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20世纪40年代全国高校学业竞试，并以浙大连续四次名列前茅的事实为例，从一个侧面说明浙大这所百年名牌学府的学风之盛；同时，分析了浙江大学取得如此突出成就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有一位好校长——竺可桢先生；第二，有一支高水平的教授队伍；第三，重视科学研究；第四，办学"严"字当头;第五，十分重视基础教育；第六，重视新生选拔。

关键字： 四十年代 高校 学业竞试 浙江大学

20世纪40年代，国内教育界曾流行"北清华，南浙大"的说法。在国外，则把浙江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大（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称为"中国四强"。诚然，浙大以其综合性大学雄厚的实力，培养了一大批文、理、工、医、农、法、师范等多种学科的一流人才，在国内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由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农学院、法学院、师范学院组成的浙江大学，能够在当时全国近120所高等学校中名列前茅，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从1897年创校以来，经过几代人近半个世纪的共同奋斗的结果。重温中国当代教育史，可以发现，进入20世纪30～40 年代，浙大处于前列的地位已经确立。本文拟就1940至1943年连续四届全国高校学业竞试成绩统计资料，进行比较分析，从一个重要侧面阐明浙大的突出成就及其原因。

一、四届全国高校学业竞试的概况

1940年，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持久战阶段。东北、华北、中南、华东地区的高校经过大流亡、大迁徙，或转移到西南地区大后方，或分散在深山，少数则留在沦陷区，办学异常艰难。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为了鼓励国统区大学生在艰难环境中刻苦学习，尽量减少因战祸给人才培养带来的重大损失，于 1940年2月公布了全国高校学生学业竞试办法，决定进行全面统考、统评竞试。具体做法如下：以本科生为对象，分甲、乙、丙三类进行竞赛。其中：甲类竞试国文、英文（法文或德文）、数学三科，各院校一年级学生自由报名参加；乙类竞试各科系主要科目，各院校二、三年级学生自由参加；丙类竞试毕业论文，各院校四年级学生一律参加。

甲乙两类竞试分初试、复试，每年各举行一次。初试由院、校独立主持；复试由教育部主持。丙类分初选、复选，初选由各院校举行，复选由教育部办理。各院校由校长（院长）、教务长及系主任组成"学业竞试委员会"，以校长（院长）为主任委员，另外聘请有关科目的教授为考试委员，负责出试题、阅卷、评阅论文等。初试选拔有名额限制，其中：甲类以院、校为单位，80人选最优者一人为初选生；乙类以年级为单位，5人以上选最优一人为初选生；丙类以学系为单位，选拔各系本年度毕业论文最优者进行复试。复试采取统一考试的形式，由教育部分区进行。甲类，选拔每科成绩最优者各十名为决选生，乙类选拔各科系成绩最优者一人为决选生。丙类由教育部组织毕业论文评选委员会，选拔毕业论文最优30名为决选生。当时国统区有近120所高校，按重庆、成都、乐山、昆明、贵阳、桂林、辰溪、长汀、城固、香港、上海及其他（在原校）12片进行。一些著名大学如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复旦大学（分校在上海）等在重庆，四川大学（成都分校）、金陵大学等等在成都，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峨眉分校）在乐山，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北大、南开大学联合办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等在昆明，浙江大学（分校在浙江龙泉），大夏大学、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等在贵阳，广西大学等在桂林，湖南大学等在辰溪，厦门大学、福建协和学院等在长汀，岭南大学、广州大学等在香港，西北工学院等在在城固，交通大学、暨南大学、东吴大学等在上海，其余学校的竞试在原校进行，由教育部派员监试。凡初选生参加复试，其旅宿费由学校和教育部各承担一半。

全国高校学业竞试自1940年开始举行，连续举行了六届，直到抗战胜利（最后两届因客观原因未能公布结果）。

二、竞试成绩统计与比较

从1940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5年间一共进行过六届学业竞试，后面的两届成绩因客观原因未能保留（第六届复试成绩在重庆至南京转移过程中被水浸湿，未能公布）。本文将对第一至第三届甲、乙两类竞试成绩及第四届丙类论文竞赛成绩（本届甲、乙两类竞试未举行）予以统计与比较。为方便起见，按甲类、乙类、丙类三类分类进行统计。

