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国涌

大学作为社会的精神文化中心，传播人类先进文明和道义理想是它的使命所在。自19世纪威廉·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奠定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以来，它已经成为全世界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

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在中国的出现不过短短一百多年，但它产生不久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让后人几乎只能仰望，这是与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拥有过蔡元培、蒋梦麟、竺可桢这样的大学校长分不开的。我之所以同时想起这三位大学校长，首先是因为这三位深刻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史的人物都出生在宁绍平原，他们的家乡相去不过方圆百十里。蔡元培是浙江绍兴人，竺可桢是绍兴东关人（现属上虞），蒋梦麟虽是宁波余姚人，也靠近绍兴，少时曾在绍兴中西学堂求学两年。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在20世纪前半叶，这片土地上涌现的人物真可谓群星璀璨，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

其次，蔡元培和蒋梦麟、竺可桢这两个同乡后辈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蒋梦麟在绍兴中西学堂求学时，蔡元培是学校的监督，还是他的老师。“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南下，推荐年轻的蒋梦麟第一次代理北大校长，那时他留美归来不久，尽管获得过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博士学位，毕竟没有实际经验，蔡元培却一眼看中了这位早年的学生。而他果然也不辱使命，在动荡的乱世中，始终稳稳地把着北大的舵。蔡元培名义上做了十年半北大校长，“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在他在职而不在校期间，就由蒋梦麟代理校长，即使蔡元培在校，蒋也是他最得力的助手。他们密切的关系，从蒋梦麟的《蔡先生不朽》、《试为蔡先生写一篇简照》等充满深情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从他近似回忆录性质的《西潮》中也可以看出。

我不知道蔡元培和竺可桢最初在什么时候相识，但20世纪20年代后期，蔡元培筹建中央研究院时，就邀请竺可桢筹建气象研究所。后来竺可桢出长浙大也得到蔡的赞同和支持，竺在浙大的许多做法就是以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为榜样的。

三个人中以蔡元培年龄最大，影响也最大，他出生于1868年，受过完整的旧式教育，中过进士，点过翰林，办过学校，又长期在欧洲学习、研究，真正算得上学贯中西。蒋梦麟生于1886年，从小基本上受的是西化的教育，少时进的都是教会学校，留美近十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和教育学博士，还是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的学生。他们两位都是以教育为志业的，都做过北大校长、教育部长。生于1890年的竺可桢从小接受的基本上也是新式教育，先后在复旦公学、唐山路矿学堂学习，留美8年，获得了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有所不同的是，他主要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从1936年出任浙大校长，直到1946年他还兼任了十年的气象所所长。所以他的一生主要是从事科学研究，办大学不是他的专长，但正是他把一所地方性的大学办成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著名大学，培养了无数不世出的英才，是值得后人深思的。我以为竺可桢是一位具有很深人文修养的人士，是真正把追求真理当作人生最大乐趣的知识分子，一位“求是”人曾说：“这种传薪播火、荜路蓝缕的学术使命感和文化责任感，远非职业精神、敬业精神所能涵括。它使我们体悟了竺可桢校长关于大学是‘社会之灯塔’之谓。”

正是这些深受近代文明熏陶，热情追求真理，具有崇高人格的教育家，全面提升了中国大学的品质，使这些大学迅速和世界接轨，融入了人类主流文明。蔡元培、蒋梦麟身上所体现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精神，竺可桢身上体现的浙大“求是”精神，无论在今天还是在明天都不会过时，也只有这些精神才可能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时代。

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1792年，洪堡提出国家无权插手教育，新型的大学应该是塑造完善的个人，致力于真正的学术，教授和学生都应该成为真理的追求者，学术自由与教育独立乃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必须途径。蔡元培先生长期在德国学习、研究，深受洪堡的影响。他曾说过，德国近代的发展是基于成功的高等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小学教师，造成了一代优秀的公民。作为教育家，他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1917年，他在给汪精卫的信中说：“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的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而德意志统一之盛业（普之胜法，群归功于小学教员；然所以有此等小学教员者，高等教育之功也），亦发端于此。”

民国元年，蔡元培出任首届教育总长，邀请另一位教育家范源濂为次长，范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后来他自“把两个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之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

蔡元培做教育总长为时很短，他的教育理想并没有得到实践的机会，不久他就再度赴欧洲学习、考察去了。直到1917年他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才一举奠定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教学自由的原则，开创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新局面。

1916年，袁世凯脱下皇袍，在一片唾骂声中死去。光复会老会员、国会议员陈黻宸、北大教授马叙伦等向教育部推荐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他还在犹豫，不少老同盟会会员也有不同意见，有人坚决反对（如马君武），认为北大太腐败了。孙中山认为，北方需要传播革命思想，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帝王思想和官僚习气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带有全国性的教育，主张他去。所以国民党把他看作是“隐伏在北方的文化教育界的极其重要的革命棋子”。这些说法未免把蔡元培出长北大的动机狭隘化了，其实从蔡元培的思想境界看，从他以后在北大的作为看，他的目光要远比这宏大得多，早已不是“传播革命思想”这样简单化的政治目标可以涵盖的。

当年北洋军阀的手伸得还不是太长，他们还懂得有所敬畏，并不是直接插足他们所不熟悉的教育文化领域，教育基本上还是教育家们的事。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蔡元培的信仰，但他们选择的只是一个有经验、有学问的蔡元培，让他来办大学，和他的政治态度没有太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个字，一方面他聘请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伊默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一方面北大教师中又包括了一些学术上有造诣但政治上保守（甚至主张君主制）的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等。他认为大学就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大学应该广揽人才，容纳各种学术、思想，让其自由发展。他聘用辜、刘等是因为他们的学问可为人师，是尊重讲学自由和一切学术讨论的自由。筹安会发起人刘师培在北大讲《三礼》、《尚书》、训诂，从没宣讲一句帝制；辜鸿铭拖着长辫教英诗，也从未利用讲台讲复辟帝制。他曾对攻击刘、辜的学生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习惯专制、好同恶异的社会里，蔡先生这种容纳异己的民主作风、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开创了一代新风。他的北大是真正兼容并包的北大，各种思想、各种声音都可以并存，是一个多元、开放、宽容、民主的大学，超越了单纯的党派观念和“革命棋子”的狭隘性，不仅造就了傅斯年、罗家伦，也培养了高君宇、张国焘等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蔡元培先生重塑了北大，也奠定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大学的基本面貌。

在他眼里，“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他用人不分信仰、党派、学术见解，他主持下的北大因此能超越当时的军阀政权之外、各种社会势力之外。他有大胸襟、大气魄，是大手笔，前无古人。如果把北大看作中国民主的摇篮，蔡先生则是中国民主的奠基者，他一生最为伟大的功绩正是给北大这一民主摇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点“五四运动”以来20世纪的编年史已经可以作出充分的证明。

他鼓励学术研究，提倡社团活动，其中新潮社、国民社等在“五四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学生社团都产生于1918年下半年，得到了他这位校长的支持。为培养学术自由精神和自治能力，他批准每月由北大的经费中拨出2000元来给傅斯年、罗家伦他们的新潮社办《新潮》杂志（当时北大每月的全部经费不过4万元），并由学校负责印刷发行。

在大学领导体制上他第一次实行民主办校、教授治校，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评议员包括各科学长、主任教员、各科本预科教授各2人，由教授互选，任期1年，期满得再被选。组织各学科（系）教授会，规划各学科的教学工作。各教授会设主任1人，由教授互选，任期2年，并由各科教授主任组成全校统一的教务处，负责主持全校的教学工作。教务长由各教授会主任推选，任期1年。

蔡元培领导的北大不仅为现代中国大学教育树立了一个崭新的楷模，也促进了思想界、知识界的转变。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在陈独秀、胡适等的热情倡导下，青年学生掀起了追求民主、科学的浪潮，终于使北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有人说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和陈独秀办《新青年》对“五四运动”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傅斯年1943年说过一番话：“犹忆‘五四’以后有人说，北洋政府请蔡先生到它的首都去办学，无异猪八戒肚子中吞了一个孙悟空。‘五四’之后，南至广州，北至北平，显露出一种新动向……激动了青年的内心，没落了北洋的气焰，动荡了社会上死的寂静。”由蔡元培创造的思想自由、民主精神已经成为北大绵延不绝的火种、传统。

