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最好的大学，缘于两个人，一个是清廷命官林启，另一个是气象学家、教育学家竺可桢。

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是变法图存的产物。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  约后，国外列强在通商、通关、贸易等各个方面获得的特权越来越多。病入膏肓的清政府却无能为力，只能以一味退让来求江山稳定。外患日亟，国势日衰，深受创痛而不堪其辱的有志之士以挽救国家颓势为己任，纷纷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张。谭嗣同、梁启超、康有为则认为“非变法不足以图存；而启民智、培养人才，实为根本要图”。于是谭嗣同、梁启超在湖南创办了时务学堂；北京有康有为主持的强学会，上海也出现了强学会分会。深受兴学图强影响的浙江也不甘落后，遂于1897年（清光绪二十年）创立了求是书院。求是书院是中国四所最早由中国人自办的新式高等学堂之一。

创办人林启，字迪臣（1839—1900），早年出任陕西学政时，便以重“学风”著名。后任京城御使时，曾应诏提出四项改革主张，即：简文法、汰冗员、崇风尚、开利源。其中第三项主张“崇风尚以挽士风”，要求废止以制义词赋小楷取士，主张会试考诸史，廷试考时务，以重实学。以后因抗疏谏请停止营造颐和园以苏民困，触犯了那拉氏，外放浙江衢州知府，1896年调补杭州知府。他守杭三年，以“勤于治理，勇于赴事”著称。在政治上他同情载湉而深恶痛疾那拉氏，曾对学子谈话时自称是属于“保皇党”（光绪派）的……林启在杭州任内，鉴于当时科举弊端，认为要振兴实学、策励  图强，必须学习欧美文化和对教育制度有所改革。于是他在这方面推行了三件新政：一是鉴于八股束缚文教，改以策论取士；二是派遣留学生，学习传播新知识；三是兴办学堂。求是书院成立之初，正是科举未废（戊戌变法曾暂废政变后即恢复），林启亲自担任学院的总办，向学生们颁发《明夷待访录》、《天演论》、《求己录》等必读书目，其意在激励志气，养成民族意识，进而灌输欧西新思想，以谋自力更生。在他的带领影响下，一些以科举求名的举贡生监及尚未预试的学子，竟“舍此利禄必由之途而入学堂、学西学，显然为后来接受革命思想之张本”。在林启的一手缔造下，求是书院逐步形成他所主张的“居今而图治，以培养人才为第一义”，“讲求实学”的风格。林启认为培养“讲求实学”的人才，就是培养船学、矿务、种植、制造等“切于时用”的人才。求是书院无疑是全国自创办新式高等学堂最成功的范例。它不但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学家、科学家，如章炳麟、陈独秀、夏元瑮、陈榥、何燏时等，也使“求是学风”有了根基。林启时代虽不长，但开办新学，树立求是学风的意义对于未来的浙江大学的影响却不容忽视。人称浙江大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浙江大学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是由竺可桢一手创造的。自民国以来，中国出了两个为教育界公认的杰出的教育学家，一个是蔡元培先生，另一个是竺可桢先生。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招收女生，首开风气，聘请教授，新旧并蓄，在中国教育界具有开山创基之功；而竺可桢高风亮节，廉洁自守，海纳百川，特别是在内有外乱的抗战时期，率领流亡大学，颠沛流离，而仍弦歌不断，人才辈出的业绩，更是无人可媲。

竺可桢，字藕舫，1890年3月7日生于浙江省上虞县，1909年遵从家父之命考入了唐山路矿学堂（唐山铁道学院的前身）学习土木工程。1910年第二批庚子赔款赴美国留学考录的70人中，竺可桢以第28名的成绩入选。初履异国，竺可桢便放弃了土木工程专业，报读了美国伊利诺大学，改习农业。他说服自己的理由是“中国以农业立国。”在伊利诺大学毕业后，念及气象与农业的关系，他又转入了哈佛大学地学系攻读气象学。在世界著名气象学家沃德教授、麦坎迪教授德指导下，竺可桢很快就拿下了硕士学位。为了继续深造，竺可桢申请延长三年研究时间并得到批准后，开始了他的成果收获期。他的《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台风中心之若干新事实》等诸多篇论文相继问世，并在美国气象学界造成影响。1917年竺可桢被接纳为美国地理学会会员，同年还获得了伊麦荪奖学金。一年后，竺可桢精心研究写成的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通过答辩，被哈佛大学授予博士学位。

