学在浙江、江苏两省率先试行大学区制。这种法国式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由蔡元培等提出，以大学院取代教育部。第三中山大学遂接收了浙江省政府教育厅的行政职权。

按照大学区组织条例，全国依原划定省份及特别区，定名若干大学区，以所在省或特别区之名命名。第三中山大学遂于1928年4月改名浙江大学。当时为划清领导归属系统，曾称“中华民国大学院浙江大学”（简称浙江大学）。后又接大学院令，经大学委员会复议，决定大学区须加“国立”两字，故于1928年7月1日起改称国立浙江大学。

大学区制实施后，受到多方非难，尤以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改称的中央大学区，受教育界攻击更力。他们反对的理由是，大学区制不仅不能使行政机构学术化，反而使学术机构官僚化；不仅不能提高效率，反而降低效率；最大的缺点还在于，它专顾大学而忽视基础教育中的中小学。其实，这些攻击的实质是，这种教育制度与国民党实行的中央集权的党化教育有矛盾。1929年6月，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停止试行大学区制，恢复旧的教育厅制。同年8月，浙江大学将浙江省教育行政职权仍移交浙江省教育厅。大学区制的试行，前后仅两年。

从1927第三中山大学成立到1936年竺可桢接任校长之前的十年间，浙江大学经历了四位校长的治理。其中首任第三中山大学和国立浙江大学校长为蒋梦麟先生，他于1908年赴美国留学， 191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博士学位。1927年7月至1930年7月任浙大校长。蒋梦麟是具影响的教育家，提倡自由主义教育，坚持学术自由，他于1923至1926年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30至1945年任北大校长，主持北大前后达17年，对于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具有重大的贡献。

次任是邵裴子先生，是当年求是书院的学生，美国斯坦福大学文学士，为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经济学家。1928年任国立浙江大学副校长，主持校务，1930年7月至1931年11月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邵裴子先生当年挽留苏步青教授一事至今仍传为佳话。苏步青在日本完成学业后，与陈建功相约，回国共同把浙大数学系办好。苏步青来到浙江大学后，发现浙大的条件远比他想象得差，由于学校经费紧张，他虽然名为副教授，却连续4个月没有拿到一分钱。幸亏还有在上海兵工厂当工程师的哥哥及时帮助，否则苏步青就要靠当东西维持生计了。为了养家，苏步青打算再回到日本去。风声传到了浙大校长邵裴子耳中。这位惜才如命的教育家当夜就敲开了苏步青的房门：“不能回去！你是我们的宝贝……”邵校长情急之中，这话脱口而出。苏步青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千真万确，你是我们的宝贝！”邵校长激动地说。就是这句话，神奇般地把苏步青回日本的打算冲得烟消云散：“好啦，我不走了。”几天后，邵校长亲自为苏步青筹到1200块大洋，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到放暑假时，有了点积蓄的苏步青便到日本接来了家眷。

第三位是程天放，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于1932年4月至1933年3月任浙大校长。最后一位是郭任远，国内知名的行为心理学家，早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后到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攻读心理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复旦大学教授及副校长，其间创办了心理学系，并筹建心理学院。1933年4月至1936年2月任浙大校长。郭任远对比较心理学及生理心理学，有过非常特殊的伟大贡献。但是，他在浙江大学任校长期间，执行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任意处分学生，排斥有不同意见的同事，引起了学生的反抗，最后导致了“驱郭运动”。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为抗议《何梅协定》的签订，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遭到国民政府的残酷镇压。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12月10日，消息传到浙大，全校学生群情激愤，决定成立由25名代表组成的统一学生会，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浙大学生会还准备组织全市学生到南京请愿，以进一步声援北京学生。12月20日晚，国民党军警包围了浙大，按照校长郭任远提供的名单，逮捕了12名学生会代表。郭任远趁机开除了组织爱国民主运动的学生会主席施尔宜（农学院学生）和副主席杨国华（工学院学生）。此举激起了浙大师生的愤怒，“驱郭”斗争全面开展。学生会向社会发表《驱郭宣言》，揭发其在浙大的十大罪状。即日下午，郭任远从校长公舍后门出走，从此再不来学校。郭任远后来赴美国从事讲学及研究，病逝于香港。

学生会还派出代表到南京，直接向教育、立法部门陈述郭任远的罪状，要求教育部另派人续任。12月28日，教育部电告浙大各学院院长、系主任，成立以教务长郑晓沧教授为首的临时校务委员会暂时维持校务，并准备另派校长。但是，蒋介石认为“此风不可长”，不同意更换。驱郭罢课僵持一个月后，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亲自带了大批宪兵特务来到浙大。他先召集教师训话，又召集学生代表训话，逼迫学生即日复课。蒋介石走后，国民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都针对领导罢课的学生会成员发来训令，但浙大学生对此毫不动摇，“驱郭运动”运动一直坚持下去。最后，行政院于第257次例会上免去郭任远的浙江大学校长职务，驱郭斗争取得了胜利。

2．2 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

1936年4月7日，国民政府行政会议通过决议，任命竺可桢为浙江大学校长。4月25日，竺可桢正式接任浙大校长。自1936年4月起，至1949年4月底杭州解放前夕止，竺可桢任浙大校长共历时13年。这13年，是战争频仍、艰难困苦的13年；是浙江大学从困厄中崛起为“东方剑桥”的13年；更是竺可桢校长和师生们力行求是、丰富和发展“求是精神”的13年。

1918年，竺可桢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主要从事地理学和气象学研究，在这些领域为国家做出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1928年，他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邀请，在南京筹建气象研究所，并从1929年起，专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当国民政府任命竺可桢为浙江大学校长时，竺可桢是有些犹豫的。他深知，大学事务和研究工作不可兼得，精力方面难以兼顾；而且，他预料到，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随时都会爆发。经过反复考虑，为了浙江大学的发展和整体的利益，他还是决定出任浙大校长。

到校后的第一年，竺可桢即对教授阵容、教学管理、学系设置、基本建设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兴革措施，使浙江大学迅速从动荡不安转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上来。1936年5月9日，竺可桢在第一次校务会议上，进一步明确宣布他的办学方针，即：第一、各方平均发展，使学生既得基本训练，又能各具专长，俾成全才；第二、参照社会之需求，造就致用之人才；第三、节约行政费，扩充仪器设备，以有限之经费作最经济之支配，俾臻完善。这三点办学方针，就是在今日，对我校、我国的高等教育，仍具有借鉴意义。