蒋梦麟：“谨守蔡校长余绪”

1919年以后，蒋梦麟主持北大达17年之久，北大之所以能成为一所现代性的大学，与他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这位出生在浙江余姚一个小村庄的教育家，从少年时代起所接受的大部分都是西式教育，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及上海、余姚的教会学校求学，进入浙江高等学堂时他已能够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1903年，他19岁那年考中秀才，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在急剧变动的大时代，在新与旧、中学与西学、维新与革命之间，他“尚未成熟的心灵”终于看清楚了——“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1908年，他考取官费留美资格，留美近十年，成为杜威的学生，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

回国之初，蒋梦麟曾办过《新教育》月刊，提倡新的教育思想，强调教育要按照学生的要求设计，目标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仅仅6个月发行量就达到1万份。由于这个刊物与北大师生“知识上的密切关系”，1919年初，他被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蔡元培离京南下。7月23日，蒋梦麟受蔡先生托付代理北大校务，这时他不过30岁出头。在北大学生欢迎会上，他第一次发表了有关他办学思想的演说。他指出：国家民族的地位是由历代文化积聚起来的，不是朝夕所能成。“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的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这些观点成为蒋梦麟以后一直遵循的办学方针。

除了三度代行校长职权，蒋梦麟长期担任北大总务长，主持日常事务，是蔡元培治校的得力助手，他们共同把北大引上了现代大学的轨道。在他们主持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北大的三项治校准则。同时，他还认为学生自治会应该受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他在1923年写的《北大之精神》一文中把北大精神概括为两点，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

他代理校长期间，也就是“五四”以后的7年，面对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而且始终为经费问题所困扰。如果没有高度负责的精神，没有勇挑重担的态度，要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年头，要使北大能始终稳步发展是难以想象的。“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就是他当年对全体教师说的话，他的道德威望、他的人格风范虽然无法与蔡元培相比，但他是一个有担当、能负责的人，一个做事的人。他曾感叹：那时当大学校长真伤透脑筋。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日夜奔忙的惟一报酬，就是他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这些感慨，无疑是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期间的切身体会。

作为职业教育家，他对无休止的罢课很不以为然。1920年5月4日，他曾和胡适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态度很明白。他们表示学生运动是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太腐败卑劣，又缺乏正式的纠正机关所致。但他们认为单靠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希望学生注重学问的生活、团体的生活、社会服务的生活。一句话，就是希望学生以学业为重。

1926年，北京发生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大有三位学生惨遭杀戮，蒋梦麟悲愤欲绝。3月24日，他在北大全体师生参加的追悼大会上沉痛地说：“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爱国运动，不幸有此次之大牺牲，李、黄、张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损失一贤子孙，其家属接此种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国家社会言，损失如许求专门知识之良好学生，此种学生之培植，由小学而大学，殊不易易，将来即少如许有用之材；就同学方面言，大家亦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损失不小。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才，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说到这里他“潸然泪下”。接着，他对政府的暴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未说完，他“不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

3月26日，他发出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

这是一贯不赞成学生从事政治活动的校长，面对政府杀害自己学生时的态度，有了这些真实、生动的历史记录，我想其他的话都是多余的了。

1930年12月，蒋梦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长。他延聘大批留学生来校任教，并按照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对旧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教授专任，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规化，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口号。在他领导下，30年代的北大，教学科研水平都有明显提高。

这一时期正是民族危亡之秋，作为校长他不仅要忙于校务，还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应付日本方面的骚扰。“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进逼，迅速向长城以内推进，占领河北北部，成立所谓的“自治政府”，并鼓吹推行华北“自治”。在这一紧急关头，北大教授联名发表宣言，声明誓死反对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他也是签名者之一，甚至差一点被劫持到大连去。宋哲元派人劝他离开北平，但他坚持留在北大负起自己的责任。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南迁，与清华、南开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后迁往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常委会共同主持校务，历时9年，写下了民族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蒋梦麟回忆：“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幸靠同仁们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其中当然凝结着他的一份心血、智慧与汗水。

从1919年到1945年，蒋梦麟前后在北大工作了20多年，主持校政17年，在北大校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以他的渊博学识和精明干练，在那黑暗而动荡的乱世中国，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使北大的教学与科研水平稳步上升，这一奇迹是与他的办学思想分不开的。他说在北大任职期间，蔡元培先生有关大学教育的主张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他始终谨记在心，遵照执行。晚年他在未完成的《新潮》一书中深情回忆：“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竺可桢：浙大的“求是”精神

浙江本是文物之邦、人杰地灵，南宋以来“尤成为衣冠人文荟萃之邦，学风盛极一时”（竺可桢语）。浙江大学源远流长，其前身求是书院创办于1897年，是中国最早实行近代科学教育的四所高等学府之一，以培养讲求“实学”（即“新学”、“西学”）的人才为宗旨，后改为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1828年改名为浙江大学。陈独秀早年曾在求是书院求学，邵飘萍、陈布雷、邵力子等都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

浙大学生对民主、科学的追求深深植根在“求是”学风之中，“五四”以来的历次学生运动中，他们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1935年，浙大学生最早响应“一二·九”运动，12月11日就联合全杭州学生冒雪上街游行示威，并准备赴南京请愿。校长郭任远勾结军警入校逮捕了12个学生自治会代表，因此爆发了驱逐郭任远的罢课斗争。罢课持续了一个月，蒋介石亲临浙大平息学潮。为了缓和人心，他接受陈布雷的建议，任命竺可桢为浙大校长，从而揭开了浙大历史的新一页。

1936年4月，声望卓著的科学家竺可桢就是在前任浙大校长郭任远被学生赶走的背景下，在争得校长独立用人权、当局不得干预的许诺后，走马上任的。这是浙大学生“一二·九”运动中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果实。

竺可桢1910年赴美留学，1915年参加了赵元任、杨杏佛等发起的中国科学社，在《科学》杂志发表过不少文章。1918年获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后回国，先后在武昌、南京执教，在东南大学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1928年起担任气象研究所所长，是中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

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上任伊始就发表了《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的演讲，要求学生“致力学问”、“以身许国”，提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强调“运用自己思想的重要”，“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他废止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经验，继承并发扬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自由民主的办校方针，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教授治校。同时，他十分赞赏浙大所特有的自求是书院以来一脉相承的朴实严谨的传统学风，并把它概括为“诚”、“勤”两个字，称浙大“学生不浮夸，做事很勤恳，在社会上声誉亦很好”。

1938年11月，浙大西迁广西宜山时，竺可桢通过校务会提出以“求是”作为浙大校训，他说一方面是要将求是书院以来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一方面“求是”的英文是Faith of Truth，和哈佛大学的校训（拉丁文Veritas）“不约而同”。

1939年2月4日，他对一年级新生作了《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讲话，深刻、精辟地阐述了“求是”的涵义。“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而要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要有刻苦耐劳，富于牺牲的精神，“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以使“真理卒以大明”。“求是”就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不惜为真理而献身，鲜明地提出要“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他列举布鲁诺为了真理被烧死在十字架上；伽利略年近古稀还要被迫认罪；达尔文、赫胥黎等为举世唾骂。“但是他们有那不屈不挠的求是精神，卒能取得最后胜利。”

他讲话后的第二天，日军18架飞机在浙大的临时校舍投下118枚炸弹。就是在如此艰险、严酷的条件下，竺可桢先生概括并提出了“求是”校训。

在他民主、自由的办学方向吸引下，在他的崇高人格感召下，浙大汇集了不少崇尚科学民主、追求真理、有真才实学、有社会责任感的好教授，在他们身上同样体现出浙大的“求是”精神。正是有了竺可桢这样的校长，有了费巩、王淦昌、蔡邦华这样的教授，作为“流亡大学”，浙大才能在五易校址、历经五省、跋涉五千里这样颠沛流离的战争环境下，奇迹般地从抗战前只有文理、农、工3个学院16个系的地方性大学一跃而成为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7个学院27个系的综合性大学，不少专业在全国享有盛名，如物理、化工、农业、数学等，并创建了数学、生物、化学、农经、史地5个研究所，教授、副教授由70名增至201名，学生也由512名增至2171名，被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在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占有了重要的一页。