回国后，竺可桢开始了他在中国的创业梦想。他先是在武昌高等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的前身）任教，待条件成熟后，便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后来的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今天的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地学系，并由他亲自管理教授。这所由他创立的地学系从建制到教育方式都是最好的。它与历史较久的北京大学地学系南北相映，成为培养中国地学人才的两处摇篮。1927年，竺可桢应蔡元培、杨杏佛的邀请，出任中央研究院观象台筹备处常务筹备员，此后，他以气象研究所筹备主任、气象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所长等身份，开始了中国现代气象事业的奠基与发展工作。

1935年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因在大学强力推行军事化管理，随意开除学生，解聘教授、挪用物理系专用资金等劣行，激怒了学校师生而被驱逐。大学校长的位子第一次出现了空缺。也许因为这个位子太显赫，最初竟没有敢问津者。早在20世纪20年代，大学对所聘人员久制定了严格的标准。对所聘教师的要求是：学问好，教学方法好，品行好。对教授要求公认的三个标准是：一要品德高尚；二必须是学识渊博的欧美留学生；三是在社会上要有公认的威望和相当的活动能力。这样的标准，使得一些极备才学的人望而生畏，有的即使是最终选上也会因“或兼顾为难，或风裁太峻，或崖岸自高，或资望较浅”而离去。找到一个各方面条件都具备的教授人选尚且不易，便何况一校之长了。浙江大学校长的位子最终还是由蒋介石亲自圈定了竺可桢。

竺可桢无意这个“位子”。一是大学校长事务繁忙又要同官场打交道。他不善人际关系，自觉难伺候好部长或委员长，最重要的是，他放不下他的气象研究所。他从事地理、气象教学和研究已又二十多年，已对中国气象学方面的研究下足了功夫，颇有些国际水平的成果，在气象建设方面，如气象广播、天气预测、高空探测等都才开始，许多基本建设刚都铺开了摊子，特别是人才的培养还未成熟，这一切都使得他难舍难离。可是亲朋好友大都支持他，特别是他的夫人张侠魂也希望他出任校长一职。

最终他虽然决定出任大学校长，却还有所保留，他只是将自己作为一个“桥梁”，一旦学校走上正轨，就自动退出。竺可桢在上任之初，往访陈布雷告以此意（实际上是通过陈布雷转达蒋介石），并提出三项条件：“1.财政须源源接济，2.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3.时间则以半年为限。”在得到委员长的明确承诺后，竺可桢走马上任了。最初只想为下一任作为“桥梁”的竺可桢，在这个位子上一坐就是13年，并将浙江大学办成了全国最好的大学。

一所普通的大学，在战争纷扰的环境里，迅速地脱胎换骨，成为中国地第一流大学，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史地奇迹。竺可桢打造浙江大学地形式与手段很多，概括起来可为三点：一、选聘优秀教授；二、增加图书设备；三、奖励优秀学生和贫寒子弟。三点当中，选聘教授最为重要。竺可桢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大学的教育成功与否，系乎学风的优劣，而教授的人选，为教学质量和转移学风的动力。白鹿书院、鹅湖书院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有朱熹和陆九渊；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有汤姆逊、卢瑟福；哈佛大学之所以出名的是因为有罗伊斯等。为了让浙江大学也能够跻身世界名校之林，竺可桢“竭诚尽力，豁然大公，以礼增聘国内专门的学者，以充实本校的教授”。因抗议郭任远军事管制和挪用物理系设备专款而辞职的教授一一都被请了回来，如陈建功、苏步青、贝时璋、郑晓沧、黄翼、蔡堡等，这样的班底实力已经非常雄厚了，但竺可桢仍觉不够，他专门将他的老朋友、物理学家、原交通大学教授胡刚复请来，并未以文理学院院长重任。化学家的王琎、农学家卢手耕、机械工程学家周承佑也陆续被请了进来，远在山东大学任教的王淦昌也是这时候被竺可桢请来的。

教育界素有门户之见，蔡元培难脱此习，浙江大学也不例外，竺可桢却打破了这个大学的积习，不问留美、留日、留欧，也不问南方北方，只要有真才实学就委以重任。竺可桢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品格很快在教育界击出波澜，当时有一句颇为流行的话：为竺可桢而来。只要你有真才实学，并认为能够胜任浙江大学的某个位置，尽可以向竺可桢写信或当面陈述。多数情况下希望是不会落空的。

谈家桢: 竺先生是惟才是用的好校长

谈家桢（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遗传学家、前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