在此，让我们再来重温他的一段话：“从前科举取士及书院通行的时代，中国教育还可以说是机会均等的。自从学校规定学费后，情形就渐渐不同。……我以为天才尽多生在贫困人家，而贫困的环境又往往能刻苦力学。所以如何选拔贫寒的优秀学生能续学，实是一国教育政策中之一种要图。”

竺可桢就是这样一位大学校长和教育家。他的教育理念和作风，很快就获得了全校师生的爱戴和信任。从此，在以后艰难的岁月里，全校师生都能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并最终开创了浙江大学13年艰难中的辉煌成就。（赵仁明、章旻）

激流—--伟大的“文军长征”

发生于上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的浙大西迁，是中国抗战期间整个高校西迁运动的缩影，它真实地反映了我国知识分子不屈不挠、奋发图强、服务抗战、振兴后方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业绩。从某种意义上说，以浙大西迁为代表的中国高校西迁运动是我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服务于中国内地开发、传播科学文化种子、推动西部发展艰苦而壮丽的实践。她犹如一股坚强不息、奔腾向前的激流，汇聚于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历史大潮之中。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迫于战时局势，浙大在竺可桢校长率领下，毅然举校西迁办学，历经浙、赣、湘、粤、桂、黔等六省，行程二千六百余公里，于1940年初定居贵州，并在遵义、湄潭、永兴坚持办学七年，胜利完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文军长征”。浙大西迁办学是在国难当头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光辉典范，竺可桢校长在西迁办学中确立的“求是”校训和身体力行的“求是”精神，成为浙大学子的永恒的精神支柱。

2．1“文军长征”史

浙江大学西迁，首要解决的是迁往何处？竺可桢校长与师生们认为，浙大决不能搬迁到如武汉、长沙或重庆那样的大城市去，这样可能造成内迁大学过于集中在大城市，不利于坚持办学，而应该搬迁到那些从未有过大学的城镇，甚至僻静的农村，以有利于学校的迁移办学与中国内地的发展结合起来。历史已经证明，这一决策对浙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浙大在战事纷乱中，找到了相对安定的办学环境，有效地保存和积蓄了我国知识分子的力量，培养了众多的社会建设者和一批国家栋梁之才。

初迁浙江建德。“八·一三”淞沪战役之后，敌机侵袭杭州，杭州形势急转直下，危在旦夕，浙大师生已无法正常上课。为了使一年级新生能安心学习，竺可桢校长于1937年9月和西天目禅源寺商定，租借寺院余屋，作为1937年度新生的教学和生活用房。9日21日，一年级新生开始迁至天目山，27日起上课。虽然条件因陋就简，又地处深山，远离城市，但师生朝夕相处，不仅授课答疑都极便利，而且道德品行的陶冶更为有利。学校计划多时的“导师制”首先在这里推行，此举为国内教育界首创。

地处杭州的浙大本部，在日寇飞机轰炸的威胁下，坚持照常上课。11月5日，日寇在距离杭州120公里的金山卫全公亭登陆，情形危急，浙大决定迁校建德（建德在杭州西南约240公里，古称严州）。从11月11日开始，浙大教师学生分三批出发，在江干码头乘船，于15日全部到达建德。同时，凡是可以搬运的图书仪器，几乎全部搬离杭州，用汽车或船只运至建德。11月下旬，浙西也形势危急，天目山中的一年级新生，有陷入绝境的危险，学校决定新生立即搬迁，自11月底起，天目山师生分批行动，乘车、步行、换船，经五天奔波，也全部到达建德。全校稍事休整，就立即复课，学生的一学期学业，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继迁江西吉安与泰和。11月20日，竺可桢校长从广播中得知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消息。同时，苏州陷落，日寇南侵，已逼近嘉兴，建德也不是安居之地。学校考虑再次搬迁，派人到浙江南部和江西等地实地了解。12月2日，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来电，同意浙大迁移浙南或赣南。

1937年12月24日，即杭州沦陷之日，浙大开始撤离建德，师生们走上了极其困难的赴赣历程。从建德向江西吉安搬迁，浙大不像杭州迁往建德时那样匆促、忙乱，而是更有组织、更有秩序。学生分若干队，每队都有导师一、二人率领。兰溪、金华、常山、玉山、南昌、樟树、吉安等地各设接待站。学生和教职工及眷属分三批依次在建德上了民船，到兰溪后，有的步行，有的换乘小船，溯梅溪而抵金华。

从1937年12月24日到次年1月20日，浙大师生从浙江建德出发，经金华、玉山、樟树，转抵江西吉安，行程752公里，平均每天前进30公里，饱受了惊吓和风霜之苦，经受住了考验和锻炼。

浙大迁到吉安后，教职员工住在乡村师范，家属租用了当地一些居民住房，学生则全部住入白鹭洲上的吉安中学。为了不致荒废学业，利用乡村师范和吉安中学放寒假期间，学校决定借屋暂行上课，以结束一学期的课程。学生上课两周，接着进行期末考试，然后休息一周，便准备南行40公里，迁入泰和乡间。

2月中旬，吉安中学与乡村师范的寒假已告期满，浙大师生即于2月18日沿赣江水路和赣粤国道陆路迁移到泰和，临时校址就在泰和城西2.5公里的上田村。浙大师生抵达泰和后，稍事调整，便继续教学，科学研究也未停顿。为了要补足搬迁期间教学所受到的影响，各学院的课程和实验，都比以前有所增多。无论教职工和学生，工作时间和学习时间都自觉延长。于天目山开始实行的导师制在这里地继续贯彻，师生之间相互切磋砥砺，关系更为亲密。大局势如此纷乱急迫，这里的小环境却如此有条不紊，这在抗战时期国内各大学中是不多见的。当时教育部派人到全国各地巡视，认为浙大是所有西迁大学中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坚持得最好的一所。