竺可桢所确立的“求是”校训不仅是治学准则，也是做人的准则。他自己就是“求是”精神的身体力行者。他尖锐地批评“一般知识分子往往只顾利害，不顾是非，这完全与阳明先生的‘致知’和本校校训‘求是’的精神相背谬的”。

竺可桢当了13年浙大校长，他一贯支持校园民主，1940年，他大胆起用无党无派、敢于仗义执言的政治学教授费巩出任训导长。在费巩支持下创办的《生活壁报》是浙大学生的一个民主论坛，推动了校园民主的蓬勃发展（1948年改名为《费巩壁报》）。每当危急关头，竺可桢总是义不容辞地站出来，承担责任。对浙大每次发生的学生被捕事件，他都非常关心，积极主动地营救，态度极为诚恳。就这一点而言，他对学生的真诚爱护，在上个世纪的大学校长中恐怕无人出其右。

1942年1月“倒孔”运动时，他亲自走在游行队伍前面保护学生；他一再拒绝国民党政府要他下令开除学生的威胁，斩钉截铁地说：“吾人总须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

1947年11月2日，即于子三被杀害的第四天，浙大学生自治会举行普选。这一天的竺可桢日记中写道：“此次为第一次普选制”，当选者中“左派几占十之七八……故料想反政府之行为必层出不穷也。”但爱护学生是他作为校长的天职，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过。整个于子三运动中，他的言行感人肺腑，正是他不畏强暴、不顾个人安危、全心全意爱护学校和学生，成为学生最有力的精神支柱。

当得知于子三死讯赶到监狱探视尸体时，竺可桢即严词拒绝在“于子三自杀身死”的证明上签字，并在南京对《申报》记者说：于子三“作为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为千古奇冤”，正是他仗义执言，率先冲破新闻封锁，击破了“于子三自杀身亡”的谎言，消息见报后震惊全国。蒋介石下令他“更正”，他断然拒绝：“报载是事实，无法更正”。并公开表示：“一本过去理智态度、求是精神，决不畏难而退，不能以利害得失而放弃追求真理。”他还对浙大全体师生郑重宣告：“真理在我们这一边，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将永远留在不灭的史册中。他身上所体现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半个多世纪后依然让我们肃然起敬、激动不已！

竺可桢的人格力量，他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求是”精神对塑造老浙大莘莘学子的人格所起的作用是后人很难想象的。浙大在1949年前被誉为“东方剑桥”、“民主堡垒”绝不是偶然的，是和这位好校长分不开的。

2009年10月09日 中国新闻周刊

文/黄艾禾

1949之春：争夺竺可桢

1949年5月6日，距上海解放还有20天，杭州已经解放了3天。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走在上海的枫林桥上。他刚刚去看了上海医学院的朋友回来，在此，与蒋经国不期而遇。此时，蒋经国正在上海指挥将国库中的金条运往台湾。

虽然竺可桢与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素来关系不错，但现在蒋经国却是竺可桢最不想遇到的人。蒋经国开口便劝竺可桢赶紧赴台，并说是以父亲的名义请他去。竺可桢婉言相却。回到住所，竺可桢向身边的学生讲述了这件事，他的学生中很多都是中共地下党员，马上建议他以后少出门少露面，竺可桢听从了。

竺可桢确确实实感觉到了危险。在这一年的2月，他得知浙江省主席陈仪被免职的消息。陈仪一向对浙江大学多有照顾，这让竺可桢“心里极为不安”。特别是听说，陈仪的罪名之一，就是因为此前浙大5名学生被释放时，学生们沿途游行并贴标语，结果被特务们报告上去，说陈仪对学生们的行为不闻不问——这让竺可桢不能不联想到自己，他对学生的“纵容”在国民党当局中是有名的了。

到了4月，有朋友透露消息给竺可桢，说他被国民党当局列入到一个“和平分子”黑名单中。国民党当时有两个黑名单，一个是更“黑”的“反动分子”名单，那张名单上的人名一般人不易见到，而“和平分子”名单上的人，有许多都是竺可桢的朋友。

竺可桢是4月30日到上海的，5月2日他上街头买报纸，发现报载他已经“飞台湾”，这让他大为惊惶，不知消息从何而来。到了这种政权交替的关口，像竺可桢这样的著名知识分子，是国共两党争取与争夺的对象，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为政治风向的一部分，他们处境微妙复杂，也险象四伏。

国民党方面要拉他去台湾，而且通过不只一条渠道向他表达。教育部长杭立武在他来上海的第一天就要他去台湾，但是他没有答应。后来，他的老友傅斯年从台湾来电，邀请他去台湾大学，他予以辞谢。这回，是蒋经国当面向他传递蒋介石的意思，让他去台湾。

蒋经国后来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次会面。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室原主任樊洪业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他曾经在蒋经国日记中看到过这段，说竺可桢当时不但不去台湾，还劝蒋经国也留在大陆。但是，在竺可桢的日记中，关于这次相遇并没有写到这些。“我认为以竺可桢先生的为人，他不太可能去劝蒋经国的。当时有不少人去了台湾，包括与竺可桢关系很亲密的学生，他也没讲什么。他觉得每个人的去留都有他自己的理由。”

但是，如果国民党拉不走竺可桢，也不是不存在劫持或是暗杀的可能。从今天披露出的史料看，当年国民党军警就曾扣压了民主人士张澜和罗隆基，准备以押送台湾的名义，在途中将其处死，幸为潜伏在国民党中的中共地下党员所救。

失望与希望之间

1949年是一个特殊的年头。整个中国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巨变，而这个年头的每个人，也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对于竺可桢来说，他的抉择还要多一重：他这个浙大校长还要不要干下去。

他已经在浙大校长的任上干了13年。1936年1月，正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的竺可桢，听老友翁文灏说，浙大的原校长郭任远干不下去了，国民党中央委员陈布雷准备向蒋介石推荐他出任此职。

竺可桢的第一反应是不愿意。他知道大学校长工作的纷繁复杂，更放不下他热爱的气象研究工作，放不下他亲手打造起来的气象所。蒋介石为这件事，专门约见他面谈，竺可桢本来想当面向蒋婉言辞谢，但蒋见了竺可桢印象甚好，更要任命他做浙大校长了。

许多朋友都劝竺可桢赴任，理由是，中国的文化近年来衰退，需要一所大学做中流砥柱。竺可桢自己也在日记中写道：“郭(任远)之失败乃党部之失败……故此时余若不为浙大谋，(而采取)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到了3月，竺可桢告诉陈布雷，他可以接掌浙大。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到浙江大学上任，没想到，不久就战争爆发。

竺可桢任浙大校长的13年中，经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浙大四迁校址，在千里跋涉中艰难办学，竺可桢在“求是”的校训下，选贤任能聚集起一大批一流教授人才，到了抗日战争结束时，当时在西南一隅的浙大已跨入中国一流大学的行列，成为当时最好的四五所大学之一，被誉为“东方剑桥”。

但是到了浙大复归杭州以后，竺可桢发现，他这个校长更难当了。一方面，国民党日益腐败独裁，统治愈发残酷；另一方面，学生们的反抗情绪愈发激烈，动不动就上街游行。

1947年10月26日凌晨，浙大的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和另3名同学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竺可桢当天中午得知消息，立刻前往营救，而那些国民党高官们，有的高卧未起，有的推说不知，最终才确认于子三确实被捕了。按当时的法律规定，刑事拘留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但是保安司令和警察局长却一再推托，学生们被激怒，说，如果29日人没有被送法院或释放，30日就罢课！