甲类：

1940年5月各校举行第一届初选考试，录取初选生共410人。通过教育部统一复试，录取决选生31名。其入选比例为13.7∶1，难度甚高。31个决选生名额，分布在23所高校，没有初选生入选的大学有97所，两者比例为1∶5。决选生最多的学校为∶岭南大学、东吴大学，各3名；其次为浙江大学、国立师范学院、东北大学、重庆大学，各2名。其余17所大学，如国立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等，各1名。

第二届，于1941年5月举行。初选人数为847人，比第一届翻了一番，录取决选生仅32名，只比上届多1名。其入选比例为26.3∶1，难度比第一届增加了近一倍。决选生分布在16所高校，近百所高校未能入围。决选生录取人数最多的学校是浙江大学，共5名；第二名为中央大学，4名；并列第三名为岭南大学、中山大学、交通大学，各3名。2名以上的学校有：厦门大学、湖南大学。

首届并列第一名的东吴大学一名也未能进入决选生圈，首届第二名的浙江大学则跃居第一位。

第三届，于1942年6月举行。初选人数为613人，录取决选生44名，比例为14∶1，录取难度稍有降低。决选生分布在23所高校。决选生录取人数最多的是浙江大学，有9名，其次是厦门大学，有4名，第三名是国立西北工学院3名；国立中央大学、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等8所学校有2 名。在这届学业竞试上，浙江大学遥遥领先，在获奖的44个名次中，唯独浙江大学有两人同时获得2个名次的好成绩，这两人一为浙江大学文学院的丰华赡（国文科第一名、英文科第九名），一为文学院的丁儆（英文科第六名、三民主义第十名）。

乙类：

1940年5月与甲类一起在各校举行第一届初选试。产生初选生619人，经教育部统考复试，录取决选生62人，录取比例为10∶1。决选生分布在23所大学，五分之四的高校没有学生进入决试圈。决选生最多的前三名学校为：中央大学12名，岭南大学（在香港）7名，浙江大学、重庆大学各5名。2 名以上的大学有：厦门大学4名，武汉大学3名，西南联大2名，交通大学2名，广西大学2名，金陵大学2名，复旦大学2名，大夏大学2名，西北工学院2名。

第二届，与甲类初试同于1941年5月举行。初选生721人，经统考录取决选生59人，两者比例为12∶1。决选生分布在23所高校，占全部参赛高校的五分之一。决选生录取人数最多的，为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与国立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各占5名；厦门大学、岭南大学各占4名。中央大学、广西大学、福建协和学院各3名。

第三届，于1942年6月与甲类初试同时举行。初选生1100人，录取决选生89人。两者比例为 12.3∶1。决选生分布在30所高校，录取决选生最多的是国立师范学院，12名（师范类院、校设16个名次，它独得12项），浙江大学，12名；第二名为厦门大学，6名。第三名为国立交通大学5 名、国立中央大学5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届竞试竞赛中理学院物理学系第一名获得者为西南联合大学的杨振宁，第二名为浙江大学的龙槐生。杨振宁后来成为著名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第一名获得者为浙江大学的王启东，后成为著名的机械工程学专家、浙江大学校长。

丙类：

1943年6月开始举行的学业竞试没有举办甲、乙两类考试，只单独进行了丙类——论文竞赛。各校推选出本校最优论文2篇，共234篇，于7月送教育部评审，最后选出30篇最优论文。其比例为7.8∶1。决选生分布在12所高校。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各4篇，并列第一。其次为国立湖南大学、广西大学、西北工学院各3篇。次优特予嘉奖11名中，前2名皆为浙江大学学生，其中一名为徐规，现为浙江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