浙大师生留驻泰和期间，为当地人民做了三件好事：修筑防洪大堤，创办澄江学校，协助开辟沙村垦殖场。修筑防洪大堤是有益民生的急事。因赣江两岸大多为平原，泥沙淤积，夏天大雨时，几乎年年泛滥。上田村的楼壁墙角，已往的水痕斑斑可见。当地人民虽屡遭水害，但因无力防治，也就习以为常。浙大到来了解这一情况后，即与江西省水利局及泰和县政府三方商量，决定修筑防洪堤，由地方出钱，浙大负责全部技术工作。为此，组成堤工委员会，推选竺校长为主任委员，由浙大土木系的工读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测量水位和堤基，4月底开工，到6月底完工，历时二个月。防洪堤全长7.5公里，所有土方、涵洞、水闸等工程都如期完成。此后，上田村一带未再遭水灾。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屡次组织民工加固堤防，但当地群众特别是老年人，仍然赞扬浙大师生在抗战时兴建的"浙大防洪堤"。江边还设有一码头，当时叫"浙大码头"，这个名称一直延用至今，也是浙大曾在泰和停留的永久纪念。
创设澄江学校(赣江流经泰和的一段，又名澄江)。浙大推选四位教授组成校董会，由热心教学的大学生兼任教师，改变了原来农村小学师资程度低下、设备缺乏等状况，使得农村儿童和搬迁中的浙大教职工子弟得到比较良好的教育。后来这所学校改称县立上田村小学，以后又为省立实验小学接办，对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开辟垦殖场以利民生。抗日战争的烽火迫使不少苏、浙、皖的群众流离失所，有的难民来到了江西，缺乏生活依靠，于是浙大和江西省政府商议合办垦殖场，以解决一部分人的居住和生计问题。利用沙村附近荒田600余亩，建立了沙村示范垦殖场，由浙大土木系工读学生勘定、测绘，并由农学院负责主持筹划，有两位浙大毕业生具体指导，安置了140名战区难民，垦荒耕种，集体经营，既使难民的生活有所着落，也使农垦事业有所推迸。

浙大还做了一件意义重大、有利于保存民族文化瑰宝、免遭战火之灾的好事，就是协助浙江省搬运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到安全处所。清乾隆时编纂的四库全书，当时共抄了七部，其中三部早已被毁，原在热河、奉天的两部在抗战开始后己陷敌手。余留的二部，原在北京故宫文渊阁的一部巳迁四川，原在杭州文澜阁的一部，36000多册，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前由浙江图书馆装成140箱运到富阳乡下存放；后日军进逼，省图书馆想把它运至建德，但省里不发经费，竺可桢得知后马上派校车帮忙运到建德。以后省图书馆又把它运到龙泉乡下。浙大迁到江西后，竺校长为四库全书的安全担心，认为在龙泉也不安全，特地致电教育部，指出四库全书应及早迁到内地，并表示浙大愿意派人协助。教育部复电同意竺校长的意见，准备迁到贵阳，要求浙大协助迁运。竺校长即指派一位教师回到浙江，与有关部门商议，中经周折，终于会同浙江图书馆启运出省，途经五省，历程2500余公里，全部安全运抵贵阳附近的地母洞存放。浙大迁到贵州后，竺校长几次到地母洞了解情况，并对保管工作中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使这一文化瑰宝得以安全渡过抗战时朋，战后运回杭州。

再迁广西宜山。由于战事影响，7月25日起浙大在泰和已无法上课。教育部曾指令浙大“遇必要时可迁贵州安顺”。但经竺可桢校长实地勘察，自广西宜山至贵州安顺一段，只能靠汽车运输，成千名人员，几千箱图书仪器，要到达安顺，起码要费时半年以上，何况车辆又很难得到。因此，竺可桢校长决定先迁广西宜山，视届时形势再定行止。迁校委员会确定了入桂路线：图书仪器沿赣粤间水路入桂，为的是比较安全和节省运费；师生则循赣湘公路、湘桂铁路西行去宜山，这样安排在时间上比较经济。由于路远，学校在赣州、大庚、南雄、曲江、茶陵、衡阳、桂林设立运输站。对于人员分组、出发日期、图书仪器运输、车船调度、房屋准备，以及医疗保健等，事先都作了详细的规划并明确分工，切实执行，做到紧迫中不忙乱，患难中同舟共济。从1938年8月13日起至10月底，所有师生，除押运图书仪器等物资尚在途中的以外，均先后安抵宜山。学校于11月1日开学上课。

浙江大学抵宜山后，以原工读学校为总办公室，以文庙、湖广会馆为礼堂、教室，并在东门外标营搭盖草屋为临时教室和学生宿舍。教师们分散居住在城内各处。

“宜山宜水不宜人”，宜山昔称“蛮烟瘴雨”之乡。浙江大学师生到达宜山之后，首先遇到的是疟疾的威胁，竺可桢校长在日记中写到“自浙大来此后患疟疾者已达三分之一，其数惊人。” 教职工“每一家中几乎必有疟病之人”。其次是日本侵略军飞机的空袭，1939年2月5日，日寇以浙大为目标，进行猛烈轰炸。18架敌机投放燃烧弹、爆烈弹118枚，炸毁浙大标营东宿舍8间、大礼堂一幢、教室14间等，幸人员无恙，二年级学生除随身衣物外，已一无所有，损失巨大。

浙江大学迁桂黔后，浙江省的高中毕业生和福建、江西、安徽以及离沪的青年学生，由于交通或经济关系不能去内地升学者越来越多。浙大于1939年1月提请国民政府教育部希望在浙东设立先修班，获准后于同年7月在浙江龙泉坊下村设立分校。招收文、理、工、农四个学院的一年级新生。学生于分校学习一年后，去遵义总校升入二年级。分校第一任主任为陈训慈，继之为郑晓沧。

终迁贵州的遵义、渭潭、永兴。1939年11月起，广西的战争形势十分紧张，11月15日，日寇在广西南部沿海的龙门港登陆并迅即侵占防城县；11月25日，广西南宁陷落。此时,宜山已不安全，学校决定迁校，并派人去贵州遵义和云南建水等地勘察校址，最后决定迁到贵州遵义、湄潭。12月13日晨，第一批船载仪器启运，同日晚第一批图书装上二辆汽车迁移；至12月23日，已有405箱图书仪器运走。时值隆冬，到处雪淞冰凌，桂黔之间，山峦重叠，又缺车辆，搬迁极为困难。浙大师生一路顶风冒雨，协助学校搬运图书仪器，经过艰苦的努力，才于1940年1月迁到贵州。

由于遵义到湄潭等地的公路当时尚未竣工，及湄潭、永兴的校舍尚须增建，所以决定学校总部、文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文科在遵义办学，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理科在湄潭办学，一年级学生暂时在贵阳南面30多公里的青岩居住和上课，称为青岩分校。2月9日，青岩分校一年级和先修班学生361人开始上课。2月22日，二、三、四年级学生在遵义开始上课。至1940年10月，一年级学生由青岩移至湄潭永兴。

至此，从1937年11月11日初迁浙江建德，继迁江西吉安和泰和，再迁广西宜山，于1940年2月抵达黔北，行程漫漫2600多公里，浙大终于完成西迁探求办学的“长征之路”，在贵州的遵义、湄潭、永兴三地安定下来并在那里坚持办学7年。浙江大学这支长征"文军"，在浙西、赣中、桂北、黔北农村和山区，既坚持了办学和科学研究，又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开发。浙大这支“文军”的长征是播种机，在国家的大西南半壁江山播下了科学文化的种子；浙大这支“文军”的长征是宣传队，传播了现代科学知识，弘扬了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精神。