29日下午，省府来了消息，说有要事要谈，却又久久不见人来。竺可桢心知有异，又赶到省府，被告知，于子三已经“自杀”了。看到于子三伤痕累累的遗体，竺可桢几乎晕倒。当国民党特务们要求竺可桢在“自杀”的检验证书上签字时，竺可桢说，我只能证明于子三已死，不能证明他是用玻璃片自杀的！

竺可桢对于学生的感情，用浙大校友们的总结，叫做“爱生如子”，另外还有4个字，是“爱校如家”。当年的浙大毕业生，后来中共浙大地下党的负责人许良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全国没有几个大学校长能像他那样，有学生被捕，他都要到监狱去看学生。审判时他直接去旁听，他比学生的父亲还关心他的儿子。”1943年5月29日，竺可桢到重庆的北碚去看望两名被关押的学生。在那天的日记中他写道，看望完回到车站，他看到“一穿制服者押一学生模样的加手铐者来，余为之泪下。……”

作为大学校长，竺可桢一边要与国民党当局的暴行抗争，一方面又要平息校内学生们的情绪，不要做出过激行动。然而浙大的学生果然罢课了，而且浙大的教授们也参加，成为浙大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罢教。接着，北平、上海各校开始响应，形成1947年中国的第三次学运高潮。

这时的竺可桢，在努力劝说学生们复课但学生们不听的情况下，生了辞职之心，他匆匆赶赴南京。刚到那里就听说，学生们已表示次日复课，并支持校长在南京的一切行动。当南京的新闻记者前来采访，问到于子三是否自杀时，竺可桢回答说：于子三“作为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为千古奇冤”。他的言论一出，国民党当局一片被动。

所以，竺可桢日后多年在他的一份“思想自传”中写道，“国民党特务视浙大为眼中钉，而且在他们看来我是站在学生方面，是他们的对立面。在他们撤走之前，有可能做些对我不利的事情。”

而竺可桢对学生的爱护，也是获得共产党方面好感的重要原因。

1949年2月，在中共地下党控制下的浙大学生自治会发起了为竺可桢祝贺六十岁生日的活动。当年中共杭州市工委的负责人之一许良英说，活动是他建议的，在浙大校园里搞了一个星期，还举办了浙大校史展览，不光是学生，许多教授也参加进来。作为竺可桢，他并不知道这个活动背后是有组织的，而且学生们以为他的生日是2月25日，实际是3月7日，但他确确实实感到了浙大师生们对他的厚爱——那份感情都是发自内心的。在此这前，许良英还主持做了一件事，在1949年元旦的时候，以“中国共产党杭州工作委员会”的名义，给一批进步人士写信拜年，并希望留下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竺可桢是收信人之一，他应该感受到了来自中共的善意。

“竺可桢在1949年的4月30日突然离开杭州，这令我们也感到很意外。”许良英说。

但是，竺可桢到了上海后，马上又受到了他的学生们，另外一批中共地下党的保护。

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

以竺可桢原本对大学教育的理解，大学就是个学知识培养人格做学问的地方，不应掺入那么多的政治。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不可能有这样的政治真空之地。于子三的遗体下葬时，学生们不顾禁令，打着写有“复仇”大字的旗帜，并散发挽歌：“抬着你的尸体往前走，走在这中国的土地上，仇恨的人呀，记着记着，今天将将士来埋葬。凶手凶手，你不要太高兴，你的死期将到临”……竺可桢一看就知道，这样的队伍上了街，非得酿成惨案。他和学校的老师们极力劝说将葬礼延期。但就是这样，突然从校外冲进一伙暴徒对学生大打出手，一些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

竺可桢后来的校长生涯，就这样将大量时间消耗在政治风潮上，为营救学生和为浙大争取资金，他身心俱疲，心生厌倦。

竺可桢想辞去浙江大学校长职务的念头已经有很久，但他离开浙大的决定却做得很突然。1949年4月28日，他接到教育部长杭立武的一封电报，要他立即到南京去，他回电说现在去不了，因为学校面临疏散传闻，人心惶惶。后来，他得到浙江省保安司令的保证，决不会到浙大抓人，觉得对学校可以放下心了，又听说社会上关于他要出任迎接中共的维持会副主席，他觉得此时再留在浙大，很难讲清自己与政治的关系，那么杭立武的电报，就是离开浙大最好的理由。

4月29日，当竺可桢登上从杭州开往上海的火车时，发现车上挤满了军人，他根本上不了车。换了一趟车上去，从下午两点半直等到7点还不开车，大雨将所有等候的人浇得透湿，谁也不知几点能开车。晚11点多，车终于动了，又不断停下，有士兵从窗口强行爬入，而车站上，已经见不到站长，这一夜的火车，走走停停，让竺可桢饱尝“兵荒马乱”的滋味。

到了上海，竺可桢住在朋友处，他听到了黄莺正在啼鸣。沪、杭、宁一带，当时正值最好的春光，樱桃上市，洋槐盛开，可是，自己将何去何从？

此时竺可桢对国民党已经彻底失望，而且，中国大陆是他研究气象最好的天地，他打定主意不去台湾。所以，当他遇到蒋经国时，就发生了本文最初写到的一幕。但是对于共产党，用他在后来的“思想自传”中的说法，他“对共产党办学方针毫不了解”。他与朋友们探讨，问他们是不是要赴广州(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几位朋友“唯唯否否”，觉得去了也“前途茫茫”。

然而在这段动荡的日子里，竺可桢还能坚持读书。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他读过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汤因比的《文化在审判中》、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张荫麟的《中国史纲》，5月24日还在读Heapo的《宇宙之构造》，只是到了炮声越来越密的时候，他也开始看一本小说《风萧萧》，“我素来不看小说，在炮声中无心读书，故翻阅之”。竺可桢在这个时候还能看进去书，可以说他有超常的定力，也可以说他对于学术研究一直充满兴趣，但更可以说，其实他内心已经打定了主意。

5月26日，竺可桢一觉醒来，上海已经易了帜。“解放军在路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在当天日记中，竺可桢写下了他见到共产党军队的第一好印象。

新中国成立之后，竺可桢担任了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在当时李四光副院长尚未回国的情况下，作为搞自然科学的科学家，竺可桢以他脚踏实地的工作和崇高的人望，为建立中国科学院立下了汗马功劳。

据学者傅国涌的研究，当年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81位院士中，有24位选择了离开，其余的都像竺可桢一样，选择了留下。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政府就高等教育提出了“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方针，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结构布局进行调整，开始有一些大学合并组建了新的大学。

在这个情况下，时任浙江农业大学校长的朱祖祥院士和浙江大学副校长王启东教授，在1996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将原来分开的4所大学重新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的提议，得到了中央领导、教育部和浙江省政府的支持。

这项工作在当时是一个“烫手山芋”。尽管要合并的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四校同根同源，但毕竟已分开了40多年，合并涉及很多的利益调整。

我是浙大毕业生，又在浙大工作多年，所以从中央领导到有关部委以及浙江省政府，都认为我是合适的人选。1998年4月底，我结束了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工作，回到杭州，出任新浙江大学筹建小组组长。

1998年4月27日晚上我回到杭州，28日一早就参加了省委书记办公会讨论四校合并筹备事宜。28日下午到29日，我到4所高校转了一圈，30日，教育部领导来杭州宣布筹建小组正式成立。

筹建小组由我和四校的书记校长一共9个人组成，在筹建小组之下又成立了行政、财务、教学、科研等几个专职小组，我们每周开一次碰头会，商讨筹建中的有关事宜。每次会议在四校轮流开，每次大家都吃工作餐，基本都是盒饭。

4个半月后，9月15日，新浙江大学正式成立。半年时间，原有四校的行政机构调整整合完毕；一年内，学科调整完毕。在这段时间，我国有相当数量的大学实行了合并，社会上争议很多，但是对于浙江四校的合并，社会各界普遍认为是成功的。