我是一个从小就在教会学校求学的学生，但是我只信科学，不会迷信的。在东吴大学毕业以后又进燕京大学研究所。到1936年，我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就想回国。那时想早些参加祖国的科学队伍，与全国科学家一起为发展中国家科学而努力。后来由于我的美国导师不准我走，结果又走读了一年“博士后”。到1937年，我回国了。在当时，我的母校（东吴大学）要我回去任教，而我又不想回去。因为那里的“洋人味”太浓了。我希望能够进一所我们国家自己办的大学，扎扎实实地为国家，把科学搞上去。可是在那个旧社会里，各校派系林立，学术壁垒森严。一个教会学校出来的学生，要去国立大学教书，可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是事也凑巧，我的一位留美同学（即朱远正先生）是东南大学的毕业生，他把我的情况写给他的老师胡刚复先生。不久竺可桢校长代表浙大给我寄来了聘书，要我去浙大生物系任正教授，并每月给我三百元大洋的工资。我那时才28岁，收到这样高的职位和这样优厚的工资，有点意外。为什么竺先生待我这样优厚？我与他素不相识，既不是亲戚，也不是他的学生。从宗派、体系等等各个方面看都挂不上钩的。从这一点看，在他的脑海中，没有教会学校与国立大学之间这条“鸿沟”，他是一位大公无私、惟才是用的好校长。所以我这个“外来人”也能够进得国立浙江大学任教了。其实竺可桢先生任用教会大学出身的学生任教授还不止我一个。后来听说涂长望教授出身于沪江，谭其骧教授出身于燕京等，也都是教会大学来的。以后浙大搬迁到遵义时，竺先生还聘请了遵义地方的一位牧师方豪先生来教中西交通史。方先生在中外关系史方面很有研究（后来去了复旦任历史系主任了）。竺先生就是不管牧师还是神父，只要有才就聘，可见他聘用教会出来的教授绝不是我一个人……

苏步青: 李约瑟称我浙大是“东方剑桥”

苏步青（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数学家、前浙江大学理工学院院长、数学系教授）

竺先生是最爱惜人才的。只要有好教师，他总是毫不犹豫立刻聘请，而且是千方百计地去聘请。所以许多有才干地教授都肯来浙大任教了。谈家桢教授是在1937年从美国回来地。竺先生立刻聘请他，他来时才28岁。后来章士钊地儿子章用和曾士炯从德国回来，他知道后也立刻聘请。那时期正在搬迁期中，我们地欢迎会是在警报声中进行的。因为竺先生爱才，所以他们也十分负责。有一次（在建德时）学生问章先生：“警报都响了，老百姓都已逃警报去了，我们还上课吗？”“怎能不上课。”“黑板挂在哪里？”“就挂在我的胸前。”这种精神，就是我们浙大教师特有的精神。章先生他一生从未有用扁担挑过东西，可是他在浙大随校西迁时，就是自己挑着行李与学生们一起步行前进的。他当时还患有肺病，最后他病死在西迁路上，真是太可惜了。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教授，如罗宗洛、梅光迪、王淦昌、卢嘉锡等等，也都是这样请来的。再以后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教授来到浙大参观，他称我浙大是“东方剑桥”这句话，我是亲耳听到的。当时如无竺校长主校，浙大就不会有这样高的荣誉。

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的学风、学制显然与他五年哈佛大学的学习与研究经历有关。特别是哈佛大学的前校长埃利奥特，以40年不懈的努力，改进学制，增聘名教授，倡导自由学术研究，将一所普通的学校改造成世界知名的经历，给竺可桢的影响颇深。他在教学、学制、学风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他提倡致力于“通才”教育，要求学生既要各有专精，又要文理兼通。他认为学生单学一种技术，并非大学的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大学应该培养的既有专门知识，又能博学旁通、思想开阔并能担当大任的人才。

他废除了郭任远时期诸种不合理的地方。如强调增加一年级大学生的基础培育，取消了一年级即分别系科、设置专业课程的郭氏“物质主义”的办学方法；在中国高等学府第一次实行了导师制。竺可桢的导师制的目标是培养“社会上各业的领袖”，因而，导师不仅要担任专业授课，还要负责指导学生的思想品格。导师一般由各系学识与品行兼优的教授副教授担任。每个导师带五六个学生（最多为十几人），导师和学生不仅是劝业授课，还要经常接触，包括个别谈话、集体座谈、共餐或一同外出郊游等。通过种种接触，让学生有更多的集会从近处体验导师为人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保证民主办学，浙江大学除了发挥教授在学术和教育上的主导作用外，还让教授在校务和行政工作方面参与民主管理。为此规定了大学的最高行政机构为校务会议。会议由校长、教务长、总务科长和训导长、各院长、各系主任为当然成员，另由全体教授选举出代表参加。校务会议负责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方向。另外，学校还专门设立了教授会、学生自治会、各级级会等，都可以参与学校作出的重大的决定。在教学方面，学校注重培养学生的自觉求知和独立思考研究的能力，各院系高年级都由专门的学术讨论课，师生可以互换角色、轮流主讲、报告新的学术动态或传递新的研究信息。