三、浙大优异成绩所显示的学科优势

从上列四届抗战时期国统区高校学生学业竞试成绩统计，可以明显看出浙江大学独占鳌头的优异成绩：

其一，四届七种考试，始终保持前三名优胜地位的，唯有浙江大学，即第一届甲类第2名、乙类第3名；第2届甲类第一名、乙类第二名，第四届丙类第一名。总共七项第一名中，浙大占了四项，居一半之多。相比之下，四届七种比赛中，三次进入前三名的有2所大学：岭南大学与国立师范学院；两次进入前三名的4所：国立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西北工学院；一次进入前三名的6所：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国立湖南大学、广西大学。这就充分反映了浙江大学独一无二、稳居领先地位的优异成绩。诚然，这仅仅是学生（从一年级到毕业班）分级统考的竞赛成绩；然而，假如没有多学科坚实、雄厚的师资力量作后盾，能保证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百多所高校统考竞赛上，场场保持优胜纪录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其二，从获奖的学科，也可看出浙大的学科优势。根据两组统计数据，我们可作下述分析：一是浙大学生在哪些学科中获奖；二是浙大学生勇夺第一名的又是哪些学科。据统计，浙大进入决选生的学科有中文、外国文学、历史、地理、教育、数学、化学、物理、生物、化工、机械、电机、农业、农业经济、植物病虫害、农业化学，还有三民主义（归属于政治）。以上学科分属于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农学院。其中决选生人数最多的是外文，7名，其余为：中文4名，数学4名，化学2名，地理3 名，历史2名，化工2名，电机2名，机械1名，教育1名，三民主义1名，农业1名，农业经济1名，植物病虫害1名，农化1名。此外，第四届论文比赛中，以次优特予奖励的11名中，浙大文科占2名，共16个学科（三民主义未计在内）。

浙大在16门学科中曾夺得第一名的学科，计有中文（2次）、化学（2次）、地理（2次）、历史（1次）、外文（1次）、数学（1次）、教育（1次）、化工（1次）、机械（1次）、电机（1次）、植物病虫害（1次）、农业化学（1次）。

四、原因分析

浙江大学于20世纪40年代复员杭州后，成为多学科优势突出、拥有文、理、工、农、师、法、医7个学院、25个学系（最多时为30个学系）、 10个研究所的国内外著名的名牌大学；教授队伍从70名增加到223名，教职员总数达624名；在校学生从512名剧增至2171名。一个地方性的大学一跃而为名牌大学，并在全国高校学业竞试中连续获得好成绩，其原因何在？

首先，是因为有一位好校长。1936年4月25日，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竺可桢校长学问博大精深，办学极有胆识，求贤若渴，高度民主，操守高尚，严于律己，躬体力行。一生以求是为准绳，"义所当死，死贤于人"，是他的信仰。他具有巨大的人格力量，在师生中有很高的威望。他一上任，就创立"求是"校训，提倡"不盲从，不附和"的独创性，要求师生追求真理、忠于真理。他延揽和团结了一大批在各个学科处于前沿地位的教授，大力提倡科学研究和严谨的学风，重视基础教育，从而使浙江大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如果说，北京大学能成为中国最高学府，首先应归功于蔡元培校长；那么，浙江大学能跻身"中国四强"，就离不开竺可桢校长的巨大贡献。"竺可桢是蔡元培以后最杰出和最成功的大学校长"——这是历史的公论。

其次，浙大当时拥有一支高水平、在各个学科处于前沿地位的教师队伍。竺可桢校长有一条重要的办学思路，即：办好大学，必须依靠教授。竺可桢校长在很多场合讲到："校长之最重要者在能请得良好之教员"，"大学实施教育，教授人选最为重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有了博学的教授，不但是学校的佳誉，也是国家的光荣。"他在任职期间延聘了一大批在各领域著名的教授执教。当时浙大可以说是群星灿烂、精英荟萃，诸如数学系的苏步青、陈建功，物理系的王淦昌、胡刚复、张绍忠、何增禄、束星北（爱因斯坦助手）、卢嘉锡、朱福斤，化学系的周厚复、王进、李寿恒、王葆仁，生物系的贝时璋、罗宗洛、谈家桢，工学院的王国松、李寿恒、钱令希、吴钟伟、钱钟韩，文学院的梅光迪、张其昀、谭其骧，农学院的卢守耕、吴耕民、蔡邦华，师范学院郑宗海（晓沧）等等。这一大批著名专家、教授，不仅为浙江大学培育了李政道、谷超豪等世界一流的学者，其中还有不少教授成了新中国科学院和国内一些重点大学的筹建者和中坚力量。