在我看来，新浙大合并成功的原因有这么几条：第一，四校原本就是一所学校，同根同源，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拆分为四校，但还有内在联系；第二，合校经过两年多的酝酿，各校领导及师生思想上比较统一；第三，中央和有关部委的重视和支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同志要求我们每周上报一次筹建情况，中央和省里各拨出一笔合并经费支持，教育部将新浙江大学的合并作为当年部里的中心工作之一，定下特事特办的方针。

新浙江大学合并两年后，学校的事业就有了很大发展，教育部曾以“新浙大成立两年，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为题发文件加以肯定。

合并之初我们就明确，合并的目的不在于“大”，而在于“强”，就像我在筹建小组成立大会上说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们合并是为了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从这个角度讲，四校合并工作是成功的，学校一直保持稳定，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对于院校合并，一方面要具备前提条件和需要，另一方面在合并工作中要重视实现真正的融合。此外，合并还需要足够的外部支持。如果开始并校的目的不明确，条件不成熟，就难以成功。就一个国家而言，也没必要把大学都办成大规模的综合性大学，大学必须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类型，分担不同的任务。

链接：综合性大学的重要示范

教育部在1998年四校合并组建新浙江大学的文件中指出：“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调整的重大举措，对于面向21世纪在我国组建若干所规模大、层次高、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10年来，浙江大学的国家重点学科从合并初期的13个，发展到2007年的14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21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一级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从1个增加到41个；2007年，到校的科研经费、获国家科技大奖数、国家重点实验室数、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数均居全国高校第二位。

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在《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中谈到大学合并时，认为“浙江大学是个成功的范例”，并说“该校合并以后，教师实力、学科结构、学校的扩建、办学规模、教学科研水平等方面都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中国教育报》2009年9月20日第1版

浙江大学玉泉校区里历史最悠久的“第一教学大楼”。”严文兴老人从玉泉校区选址、建设开始，谈起了记忆中的“浙大往事”――”严文兴说，如今看来，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的教学区和学生生活区两轴线的布置还是比较合理的。

浙江大学玉泉校区里历史最悠久的“第一教学大楼”。记者 李忠 摄

1945年秋，严文兴从美国pittsburgh大学化学系毕业归国。同年，他进入当时校址还在贵州的浙江大学任教。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严文兴老人已是101岁高龄，平日里言辞不多。可一旦被问及母校的建校史，严老却兴奋得像个孩子，打开了滔滔不绝的话匣子――

1946年11月，浙江大学迁回杭州，严文兴也随之来到杭州。“当时不是没有想过重返家乡上海，但是，浙江大学浓厚的学术氛围吸引着我。我当时就决定，要在这里认认真真做一辈子学问。”

1952年春，敬业的严文兴被提为当时浙江大学总务长，开始参与到学校工作中去。

“我现在常常健忘，甚至重复过很多遍的事情也是转眼就忘。唯独在学校工作的那几十年里，所有的事情都很清晰，回忆起来似乎历历在目。”严文兴老人从玉泉校区选址、建设开始，谈起了记忆中的“浙大往事”――

从跑马场到老和山：

选址一波三折

“老浙大主体位于杭州市区大学路，校园面积较小，周围发展空间不大。”严文兴回忆，1952年，刘丹担任浙大第一副校长，他敏锐地意识到：当时的校址不能满足日后扩大规模的需要，必须选择新校址。于是，学校向省政府和国家教育部提出建新校园的申请，此申请很快得到批复同意。

新校址选在何处呢？

“起先，刘丹校长打听到在万松岭一带有浙大的一片土地，便亲自到那里察看。但是看后认为，那里离市区太近了，不够安静，而且地盘不大，因此没有选中。后来，又到洪春桥等地察看。那里远离闹市区，又近西湖，环境不错，可以考虑，但杭州市已将那里规划为植物园，所以也只能放弃。”严文兴回忆，后来学校初步选定在宝石山下黄龙洞的对面，即如今的杭州世贸中心一带(当时的跑马场)。

1952年冬，新校试着在跑马场开工打桩。“结果第一根桩打了20多米后发现地质条件不好，必须进行地基处理。“我们当时做地基，只知打桩。”严文兴笑了笑。“这样一来，学校一核算，发觉建设成本实在太高，而且校园面积还是比较小，于是，我们不得不重新选址。”

“接下来，我们惊喜地发现，在黄龙洞附近、老和山下这一带的地势开阔，尽管有部分高地，但地面基础很好，发展空间较大。”严文兴说，他们还特地邀请了教育部部长杨秀峰以及同济大学建筑学专家哈雄文一起来察看，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校址各方面条件都较优越。不仅地质条件好得多，而且面积也大。

据悉，在后来的建设中，现校址只有个别建筑物的局部地基条件较差，曾采用地基处理，绝大多数地基都很好，这节省了地基基础方面大量费用。

动工兴建：

校园令各国专家称赞不已

1953年秋天，新址开始动工。当时建的第一幢楼是如今的学生第一宿舍(旧称大U，后来在U字中间加了一排房子，成为了大E)。

“1953年建了大U(一舍)后，本来打算在如今的教十二即理科大楼的位置建第二学生宿舍，与第一宿舍成八字形对称，已经打好基础了，可后来杭州市邀请前苏联专家莫新来杭州做规划。莫新给浙大校园画了一张设计简图，图中标出了教学区的位置(就是现在的教一、教二、教三、教四)。因此第二学生宿舍就搁浅了，后来又陆续建了三舍、四舍、五舍、六舍。校园布置方案根据这位前苏联专家意见作了调整，分为教学区和生活区两轴，中间通过运动区相连。”

严文兴说，如今看来，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的教学区和学生生活区两轴线的布置还是比较合理的。从图书馆大楼顶上看校园，教学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教学大楼依次排列，生活区学生宿舍和食堂等错落有致，很整齐和美观，这比国内不少大学校园要好得多。“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浙大校园新建之初就确立了严格的规划，而且全部按照规划来建。”为此，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来浙大参观时对现校园的布置及建筑都称赞不已。

数据再现“浙大往事”

求是园于1953年7月正式开始兴建。首先建学生宿舍5幢(即现在的第1、3、4、5、6宿舍)，计21492平方方米，当年完工。完工后不久，即有部分学生开始来玉泉校区上课。当时，先将第一宿舍部分改造为教室。1954年又建教学大楼2幢(即今第1、2教学大楼)，计14655平方米，实习工厂4458平方米，全部在1954年暑假前完成。到1954年末，又建成第3教学大楼，计11665平方米，实习工厂的热工、铸工两车间共1470平方米。至此，新校址上已建成了约53700平方米校舍建筑，超过了在大学路的旧校舍面积(45000平方米)。1956年初，又建成第4教学大楼9638平方米，加上一些生活用房和实验室，新校址完成的建筑面积已达72000多平方米。1956年又在校外兴建教职员工家属宿舍(求是老村)7幢，约1万余平方米，至1956年末，新校舍的兴建已初步完成。

7月5日晚，浙江大学在杭州西湖国宾馆为丘成桐先生从事科学研究40周年暨60寿辰举行庆贺活动。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丘成桐先生表示祝贺。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曦，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耀红，中国科学院院士杨乐、万哲先、石钟慈 、李大潜、洪家兴、张伟平等出席庆贺活动。

丘成桐于1949年4月出生于广东汕头，现为哈佛大学教授。他发展了强有力的偏微分方程技巧，使得微分几何学发生了深刻的革命。他解决了卡拉比猜测、正质量猜想等众多难题，影响遍及理论物理和几乎所有核心数学分支，年仅33岁就获得代表数学界最高荣誉的菲尔兹奖。他筹资成立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研究所、北京晨兴数学研究所和浙大数学科学研究中心三大学术机构。在丘成桐的努力和影响下，弦理论国际会议、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等多个重大学术活动在浙江成功举办，一大批世界著名数学家来浙大讲学和从事研究工作，极大地推动了浙江数学科学事业的发展。