西迁期间，在竺可桢校长高风亮节、廉洁自守、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崇高人格的感召下，在其始终倡导“求是”学风、延聘名师名家的努力下，一大批著名教授汇集在浙大。他们都各有专长，有不同的学术见解，形成不同的学派，而又能友好共处，在学术辩论与交锋中共同发展，形成了极其可贵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西迁办学过程中，虽然物质条件极为艰苦，但浙大师生力克千难万险，潜心于学习与科学研究，培养的众多的优秀人才，他们当中日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的有谷超豪、胡济民、程开甲、程民德、陈耀祖、施履吉、施教耐、毛汉礼、叶笃正、陈述彭、施雅风、谢义炳、谢学锦、郭可信、徐僖、张直中、戴信立等17位，以及曾在物理系学习日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据不完全统计，在当选为两院院士的我校校友中，有50位曾在遵义、湄潭工作和学习过。

在黔北高原的破庙茅屋里，浙大教师的科学研究工作进行得有声有色，硕果累累。英国的科学史专家、皇家学会会员、英国驻华文化与科学协作团团长、剑桥大学生物学教授李约瑟博士曾于1944年先后两次参观浙大，通过对浙大各院系的考察，李约瑟对浙大在非常艰苦条件下学术空气之浓、师生科研水平之高，十分惊叹。他在一次谈话中称赞浙大是“东方的剑桥”。 李约瑟博士回国后，在1945年10月27日出版的《自然》周刊上发表了《贵州和广西的科学》，他在文中这样写道：“浙江大学位于重庆和贵阳之间的遵义，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校舍大部分是借用年久失修的庙宇；又因为遵义空屋不够容纳全部，所以理学院和农学院设在遵义之东约75公里的一个秀丽的县城——湄潭。在湄潭可以看到科学活动一片繁忙紧张的情景”。苏步青的微分几何、陈建功的三角函数、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谈家桢的遗传学研究、贝时璋的细胞重建研究都处于当时的科学前沿。李约瑟博士还描述道“生物系正在进行着腔肠动物生殖作用的诱导现象和昆虫的内分泌素等研究……在物理方面，因为限于仪器，工作侧重于理论的研究，如原子核物理学、几何光学等，水平显然是很高的。这里还有一个杰出的数学研究所”“具有广大实验场地的农科研究所，也正在进行着很多工作”。

浙大在遵湄办学七年，治学风气浓厚，教师关心学生，学生积极进步。李政道先生在回忆湄潭时期的学习经历时，提到正是因为王淦昌、束星北两位老师的启蒙，才使他走上物理学的研究道路。在当时的浙大教师中，政治经济学教授费巩先生就是一名杰出的代表。费巩受竺可桢校长之聘担任训导长，他爱生如子，深受学生爱戴。他申言“担任训导长不是做警察局长和侦探长，而是要做学生的顾问、学生的保姆”。他就职后积极推行导师制，支持学生创办《生活壁报》，积极改善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为了解决学生自修照明困难，费巩先生用自己的薪水制作植物油灯800多盏分送给学生。学生誉称之为“费巩灯”。

西迁之前，浙江大学是一所只有3个学院16个系的地区性大学，时至抗战胜利后1946年回迁杭州时，浙江大学已发展成为6个学院27个系的全国著名大学，不少专业在全国享有盛名，尤以文、理学科有长足发展，并创建了数学、生物、化学、农经、史地5个研究所，教授也从70余名增加到201名，学生则从600多名发展到2100多名。

2．2“求是”精神的确立发展

竺可桢就任浙大校长后，十分赞赏浙大所特有的自求是书院以来一脉相承的朴实严谨的传统学风，并把它概括为“诚”、“勤”两个字。在1936年4月《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的就职演讲中，竺可桢要求学生“致力学问”、“以身许国”，强调“运用自己思想的重要”，他强调“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这是竺可桢对“求是精神”的最初阐述与提炼。1936年秋，竺可桢在就任校长后第一批新生入学典礼上，向学子发问：“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干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这两个问题激励代代学子思索“求是精神”的深刻内涵。1938年11月19日，浙大西迁至广西宜山时，竺可桢校长主持召开校务会议，决定立“求是”为校训。这是浙江大学发展史的一件大事，自此，“求是”成为浙大学子共同追求和遵循的治学准则和做人规范。竺可桢校长对“求是精神”有一系列深刻精辟的阐释。1939年2月，他在对一年级新生作题为《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演讲中说：“浙大从求是书院时代起到现在可说已经有了四十三年的历史。到如今‘求是’已定为我们的校训。何谓求是？英文Faith of Truth。美国最老的大学哈佛大学的校训，亦意为求是，可谓不约而同。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审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他还在《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中更明确地阐述了“求是”精神的含义：“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换，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据吾人的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1)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但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在每学年的入学和毕业典礼上他都告诫学生：“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大学犹如海上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降落道德之标准也”。 大学的目的在于为国家、为社会培养“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之人才。

掌校浙大特别是率领浙大西迁办学期间，是竺可桢教育思想的成型期。竺可桢学识渊博，深受古今文化熏陶，兼有中外学识阅历，在浙大西迁办学过程中，他将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精华和西方近代科学精神相结合，指导浙大的发展，形成了竺可桢教育思想，成为继蔡元培之后，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有着卓越贡献的教育家之一。

竺可桢教育思想上承孔子，旁采蔡元培及同辈人的办学思想，更有自己的独创，至今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竺可桢教育思想精髓除了求是精神以外，还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尊重人才，教授治校。“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大学的教育成功与否，系乎学风的优劣，而教授的人选，为教学质量和转移学风的动力。”1936年4月，竺可桢在其任浙大校长的就职演讲《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中指出：办好一所大学必须有充分的图书和仪器，以及一定水平的校舍，尤为重要的，是要延聘一批好教授，“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为此，竺可桢校长“竭诚尽力，豁然大公，以礼增聘国内专门的学者，以充实本校的教授”。他“三顾茅庐”恭聘国学大师马一孚先生，礼请前校长邵裴子先生，敦聘胡刚复、王琎、卢嘉锡、罗宗洛、谈家祯等教授，至今传为美谈。竺可桢也重视青年师资的培养，他说：“要发展一个大学最重要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为此，一方面从本科毕业生中选留品学兼优者任教，一方面大力发展研究所、培养研究生．同时选派优秀青年教师出国进修深造。他用人唯贤、不徇私情，许多志同道合的学者教授，为竺可桢办学思想和高尚的事业精神所感应，陆续聚集到浙大，如年仅28岁的谈家桢，26岁的吴征铠都被聘为教授。二是民主治校。竺可桢认为民主治校是办学之道。他虽然是一校之长，但却从不独断专行，而是召开名种会议，集众家之长，共同作出决策。竺可桢校长成立校务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为学校最高权力机构，凡重要规章制度、重大校务问题，概由校务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审议决定。而校务委员和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则遴选作风正派、在学校中有威望的教授担任。在竺可桢的领导下，专家学者处处贯彻教学民主的思想，在学术上自由研究，使得全校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李金林）