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成功的根基便是“求是”。林启创办的“求是书院”的求是倡导，在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已化为：惟事而求其是，即物而穷其理，乃所以求真的精神。有了这个精神，浙江大学就有牢固的底气，无论社会怎么动荡，风云怎么迭起，都不会让大学随风偃伏，失去方向。浙江大学是竺可桢栽种的并精心培育的一颗大树，科学与民主的根系已牢牢地抓住了土壤和岩石。

1944年10月，剑桥生物化学教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和驻华文化与科学协作代表团团长李约瑟应竺可桢地邀请，参加了浙江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中国物理学年会和中国科学年会。期间，在竺可桢的陪同下，他参观了坐落在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这个由杭州流亡至此的尚在建设中的大学所透出的精神和品质，让这位著名的中国科学史学家惊异不已。这里峰峦起伏，湄江盘绕，到处是堰坝、水碾、水磨和依山而筑的吊脚木楼。如不是山坳中简陋的篮球场、游泳池和一间间民舍草棚庙宇中传出的读书声，没人会把它同一个全国著名大学联系起来。

在李约瑟眼里，这样一个山寨般的大学天空上竟然飘荡着只有剑桥和哈佛才有的那种学术气氛和自由与民主的精神。

李约瑟将这座活跃在“山寨”里的大学亲切地称为：东方剑桥，并在其所著《科学地前哨》一书中，专门作了描述：

浙大起初虽有三辆卡车和一辆小汽车维持交通，但已经破旧得无法修理，也无新车补充。年高望重的学者和院长们，往来遵义湄潭之间，须攀上满载的军用卡车，途径人烟稀少的郊野，有时竟需历两天之久。在湄潭，研究工作是很活跃的。生物系正在进行着腔肠动物生殖作用的诱导现象和昆虫的内分泌研究。这时关于甲虫类瓢虫所有奇幻色彩因素的遗传方面的工作，在美国引起很大兴趣。较有名的工作有磺胺类药剂的衍化物的研究（有几种业经证明具有促进植物生长的功效）。在物理方面，因为限于仪器，工作侧重理论的研究，如原子核物理学、几何光学等，水平显然是很高的。这里还有一个杰出的数学研究所。具有广大试验场地的农科样就所，也进行着很多工作。该所发现本地所产的一种野蔷薇的果实（即刺梨）里，含有多量维生素c，并在枣子里找到维生素p。该所又在研究贵州著名的茅台酒所用的酒曲。这种酒曲除去酵母之外，还包含特意配入的药材不下28种之多。这种配方是一种特异的例证，显示一种方法，根据几世纪工作的经验，竟能在没有消毒设备的乡村情况下，确实有若干良好的结果。这一点甚至有军事上的重要性，因为一部分盟军军用卡车在中国路面上应用的动力酒精，是从传统方法制成的烧酒送到中央蒸馏厂蒸馏而得的。土壤方面，进行着氢离子浓度的研究和土中微量元素如镍、锌等的研究。特别注重对茶、豆、蔬菜等作物的关系（的研究）。

李约瑟在书中描述的科研成果只是一小部分，“东方剑桥”还有许多研究工作都是处于科学前沿的。如理学院苏步青的微分几何、陈建功的三角级数、钱宝琮的《金元之际数学的传授》、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如《中子与质子》和《五维空间场》（与程开甲等合写）、束星北的相对论、卢鹤绂与王谟显的量子力学、何增禄的光学、朱福炘的应力研究、贝时璋的细胞重建研究、罗宗洛的植物胜利研究、张其楷对有机物合成的研究等等，其中不少是科学前沿的“力作”。有一些如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等，更属世界性的重大发现。

第四届物理学年会和科学年会上，还进行了学术交流，因时间关系，殖宣读了9篇论文，其中束星北的《加速系统的相对论转换公式》，王淦昌的《中子的放射性》等5篇论文给李约瑟留下深刻的印象。以后，5篇论文被他带到伦敦，发表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上。

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已建立起科学先进而又符合国情的教育机制，有了这样的机制，无论什么样的环境，大学都能够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根据浙江大学何增禄教授的不完全统计，仅从1945年到1951年，仅浙江大学物理系在国内外最高杂志发表的论文就有51篇。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有4人。在国际合作方面，1948年，英国牛津大学函国民党教育部，承认中国7个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可以直接升入牛津大学研究院，浙江大学的名额又排在7个大学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