黄坤明在致辞中说，丘成桐长期以来十分关注浙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关心支持浙江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浙江人民十分敬重的一位大师。全省数学界的专家学者以及广大教育科技工作者要向丘先生学习，胸怀祖国、刻苦钻研，严谨笃学、勇于创新，不断提高浙江教育科技水平，为推动我省自主创新、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科学和人才支撑。

庆贺活动由浙大党委副书记王玉芝主持，副校长褚健等出席。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密西根大学、加州大学洛衫矶分校、加州大学San Diego分校、加州大学Irvine分校、密尼苏达大学、里海大学，巴西巴西利亚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科大、南京大学、武汉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海内外专家学者130多人参加了庆贺活动。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七日，是我一九四六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国，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我。周恩来总理希望我能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等等。我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那时我不知道束星北老师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很想能见他一面，可是最终未能如愿。

一个人的成功有着各种各样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又彼此关联。对于我一生的物理学研究来说，束先生对我最初的帮助和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一九四三年的暑假，我在贵阳参加了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考上了浙江大学的电机系。在浙大开学前一个月左右，我从贵阳到湄潭，由友人束慰曾介绍，拜访了他的叔父，浙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先生。很快，我也认识了另一位浙大物理系的教授王淦昌先生。在抗战时期，浙大物理系的实验室，有好几位教授的办公室和期刊书籍阅览室等都设在湄潭的双修寺。那年八月大部分时间，我常在双修寺。束老师和王老师都很平易近人，他们谈话时，我也常在旁边听。当时我仅十六岁，对工科和理科的认识很不清楚，慢慢地和束星北、王淦昌二位物理教授接触多了，使我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对我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

我浙江大学的一年级是在贵州永兴上的，离湄潭约三十里。一九四三年当我去永兴上学的时候就决定由电机系转为物理系。因为物理系的学生很少，那一年物理系的课程就并在化工系上。所以事实上，我在浙大一年级上的是化工系的课，唯一的不同，是每一或两星期束星北教授就会从湄潭专程到永兴来一天，和物理系的同学讨论。因为这讨论是自由的，不在日常的课程中。每次束老师来永兴，我都是唯一的学生，而我们讨论的问题也是没有规定的。在这样一对一的师生密切教学的关系下，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

一九四四年暑期，因为我母亲从上海移居重庆。我去看她，在回贵州的山路上，我搭的卡车失事，我和车一起翻入山沟。卡车全部翻身，而又压在我身上。我背部受伤，好几个月不能行动。这年秋，束老师被聘去了重庆。

一九四四年底，日军经两广侵入贵州，人心惶惶，浙大无形停顿。恰好束老师有专车来湄潭接家属，我亦随了束老师一起去了重庆。很快地，我就准备转学。一九四五年去昆明，转入西南联大。

在重庆和束老师告别时，他送了我一本Jeans写的《电磁学》名著。是他当年在英国苏格兰Eddingburgh大学，随Darwin教授做研究时用的（束老师的导师Darwin是进化论创立者的孙子）。Jeans的书中有很多剑桥大学会考的考题，不很简单。我在重庆养病等待转昆明的时间，就以束老师送我的书为伴，还手写了一册《Jeans电磁学习题全解》。到联大后，托陆祖荫同学送给物理系同仁们。

一九四四年，和束老师分手后，很遗憾就再没有机会和他相见。一九四六年我到美国后，又完全和束老师失去了联系。过了几十年后，才陆续知道些他的情况。束老师后半生的遭遇，让我心里很难过。科学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追求的目标是真理和真理的普遍性。束老师为了追求真理，争取科学研究和教育年轻人的机会，竟会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回忆起当年在湄潭和永兴与束老师相处的日子，想起他非凡的科学气质和为人品格，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觉。

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重要的老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练都直接地影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

谨以此文向束老师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2004年三九隆冬

我国多所高校设有研究生院，但为何没有一所高校设有本科生院来组织和完成更加重要的本科生教育呢？

7月15日下午，浙江大学本科生院在浙大紫金港校区蒙民伟楼悄然成立。说是悄然，是因为浙大的这一组织结构变革似乎并未引起媒体的特别关注。然而，这却是一件注定将被记载入中国高等教育史的重要变革。

自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中的本科人才培养以向苏联学习为主，学生按专业和系科过早划分，身份归属于其专业或系科，教学也按专业和系科组织和安排。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发展，苏式教育组织模式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与此同时，开放的中国高等教育开始深入研究美国高等教育，比较之后，通识教育以及柔性的专业课程组织模式的优点被更多人所认同，因而中国高等教育开始了艰难的改革与探索。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同时也是自下而上的。

自上而下的一条主线是教育部发动了以“素质教育”为题的改革，力图解决学生过细的专业划分和过窄的知识结构，改革以调整本科专业目录、改革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在高校成立“素质教育”基地并鼓励高校的相关教学改革为主要方向。

部分高等学校在教学改革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仅有以上改革是不够的，深入的教学改革必须以教育组织模式的变革为基础，因而自下而上开始了教育部号召之外的更深层次的组织变革，其代表包括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复旦大学的复旦学院、宁波大学的阳明学院和山东理工大学等。改革方向是通过调整本科教育组织模式和过程，更好地实行通识教育以拓宽学生知识视野，并在通识教育基础上给予学生更多、更广泛的学习自由——包括课程选择自由、专业选择自由和辅修/双学位教育等多层次架构个体知识结构的自由。

自下而上的改革在各高校均具有很强的探索性，因而改革都局限于一隅，而在整体上呈现出新旧模式并存的双规则状态，改革过程中都遇到观念的冲突与挑战及各种困难。此时，浙江大学成立本科生院这一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本科教育改革，成为对其他高校改革的支持与肯定，使得以上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在中国展现出一浪更比一浪高的生机与活力。由于浙江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其改革必将对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产生深刻的影响和推动。其组织特性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第一，本科生院内部成立“求是学院”，全部一年级学生进入这个学院学习，并将一年级作为主修专业确定之前的通识教育阶段。目前，全国大部分高校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混合实施，即学生在明确专业身份之后，在选择专业课程的同时选择通识课程。这使得通识课程指导学生专业选择的方向导引作用无法发挥，同时由于学生专业身份已定而对通识课程并不重视，通识课程往往流变为“营养学分”。将一年级作为相对集中的通识教育阶段，有助于提高通识教育的实施效果。由于明确了通识教育实施的主体为求是学院，因而通识教育的评估和绩效考查会更有针对性。

第二，本科生院在实施大类招生和通识教育培养一年后，学生将回归专业学院管理，但此时学生将可以在大类中自由选择专业，跨大类选择专业的自由也可能放宽。这一改革给予了学生更多的学习自由，使得学生的专业兴趣和其所学专业有更高的匹配度，将极大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是浙大本科生院最为重要的意义所在。当然，如何在大学一年级加强对学生专业选择的指导，更好地组织和发挥“导师、学长、班主任和辅导员、楼长”四位一体的指导力量，是本科学院面临的最艰巨挑战。

第三，新成立的本科生院下设5个职能部门，分别是学务处、教务处、学生工作处、教学研究处和教学质量与资源管理处，这一设置加强了本科生教育的组织力量，将本科生院与研究生院给予同样组织级别，相对提升了本科教育的地位。此外，一般高校的学生工作处都由负责学生工作的副书记直接领导，浙大将学生工作处置于本科生院院长的直接领导下，使得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与学生的成长成才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奥运进行之中，新生就进入浙江大学，开始在本科生院的学习和生活，而非到各个专业院系报到。本科生院这一新的教育组织模式将摘下盖头，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第一次展现其作用。可以预见，浙大本科生院在其运行和磨合中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浙大如何面对和克服这些困难，是高等教育界的同行、学生和家长最为关注的情况。有经济学家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归因于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技术进步（包括技术引进和自我创新），一个是生产和商业组织模式的变革，浙大本科生院的改革就是教育生产领域的组织模式变革。这一改革能否促进浙江大学教育生产力的提高呢？浙江大学在未来能否为中国和世界贡献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我们共同期待问题的答案，因为这个答案有关中国本科教育的未来。

（作者系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副院长、教务部副部长、研究员）

《科学时报》 (2008-8-12 大学周刊)