奋争——黎明前的压迫与反抗

在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坚持挑起和扩大内战，造成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浙大学生的爱国民主斗争此起彼伏，可歌可泣。竺可桢校长与志同道合的同事们，极力维持学校，尽力保护进步学生。师生们在顽强的奋争中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自1937年11月西迁，浙江大学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艰难办学的九个春秋。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于1946年9月复员回杭州。

4．1重建家园

战火硝烟中，浙江大学在杭州的校舍房屋多数已成瓦砾之场。当时龙泉分校总务主任陆子桐在筹备校舍修葺工作时，向竺可桢校长汇报了劫后余生的校园残垣断壁的荒凉景象，“大学总办公厅、大礼堂、女生宿舍、物理系、图书馆及厨房、水灶等屋，搬拆全无，仅存五木”，“体育办公室、沐浴室、热水锅炉间则完全被毁”；“赴华家池农学院，昔日之辉煌大厦、暖房，全遭拆毁，连钢筋水泥底脚之建筑亦无余存，可见当时被毁之惨之重”。

面临重建校舍的艰巨任务，浙大师生在多方努力下克服重重困难，陆续修复教室73间、办公室52间；新建了教职工家属宿舍120家及部分单身宿舍；修复和新建学生宿舍66幢；水力实验室及解剖、生化等一批实验室建设完成。特别是农学院的“农事实验总场”规模较大，包括农艺场、园艺场、畜牧场、林场苗圃及植物园等。与此同时，学校先后修建运动场、游泳池，并对校园内的慈湖边路面、求是桥以及华家池畔等都进行了装修、绿化，改善了校园的学习环境。

作为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高等学府，浙江大学在重建校园百废待兴之时，将修复和新建的教学大楼及宿舍群，冠以地方先贤和浙大西迁地名，不仅纪念历史，更是含义深远。学校教学大楼分别命名“阳明馆”、“梨洲馆”、“舜水馆”、“存中馆”、“叔和馆”等，取意“争取自由”、“提倡科学”。华家池农学院教学大楼“神农馆”、“后稷馆”等意为不忘以农为本。新建教工住宅群“建德村”、“泰和村”、“芳野村”、“龙泉馆”等，旨在纪念浙大西迁办学历史。学生宿舍则修建了仁、义、礼、智、信等各斋。

4．2艰难办学

抗战胜利后，浙江大学从黔北山区迁回省城杭州，一方面修复和扩充校舍，另一方面则增设院系，艰难办学，发展学校规模。当时由于国民党挑起内战，时局动荡，造成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浙江大学也难逃厄运，师生生活日益困苦。当时浙大一位老师感慨“百万已非富豪，千金难求一饱；负薪汲水尽儒冠，谁不司空见惯！”。1948年，学校甚至接连开会商讨“米油柴问题”，学校师生生活几乎濒临绝境。竺可桢校长殚精竭虑，与志同道合的同事们四处奔波，极力维护校园安全和教学科研秩序稳定，浙大得以有一定发展。

在学科建设上，浙大先后增设了医学院、文学院哲学系与人类学系以及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教育研究所、中国文学研究所。西迁回杭一年半，截止1948年3月，浙江大学共有文、理、农、工、师范、法、医等7个学院、25个系和10个研究所（室）；共有教职员624人，其中教授152人，副教授71人，讲师61人，助教124人，职员216人，学生2121人。

在学校管理上，学校采取民主治校方式，由校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大政方针，下设教务、总务、训导等专门委员会各司其职。为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学校修订了《国立浙江大学学则》共计9章46条，详细规定了招生及入学手续、转院转系、学分及成绩考查、考试、缺席、休学复学、退学、奖惩等有关要求。对学生的课程设置，按照院系年级不同分别制定课表，并区分公共必修、本系必修和本系选修等三类课目。学校重视国际文化交流，要求每个学生都必须修习两种外国语，其中英语为必修。据不完全统计，自抗战后期到新中国成立，浙大选派了60多位优秀学生赴英美深造，并获得硕士、博士学位。他们中有许多人为了祖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冲破重重阻力，在解放后返回祖国。

在教学科研方面，浙大严格教学管理，教学质量逐年提高，在教学方法上也有独创性。当时浙大的生物系实验胚胎学、高级细胞遗传学、实验进化学、原生动物学等，都是国内最先设置的课程。由于时局纷乱经费短缺，学校科研仪器的购置极为困难，科研工作受到严重影响。但浙大师生仍然坚持基础理论研究，工、农等学科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1948年农学院教授孙逢吉的科研成果《台南气候因子对甘蔗产量之影响》采用了多项回归研究方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是世界学者应用此法研究甘蔗产量与气候关系的第一次。1949年，基于原子核物理研究上的贡献，中华文化基金会董事会评定授予浙大教授王淦昌教授第二届范旭东奖金。

4．3于子三运动

浙江大学自贵州返杭后，浙大的学生和全国人民一样，在经历八年抗日战争的苦难生活后，迫切希望国内和平与安定。但是国民党挑起内战，倒行逆施，使中国人民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引起了全国人民包括浙大师生的强烈反对。1946年的“反美抗暴斗争”和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月运动”是比较突出的斗争。

1946年1月底，浙大进步学生冲破阻挠，举行示威游行“要民主，反内战”。5月间，“求是学社”举办报告会，马寅初教授在讲演中猛烈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博得数百听众热烈鼓掌。6月间，浙大进步同学又联合杭州市主要中学举行反内战大游行。1947年初，为反对美军在华暴行，浙大学生自治会组织了罢课游行和街头宣传，揭露美帝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阴谋。与此同时，浙大学生自治会还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立即撤退全部驻华美军！”