第三，重视科学研究。竺可桢校长认为，大学之能发扬光大在于开展学术研究。他指出，必须重视开展学术研究，才能有高的教学质量，并把二者比作为源和流的关系。在他的倡导下，全校上下开展学术研究成风。如数学系，由于陈建功、苏步青等教授醉心与研究，上行下效，讲师、助教也都勤奋钻研。仅 1940年一个学期内，该系在中国数学会杂志上发表5篇论文，寄往国外发表的有20多篇。这一时期，浙大学术讨论之风特盛。数学系独创"数学研究"课，为四年级学生所必修。物理系有教师报告会，文学院有由名教授指导的各种讨论小组，农学院有读书会等等，都深受学生欢迎，同学们认为是求知的最好方式之一。李约瑟博士1944年10月访问浙大，说："我查遍欧美各国的学术权威杂志，统计出浙大教授发表的论文，几乎占中国对外发表论文数量的一半，而这些论文的质量在国外的评价都很高。"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浙大之重视科学研究。

第四，老浙大十分重视基础教育。竺可桢校长主张通才教育与技术教育并重以通才教育为主的宗旨。在教学中，为了保证基础教育的质量，学校十分重视配备基础教学的师资力量，安排"第一等教授"来教数学、物理、化学、国文和英文等基础课。名教授苏步青、钱宝琮、王淦昌、朱福斤、周厚复、储润科、蔡堡、梅光迪、罗风超、朱正元、孟宪承、谭其骧等等，先后担任过一年级基础课教学工作。这不仅使低年级学生基础理论课的教学质量得以切实提高，而且，这些著名教授的学识、人品、治学精神和处世风范，都对学生有深远影响，学生听了名教授的课后，都有"胜读十年书"的感慨。同时，浙大又非常注重学生的实验和实习，以使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学校对一年级本科生要求特别严格，把他们看作是"准大学生"（预备班大学生）。每年都有1/3的学生因通不过严格考试而被筛选淘汰。

第五，"严格要求"，这是老浙大办学的又一个特点。学校为提高新生的学习质量，几乎每周都有考试，时间安排在星期天上午。读一年级的学生，几乎是没有休息日的。考试的题目非常难，要想取得60分的成绩，也很不容易。学生一般是不敢向老师问成绩的。有一次，几位女同学壮着胆子问钱宝琮老师数学成绩，钱教授说："你们呀，几个人加起来刚好及格。"大考题目更难，不及格的人数占有相当比例。如果不及格学分超过界限，就由学校"辞退"。由于严格要求，学生学习特别刻苦、自律，哪有谈情说爱的闲功夫？在遵义时，除夕晚上，街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浙大没有一个学生上街凑热闹的，仍是埋头读书。浙大学生基础扎实，不仅在国内出名，在国外也出了名。浙大毕业出去的留学生，尽管成绩单上分数低于其他学校，但实际掌握的知识，要超过其他大学。因此美国名牌大学，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都承认浙大的学分，特别是基础课，一律予以免修。由于浙大学风严谨，对学生要求特别严，国内不少家长都愿意把子女送往浙大报考。1941年，"中国四强"（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大）第一次联合招生，联考状元支德瑜，所填志愿为浙大机械系；全国中学毕业会考状元许邦士，所填第一志愿也是浙江大学，获免试进入化工系。

第六，注重新生的选拔。为要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必须保证新生质量。竺可桢校长严格把住招生关，每年亲自主持招生工作，安排最好的教授参加阅卷和录取工作。新生录取，严格按分数线办理，宁缺毋滥，即使当时国民党的一些党政要员为自己的子女进浙大而说情，只要不符合录取标准，竺可桢概不通融。党政要员为自己的子女进浙大而说情，只要不符合录取标准，竺可桢概不通融。

20世纪40年代显示出来的老浙大的学科优势，为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浙江大学理、工科（化学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工系、电机系、机械系）、杭州大学的文科（中文系、历史系、教育系）、理科（数学系、化学系、生物系、物理系、地理系）、浙江农业大学的农学系、植保系、农业化学系、农业经济系所继承和发扬，成为博士点学科集中、前沿学科集中、产生新兴学科与边缘学科的基地。

1998年，根据教育部"共建、调整、合作、合并"八字方针，四所学校又合并为新的浙江大学，经过五年的发展，浙江大学取得的巨大成绩有目共睹，影响不断扩大。在新的发展高度上，浙江大学必须以几十年积累发展起来的优势学科为依托，与社会发展需求相结合，一步一个脚印，向着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