自1987年以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一直承担着中国科技人员在国内外发表论文数量和影响的统计分析工作，每年定期公布中国科技论文发表趋势和状况。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项目是国家科技部委托项目，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承担，至今已经连续进行了20年。科技论文是科技产出的重要指标之一，是中国国际学术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不断扩大，科学技术总体水平不断进步的最好见证。迄今为止，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从1988年起向社会公布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每年的宏观统计结果编入国家科学技术部和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统计结果被科技管理部门和学术界广泛应用。

网址：http://www.istic.ac.cn/tabid/640/default.aspx

2007年国际论文被引用篇数较多的高校
（以SCI数据库统计，2002-2006年收录的中国论文在2007年被引用的篇次）
1 浙江大学
2 清华大学
3 北京大学
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5 南京大学

1998-2007年SCI收录论文累计被引用篇数较多的前20所高校（统计截至2008年8月）
1 清华大学
2 浙江大学
3 北京大学
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5 南京大学

2007年SCI收录论文数较多的高校（按第一作者统计）
1 浙江大学
2 清华大学
3 上海交通大学
4 北京大学
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07 年Ei 收录论文数较多的高校
1 清华大学
2 浙江大学
3 哈尔滨工业大学
4 上海交通大学
5 华中科技大学

2007 年ISTP 收录论文数较多的高校
1 清华大学
2 哈尔滨工业大学
3 浙江大学
4 上海交通大学
5 华中科技大学

2007 年MEDLINE 收录论文数较多的高校
1 浙江大学
2 北京大学
3 上海交通大学
4 四川大学
5 中山大学

2007 年国内论文被引用次数较多的高校
1 浙江大学
2 北京大学
3 上海交通大学
4 清华大学
5 华中科技大学

2007 年国内论文数较多的高校
1 上海交通大学
2 华中科技大学
3 中南大学
4 浙江大学
5 四川大学

2007 年SCI 收录论文数较多的医院
1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3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5 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007 年MEDLINE 收录论文数较多的医院
1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3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 解放军总医院
5 北京协和医院
6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国科学院成立于1949年11月1日。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设置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四个学部，推选出首批学部委员。1960年物理学数学化学部分为物理学数学学部、化学学部，生物学地学部分为生物学部、地学学部。1977年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从中国科学院分离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1993年学部委员改称院士，1994选举产生了首批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目前中国科学院下设数学物理学部、化学部、生物学部、地学部和技术科学部等5个学部。共有院士595人，外籍院士29人。浙大校友共有118人，其中曾在浙大求学的学子共有66人。

中国工程院成立于1994年，下设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农业、轻纺与环境工程学部，医药卫生工程学部等七个学部。2000年增设工程管理学部。

目前中国工程院有八个学部，共有院士595人，外籍院士29人。浙大校友共有39人，其中曾在浙大求学的学子共有30人。

在浙大的院士校友中，两院院士共有三人，他们是潘家铮、邵象华、路甬祥。潘家铮同时还是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和工程管理学部两个学部的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一）、数学物理学部（浙大校友17人，其中学生11人）：

苏步青，1955年当选。1931-1952年在浙江大学任教，曾担任数学系主任、教务长，1952年院系调整至复旦大学。

陈建功，1955年当选。1919-1952年先后任教于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曾担任数学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至复旦大学。

王淦昌，1955年当选。1936-1950年在浙江大学任教，曾担任物理系主任，1950年调至中国科学院物理所。

钱三强，1955年当选。1978-1980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

胡   宁，1955年当选。1934年考入浙江大学就读，1936年转入清华大学。

卢鹤绂，1980年当选。1945-1952年在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至复旦大学。

唐孝威，1980年当选。2001年起在浙江大学任教，担任交叉实验室主任。

程民德，1980年当选。194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42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1946年到北京大学任教。

程开甲，1980年当选。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50年留学回国至浙江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至南京大学。

胡济民，1980年当选。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后留校任教，1955年调入北京大学创办技术物理系。

吕   敏，1991年当选。195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

谷超豪，1980年当选。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后留校任教，1953年院系调整至复旦大学。

王   元，1980年当选。195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

夏道行，1980年当选。195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获硕士学位。

胡和生，1991年当选。195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获硕士学位。

石钟慈，1991年当选。1951年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就读，1952年院系调整转入复旦大学。

贺贤土，1995年当选。196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

（二）、化学学部（浙大校友23人，其中学生16人）：

卢嘉锡，1955年当选。1945-1948年在浙江大学任教，曾担任化学系主任。

纪育沣，1955年当选。1930-1933年在浙江大学化学系任教。

汪   猷，1955年当选。1922-1926年在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就读。

钱志道，1955年当选。193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

黄鸣龙，1955年当选。1920年浙江医药专科学校毕业，1928-1934年担任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药科主任。

王   序，1980年当选。1940-1941年在浙江大学化学系任教。

王葆仁，1980年当选。1940-1951年在浙江大学化学系任教，曾担任化学系主任、校教务长，1951年调任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副所长。

吴征铠，1980年当选。1940-1952年在浙江大学化学系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至复旦大学。

吴浩青，1980年当选。193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

钱人元，1980年当选。193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1949-1951年回到浙江大学化学系任教，1951年调至中国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

苏元复，1980年当选。193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1941-1948年在浙江大学化工系任教。

冯新德，1980年当选。1941年在浙江大学化工系化工研究所就读研究生，曾担任讲师，1945年考取公费留学生。

陈耀祖，1991年当选。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后留校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至复旦大学。1994年调入浙江大学化学系，担任有机化学所所长。

陆熙炎，1991年当选。195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

沈家骢，1991年当选。195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1999年调入浙江大学，担任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院长。

徐   僖，1991年当选。194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

袁   权，1991年当选。195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

戴立信，1993年当选。194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

林励吾，1993年当选。195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

沈之荃，1995年当选。1980年至今在浙江大学任教，曾担任化学系系主任。

方肇伦，1997年当选。1999年起在浙江大学任教，担任微分析系统研究所所长。

侯虞钧，1997年当选。194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1962年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

黄   宪，2003年当选。在杭州大学或博士学位，留校任教。

（三）、生物学部（浙大校友25人，其中学生13人）：

贝时璋，1955年当选。1930-1950年在浙江大学任教，曾担任生物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50年调任中科院上海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

张肇骞，1955年当选。1939-1941年在浙江大学生物系任教。

罗宗洛，1955年当选。1940-1949年在浙江大学生物系任教，1949年调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所所长。

梁   希，1955年当选。1929-1933年在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曾担任森林系主任。

蔡邦华，1955年当选。1932-1952年在浙江大学任教，曾担任农学院院长，1954年调至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任副所长。

金善宝，1955年当选。1928-1930年、1932年在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

谈家桢，1980年当选。1937-1952年在浙江大学生物系任教，曾担任理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至复旦大学。

沈善炯，1980年当选。1950年-1952年在浙江大学医学院任教，1952年调至中科院上海抗生素工作委员会。

朱壬葆，1980年当选。193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理学院心理系。

李竞雄，1980年当选。193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后留校任教，1937年到武汉大学任教。

姚   錱，1980年当选。193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生物系，1949年留学回国到浙大任教，1950年调至中科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朱祖祥，1980年当选。193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后留校任教，曾担任农化学主任、浙江农业大学校长。

施履吉，1980年当选。194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园艺系。

沈允钢，1980年当选。195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业化学系。

阳含熙，1991年当选。1950年-1952年在浙江大学森林系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至东北林业大学。

陈子元，1991年当选。1953年调至浙江农学院任教，曾担任浙江农业大学校长。

洪德元，1991年当选。1999年起担任浙江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

钦俊德，1991年当选。1936年考入浙江大学生物系就读，1937年转入东吴大学生物系。

施教耐，1991年当选。194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生物系。

杨福愉，1991年当选。195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

洪孟民，1991年当选。1949年考入浙江大学药学系就读，1952年院系调整转入上海医科大学。

吴常信，1995年当选。1999年起担任浙江大学动物科学院院长。

陈宜张，1995年当选。1952年浙江大学医学院毕业。1951年院系调整至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生理系进修。