1947年5月20日，为了抗议国民政府发动内战造成民不聊生的行径，浙大学生请愿代表团与上海、南京各大专院校5000余人联合在南京游行请愿，遭到国民政府的血腥镇压。“五.二O”惨案进一步激起浙大进步学生的义愤。5月23日，浙大与杭州市其他学校3000余人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浙大的讲师助教会开会通过决议，支持同学的罢课请愿；部分会员还参加了24日的罢课游行。

1946年底到1947年上半年，学生运动席卷全国，并且迅速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成为配合解放战争的、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尖锐斗争的“第二条战线”。1947年10月，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害引发了1947年全国第三次学生运动高潮——“反迫害争自由”于子三运动。这场运动使得浙大这面誉为东方剑桥的辉煌旗帜，再次飘扬在爱国民主运动的最前线。

竺可桢校长在于子三烈士殉难十周年的追忆文章中说道：“我还清楚地记得，1947年10月29日半夜到伪浙江保安司令部后面木门重重的小监狱室里，看到在木板床上横陈在血泊中的于子三尸体的惨状，我当时几乎晕倒。这是我生平所目睹的最惨痛的一桩事。”针对于子三事件，竺可桢校长与国民党当局多方周旋交涉。他不仅顶住政治压力拒绝在伪造的“自杀”文件上签字，而且公开揭穿国民党舆论工具的谎言，坚信“真理在我们一边”，“决不畏难而退，不能以利害得失而放弃追求真理”。

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个人站起来了。为抗议国民党当局杀害于子三，浙大学生罢课、教授罢教、游行示威等系列行动引爆了“反对非法逮捕、反对特务暴行、反对屠杀青年”的全国性学生运动，并得到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昆明等地大中专学校的先后响应。自清华大学于1947年11月4日开始罢课三天，到11月21日福州协和大学宣布罢课5天为止，当时全国共计有20多个大中城市、15万学生参加了“返迫害、争自由”的斗争。

于子三运动，对于浙大，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在白色恐怖弥漫的时候，进步学生的被害遭遇第一个落在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同学的身躯；第一个挺身而出作正义指责的是老校长竺可桢先生，以及学校教授会与讲师助教会；第一个负起反击责任的是浙大爱国学生。中共浙大地下党组织给予学生运动以正确的领导和坚强的支持。这是一个空前的全校师生大团结。就在这样的团结下，于子三运动冲破白色恐怖取得了胜利，彰显了浙大学生爱国民主革命斗争传统和浙大所特有的崇尚科学理性和民主自由的“求是”校风。

4．4迎接解放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的重大胜利，给国民党统治以毁灭性打击。全中国的解放指日可待。浙大师生员工看到这一光辉前景，无不欢欣鼓舞，准备迎接解放。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下，浙大广大师生员工掀起了护校运动。

1948年12月11日，学生自治会发表《为坚持不迁校告师长同学工友书》。同月24日，讲师助教会理事会通过决议，主张不迁校，并提请学校尽快表态。竺可桢校长也多次表示“不能迁校”。坚持护校，迎接解放，已成为浙大当时多数师生员工的共同愿望。1949年1月，经普选学生自治会成立应变委员会；校务委员会推荐组成校安全委员会。

1949年2月9日下午，竺可桢校长召集校安全委员会、教授会、讲师助教会、职员会及学生自治会应变委员会等团体代表举行联系会议。会议决议由上述各团体及劳工福利委员会各推代表1至3人组成联合机构，统一组织协调护校工作。学生“应变会”和讲师助教会发起修筑护校墙。在有些学校准备南迁之时，浙大反而加固围墙，用意自明。破土动工之时，非常热闹。苏步青教授当场赋诗祝贺。

1949年4月24日，以严仁庚为主席、苏步青为副主席的浙江大学应变执行会成立，下分储购、水电、警卫、消防、交通、救护、联络、经济、膳宿、配给、秘书等11组，采取具体的护校措施。到临解放前一段时间，浙大校园内已是一片迎接解放的热潮：学生们举行辩论会、座谈会；他们把《战局形势发展图》悬挂在子三图书室和费巩壁报旁，每解放一座城市就插上一面红旗；面对校门外国民党的军警和铁丝网，同学们却在校门内排演起秧歌舞和《白毛女》。

1949年5月3日下午，杭州解放，全校师生员工热烈欢庆解放。从此，浙江大学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陈军）

超越——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浙江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浙江大学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52年，为了适应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浙江大学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进行了院系调整。浙江大学保留电机、机械、土木、化工四个系，成为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浙大文学院、师范学院和理学院部分教师和之江大学合并，组成浙江师范学院，后来发展为杭州大学。浙江大学农学院独立成为浙江农学院，后来发展为浙江农业大学。浙大医学院与浙江省立医学院合并，组成浙江医学院，后来发展为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大学理学院大部分系科调整到复旦大学，还有部分系科或教师分别调至中科院、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大、上海第一医学院、南京农学院、东北林学院等。院系调整中离开浙大的优秀教师，其中后来被评为中科院院士的就达23位。

从院系调整到新浙江大学成立的46年间，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在各自的领域里发展自己，壮大自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四校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各自办学实力和水平均列全国同类院校的前列。原浙江大学成为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计划；原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为浙江省属重点大学，先后进入211工程建设计划。四校在培养人才、创新知识的过程中，同秉求是精神，加强相互合作，为浙江和全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历史的指针走至1998年9月15日，为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同根同源的“四个兄弟”走到一起，浙江大学迎来了自身发展的一次历史新机遇。

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明显，一流大学的建设更是关乎国家的知识创新、技术创新能力、民族凝聚力和长远发展后劲，谁拥有一流大学，谁就拥有竞争与发展的主动权。建设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是国家的战略举措。新浙江大学成立六年来，坚持把率先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作为新世纪的头20年的庄严使命，坚定信念，抓住机遇，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

5．1新浙大成立六年来发展情况

办学结构得到优化，层次提升。

在校全日制本科生规模保持稳定，在25000人左右；在学研究生规模增长了2.1倍，达到16800多人，数量位居全国第一；研本比也从1:4.5提升到1:1.5。在校留学生人数从700余人增加到1600人。高考生源质量连年上升，本科生的初次就业率从1998年的60.2%上升到2005年96.73%。研究生报名数和考试上线数近年一直居全国前3位。累计六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我校共入选20篇。

科研规模扩大，水平提高。

全校科研总经费增长2.3倍，2003年达到9.06亿元，2004年达到10.2亿元。其中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数和经费额连年居全国高校前2位，2004年获248项，居全国高校第一，批准经费数5100余万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经费从706万元增长到4700余万元，也跃居全国第2位。

在《Nature》、《Science》发表的论文实现零的突破，共发表6篇。被SCI收录论文从346篇（国内高校第五位）上升到2003年的1553篇（国内高校第2位）。1999年至今，学校共获得国家科技三大奖25项；获授权专利518项，居全国高校第2位。获国家“863”项目、攻关项目、高技术产业化项目等达数百项，取得令人瞩目的进步。有3位教授成为“973”项目首席科学家。有关研究人员还为载人航天等国家战略项目作出了重要贡献。

学科体系得到完善，实力增强。

国家重点学科从13个增加到24个；国家重点（专业）实验室从10个增加到12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增加到5个；一级学科博士点从5个增加到31个，二级学科博士点从66个增加到181个，均居全国第2位；博士后流动站从12个增加到39个，居全国第1位。据教育部组织的对全国所有80个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我校进入前10名的学科数居全国第一位，进入前5名学科数居全国第3位。

师资队伍水准提升，结构优化。

六年来，学校新增院士5人，引进4人，智力引进院士13人；招聘海内外优秀人才560余人，其中留学回国人员135人；外聘学院院长10人，其中院士8人；聘请海外学者“春晖计划”项目27个，光彪教授21人。这些人才在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推动学科开放和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学校现有教职员8272人，其中两院院士20名、教授与正高职人数1122名。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比例达到43.3%。长江特聘教授25名、国家杰出科学青年基金获得者41名，教育部跨世纪人才32名，高校优秀青年教师16名，数量均据全国高校前列。

社会服务能力加强。

学校依托强大的学科优势，面向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主动开展科技服务，六年来，浙江大学已经与省内外30多个市县政府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完成地方和企业的R&D项目1万余项，合同金额20余亿元，创造经济效益初步估计为250亿元以上。2003年，校办企业总收入38.7亿元，位居全国第三，纳税总额达1.21亿元。浙大国家大学科技园已完成了一期工程，园内注册企业332家，注册资金超9亿元，在全国评估中名列前茅，并首创了“一园多点”模式，分别在宁波、南昌等地建立了分园，充分发挥了创新源和辐射源作用。六年来，先后上市了浙大海纳和浙大网新两家公司，加上浙大中控等众多高科技企业在推动成果的产业化、推动地方高新技术产业形成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支撑体系面貌改变，条件改善。

经过六年的努力，浙大生均办学资源排名达到国内高校前列。校园面貌发生显著改变，兴建紫金港校区，东区占地面积3100余亩，为浙江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增强了硬件基础。全校校舍总面积达到200余万平方米，是1998年的2倍。完成教学、科研、住宅等基建项目总投资27.97亿元，竣工总建筑面积89万余平方米，在建工程面积3.8万平方米。新建（拆建）学生公寓近40万平方米，新公寓占学生宿舍总面积的67.8%，生均建筑面积达到12.8平方米。各附属医院的学科建设、科研、教学和医疗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5．2  “全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面旗帜”

率先建设一流大学，对浙江大学来说既是发展的重大机遇，又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学校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世界一流的办学目标，抓住机遇、改革创新、保持稳定、与时俱进、扎实有效地推进了改革、融合和发展。

重组结构，实现融合。

重点抓好管理机构重组、院系组建和政策统一调整等三项工作。经过调整，学校的管理机构进一步精简，提高了办事效率。根据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高水平大学的实践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按照科学性、合理性、前瞻性的原则重新组建了20个学院、70个系，形成了良好的学科组织。聘请了国内外知名学者担任院长，并建立了7个学部，设立了相应的学位、职称评审委员会。一批著名学者和文化名人如贺贤土院士、沈家骢院士、金庸先生、高尚全教授等受聘担任浙江大学各学院院长，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反响，事实证明，这些著名科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对学科、学院和学校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瞄准世界一流，做规划，抓机遇，促发展。

六年来，学校每年确定一个以发展为主题的重点工作。如2000年的学科和事业规划，2001年的教育大讨论，2002年的新校区建设和推行学分制，2003年的文科大会和学生教育管理体制改革，2004年的“人才强校”战略实施和国家创新平台建设等等。通过这些重点工作，把师生员工的注意力集中到学科建设上来，集中到教学科研发展上来，一步步推动学校工作重心由合并融合为主转移到发展和提高为主的轨道上。

从1999年开始，学校发动院、系、部进行了广泛讨论，多个层次制定发展规划。先后形成了《浙江大学中长期发展纲要》、《2003—2007年浙江大学学科与队伍建设规划》等多项规划，在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思路、发展步骤和重大措施方面形成了共识，使大家从更宏观更系统的层面上，争取更高水平的发展。

在部、省、市各级领导的关心下，2000年浙大开始规划建设紫金港基础部。结合杭州市的发展战略，学校及时提出了以浙大为中心建设城市西部示范区的概念，形成了“现代化、网络化、生态化、园林化”的校园建设理念。经过广大基建人员的奋斗和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高质量地完成了紫金港校区东区的规划、设计和建设，创造了校区建设过程中的浙大精神。新校区的建设已成为全国高校建设中的亮点，得到了中央、教育部和浙江省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学校在此基础上，又向国内外招标，形成了西区概念规划设计方案。未来的西区与东区将有机结合，构筑现代化研究型大学的空间新格局，为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和走向一流奠定硬件建设的基业。

突出高峰，加强交叉，促进学科协调进化。

建设学科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龙头。学校从发挥学科综合的优势出发，提出学科建设既要突出重点学科“造峰”，又要突出学科间的合作交叉，同时注意保持各层次学科的整体协调发展，从而实现共生共荣，形成良好学科生态圈。

学校抓住“211工程”和“985工程”实施的机遇，大力加强了重点学科建设，首批对理工农医门类的25个学科进行重点投入，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实施了“强所、精品、名师”计划，并对70余个省重点学科加以大力支持，同时设立院长学科建设基金，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多级学科重点体系，学科综合实力得到明显增强。目前，还有20个项目正在进行第二期“211工程”建设；同时有18个项目正在申报二期“985工程”的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努力向世界先进水准冲击。

学校根据现代科学发展趋势和国民经济建设的需求，在光通信、脑科学、集成芯片、纳米技术、微系统、安全农产品等重要新兴领域组建了一批学科交叉研究中心；通过组建“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等推动人文社科领域的学科交叉；并跨学科合作新成立了一批系、专业或研究所等。这些举措，既推动了学科的进化，又提高了我校整体的研究和教学能力。

环境的综合优化促进了各类学科的发展步伐。六年来，农学类学科的博士点和国家重点学科均增加1倍，年科研经费从2300万元增至2003年的1.37亿元，增幅达近5倍。医药类学科，博士点增加3倍，年科研经费从615万元增至6131万元，增幅达9倍；在院士、国家重点学科、《Nature》文章等重要指标上实现了零的突破。人文社会科学类学科博士点数增长了近1倍，研究经费增长近7倍，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增加1倍，国家重点研究基地等取得突破。理工等其他类学科也同样取得了长足发展。

推行以人为本的教学改革与创新。

2001年，举行了长达半年的教育工作大讨论，逐步确立了“具有国际视野的未来领导者”这一新的人才培养目标，“以人为本，求是创新，整合培养，追求卓越”新的教育理念以及“自主化、高效化、研究化、国际化”的改革方向。

近年来，学校根据学科发展趋势和社会对人才的新需求，优化专业结构。共新设专业31个，其中22个新增专业，9个老专业调整合并改造。在此基础上，扩大学生转专业的自由度。允许转专业的比例从2003年的30%上升到2005年的50%。

全面实施学分制、四学期制、导师制。学校利用启用紫金港新校区的契机，从2002级本科生开始，全面实施了学分制，从2004年开始，试行四学期制。初步建立了以选课制为核心，导师制、副修制、弹性学制和学分绩点制等配套的新教学管理模式，使学生在选择专业、课程、教师和学习进程等方面有更多的自主权。

加强教育改革试点。在浙江大学原有的混合班和工程教育高级班的基础上，相继增设了“创新与创业管理强化班”、“文科实验班”、“理科实验班”，并于2000年成立竺可桢学院，专门负责对多样化、宽基础、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探索。2005年，又新设立了“丘成桐数学班”“巴德年医学班”。实践证明，竺可桢学院的成立和发展，对探索本科教育新模式，大面积提高本科教育质量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进行精品课程建设。2001年，学校决定投入300多万元，启动校内“精品课程”和“重点课程”项目。2003年，其中有12门课程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2门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2004年，又有10门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有2人获2003年国家级教学名师奖，13人获省级教学名师奖。

改善教学基础设施。并校以来，不包括新校区建筑投资，学校直接在本科教学上投入达2.5亿元，多媒体教室总量达到151个，比6年前增加了7.4倍；投入1.136亿元，改变了原来实验室的分散格局，形成了具有完整体系的19个教学实验中心。紫金港校区的投入使用，更使教学基础条件达到了国内一流的水准。

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提高培养质量。投入2000万元启动研究生教育创新工程，为研究生创新能力和培养质量的提高提供平台。设立博士论文创新资助制度和奖励基金，对研究生创新性研究成果和学术交流活动进行奖励、资助。建立研究生培养质量与导师业绩挂钩的评价体系。实施了硕士生两年制培养方案。

坚持KAQ（知识、能力、素质）并举，促进全面素质教育。以加强“两课”教学改革，思想教育进宿舍和学风建设为重点，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广泛实施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第二课堂以及各类学术文化节等活动，促进学生素质全面发展。近几年来，我校学生在参加国际数学建模竞赛、国内挑战杯等重大学术活动中都取得了优异成绩。

集聚人才，激励人才，优化队伍，实施人才强校战略。

学校把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积极开拓渠道，面向海内外，以多种形式地引进高层次人才。加强政策引导，制订灵活的、分层次操作的智力引进和人才引进政策。努力争取人才引进项目、资金支持，除争取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春晖计划”等项目外，还利用社会捐助基金支持设立了“光彪讲座教授”“光彪特聘教授”“求是特聘教授”等等岗位，拓展渠道、广纳英才。近年来，学校以签约的方式引进了十多名国际知名学者和几十名海外优秀人才，如哈佛大学教授、“菲尔兹”奖获得者丘成桐，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国际电磁科学院院长孔金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刘克峰，柏林工大前副校长施泰恩米勒等一批在国际上有声望的知名学者，在国内引进了唐孝威院士、方肇伦院士等一批富有学术活力和重大影响的著名学者，并引进了众多青年学者，为我校开展学科交叉、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引领学科朝着高水平的方向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学校注重培养和推荐学术帅才和学术梯队，采取措施加强院士和后备队伍建设以及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的选拔、培养和考核工作。在新教师的选聘工作上，努力改善教师队伍的学历结构和学缘结构，保持师资队伍的生机和活力。

按照“瞄准一流，力促改革；淡化身份，强化岗位；突出人才，优劳优酬”的指导思想，在人事和分配制度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建立了新的用人制度、实行岗位聘任。从2000年至今，任共实施了三轮。激发了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学校的融合和发展、师资队伍的优化创造了较好的制度环境。在学校人员管理上，实行固定编制和流动编制相结合的人事代理制度和岗位聘任制，合理配置人才资源，搞活用人机制，建立起用人的自我约束、自我激励机制。

提升层次，广拓渠道，面向一流，建设国际化大学。

学校与包括美国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国巴黎高师、德国洪堡大学、日本东京大学、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等国外60所著名高校签订了校际协议，开展多层次的实质性交流与合作。还加入了由斯坦福、伯克利、东京大学等35所国际名校组成的环太平洋研究性大学联盟（APRU）；发起成立了全球大学创新网亚太地区联盟（GUNI-AP），被选为理事长单位；被选为有400多所成员学校参加的“全球农业高等教育与研究联合会”主席单位。

学校联合建立了一批高水平国际合作研究机构，如国际数学家合作的数学科学研究中心，与美国冷泉港国家实验室合作的沃森基因组科学研究中心，与瑞典皇家工学院合作的光子联合研究中心和能源联合研究中心，与巴黎高师合作的药物研究中心，与乌克兰国立技术大学合作的中乌高科技中心；并正在筹划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合作的纳米研究中心，与康奈尔大学合作的行为遗传学与疾病模拟研究中心，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联合建立浙江大学中奥中心。

招收留学生数量连年增长，六年共招收8520人，其中攻读学位的学生1856名。每年有计划地选派200余名优秀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赴世界著名大学进修、访问和合作研究。至2003年，共聘请来长、短期讲学研究的外国专家1256人，聘请担任我校名誉、客座教授的海外知名学者、专家240名。主办、承办国际学术会议70多个。

六年来，浙大师生同舟共济，打了一个漂亮的战役。浙江大学的改革因此受到社会的好评。正如教育部领导所说：“在这波澜壮阔的改革和发展大潮中，浙江大学始终站在最前列，成为改革的先锋、发展的典范，成为全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面旗帜”。（颜鹂 沈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