张友尚，2001年当选。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

金国章，2001年当选。1952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理学院药学系。

（四）、地学学部（浙大校友16人，其中学生8人）：

竺可桢，1955年当选。1936年至1949年任浙江大学校长，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顾功叙，1955年当选。1929-1934年在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1934年考取公费留学生留学。

黄秉维，1955年当选。1938-1943年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

涂长望，1955年当选。1939-1942年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

赵九章，1955年当选。1925-1929年在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电机科就读。

任美锷，1980年当选。1939-1942年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

谭其骧，1980年当选。1940-1950年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曾任历史系副主任，1951年院系调整至复旦大学。

陈述彭，1980年当选。1937-1950年在浙江大学史地系获学士、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50年调至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施雅风，1980年当选。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1944年获浙江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

毛汉礼，1980年当选。194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

叶笃正，1980年当选。194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研究院史地研究所，获硕士学位。

谢义炳，1980年当选。194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研究院史地研究所，获硕士学位。

谢学锦，1980年当选。1941-1945年在浙江大学物理系、化学系就读，1946年转入重庆大学。

戴金星，1995年当选。2003年起担任浙江大学理学院地球科学系系主任。

周志炎，1995年当选。1950-1952年考入浙江大学地理系就读，1952年，院系调整转入南京大学地质系。

徐世浙，2001年当选。1999年调入浙江大学地科系任教。

（五）、技术科学学部（浙大校友30人，其中学生16人）：

章名涛，1955年当选。1930-1931年在浙江大学电机系任教。

钱令希，1955年当选。1943-1951年在浙江大学土木系任教，担任系主任，1951年院系调整至大连理工大学。

程孝刚，1955年当选。1948-1952年在浙江大学机械系任教，担任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至上海交通大学。

汪胡桢，1955年当选。1949年在浙江大学任教，年底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

邵象华，1955年当选。193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

吴学蔺，1955年当选。1930年至1932年在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

张德庆，1955年当选。1935-1936年、1946-1947年在浙江大学机械系任教，曾任机械系系主任。

钱钟韩，1980年当选。1937-1945年在浙江大学机械系任教。

徐芝纶，1980年当选。1937-1943年在浙江大学土木系任教。

刘恢先，1980年当选。1937-1946年间在浙江大学土木系任教。

蔡金涛，1980年当选。1944-1945年在浙江大学电机系任教。

梁守槃，1980年当选。1945-1952年在浙江大学航空工程系任教，曾担任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至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蔡昌年，1980年当选。1924年毕业于浙江公立专门学校。

张钟俊，1980年当选。1931年在浙江大学电机系就学。

支秉彝，1980年当选。193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系。

邹元燨，1980年当选。193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1947年回国后到浙江大学任教，1952年调至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

郭可信，1980年当选。194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

干福熹，1980年当选。195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

潘家铮，1980年当选。195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系。

胡海昌，1980年当选。195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系。

刘盛纲，1980年当选。1952年在浙江大学电机系就学，1953年院系调整至东南大学。

阙端麟，1991年当选。1953年调入浙江大学电机系任教。

曹楚南，1991年当选。1994年调入浙江大学化学系任教，现任环境与资源学院院长。

李志坚，1991年当选。195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

路甬祥，1991年当选。196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系，后留校任教，曾任浙江大学校长，现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冯纯伯，1997年当选。195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系。

韩祯祥，1999年当选。195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系。

庄逢辰，2001年当选。1949-1950年在浙江大学机械系就学，后转入哈尔滨工业大学。

朱位秋，2003年当选。1975起在浙江大学力学系任教。

叶培建，2003年当选。196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无线电系。

（六）、哲学社会学部（浙大校友5人，其中学生1人）：

马叙伦，1955年当选。1908年在浙江高等学堂任教。

马寅初，1955年当选。1949-1951年任浙江大学校长，1951年5月调任北京大学校长。

胡乔木，1955年当选。1933-1935年在浙江大学外文系就读。

夏   鼐，1955年当选。1949年在浙江大学历史系任教，1950年9月调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向   达，1955年当选。1939年在浙江大学历史系任教。

（七）、外籍院士（浙大校友3人，其中学生1人）：

吴健雄，1994年当选。1934-1935年在浙江大学任教，1935年物理系主任张绍忠推荐到中央研究院工作，后留居美国。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物理学会会长。

丘成桐，1994年当选。2002年起担任浙江大学数学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82年获菲尔兹奖。

李政道，1994年当选。1943年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就读，后转入西南联合大学，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一）、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浙大校友6人，其中学生6人）

汪槱生，1994年当选。195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系，后留校任教。

路甬祥，1994年当选。196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系，后留校任教，曾任浙江大学校长，现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黄文虎，1995年当选。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系。

潘镜芙，1995年当选。195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系。

杜庆华，1997年当选。1937在浙江大学就读。

林俊德，2001年当选。196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系。

（二）、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浙大校友12人，其中学生10人）

陈力为，1994年当选。1946-1948年在浙江大学电机系任教。

张直中，1994年当选。194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系。

李国杰，1995年当选。1999年起担任浙江大学信息学院院长。

吴祖垲，1995年当选。1932年考入浙江大学就读，后转入交通大学。

赵梓森，1995年当选。1949年在浙江大学农化系就读，后转入交通大学。

徐元森，1995年当选。195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

薛鸣球，1995年当选。195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系光学仪器专业。

林祥棣，1995年当选。195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系光学仪器专业。

孙优贤，1995年当选。196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

沈昌祥，1995年当选。196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力学系，

潘云鹤，1997年当选。198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计算机系，获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现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陈左宁，2001年当选。199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计算机系，获硕士学位。

（三）、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浙大校友4人，其中学生3人）

邵象华，1994年当选。193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

徐承恩，1994年当选。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

沈寅初，1995年当选。1954-1957年在浙江医科大学任教。

陈蕴博，1999年当选。195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系。

（四）、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浙大校友5人，其中学生4人）

杨奇逊，1994年当选。196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系。

金庆焕，1995年当选。1950在浙江大学土木系就读。

杨裕生，1995年当选。195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后留校任教，1963年调出。

岑可法，1997年当选。1962年回国后在浙江大学电机系、能源系任教，现任机械与能源学院院长。

洪伯潜，1997年当选。195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系。

（五）、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浙大校友3人，其中学生2人）

潘家铮，1994年当选。195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系。

董石麟，1997年当选。1985年调入浙江大学土木系任教，现任建筑工程学院院长。

陈吉余，1999年当选。1947年浙江大学史地系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至华东师范大学。

（六）、农业、轻纺与环境工程学部（浙大校友3人，其中学生3人）

刘守仁，1994年当选。1951年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畜牧系就读，1952年院系调整转入南京农学院（今南京农业大学）。

汪懋华，1995年当选。1999年起担任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院长。

金鉴明，1997年当选。1951年考入浙江大学理学院生物系就读，1952年院系调整转入复旦大学。

刘大钧，1999年当选。1945年在浙江大学就读。

（七）、医药卫生工程学部（浙大校友5人，其中学生2人）

巴德年，1994年当选。2003年起在浙江大学担任医学院院长。

楼之岑，1995年当选。1951年在浙江大学药学系任教。

池志强，1995年当选。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药学系。

郑树森，2001年当选。1973年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并留校，1986年获浙江医科大学硕士学位，现任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

李连达，2003年当选。2004年起在浙江大学担任药学院院长。

（八）、工程管理学部（浙大校友1人，其中学生1人）

潘家铮，1994年当选。195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系。

注：

1、一般只统计曾在浙大求学然后在高校担任校长、院长及研究机构负责人等或获选院士、长江学者、杰出青年基金等的校友。

2、之江大学、英士大学校友单列。

李政道	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杨忠道	中央研究院院士，宾夕法尼亚大学数学系系主任
周元燊	中央研究院院士，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陈十一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机械系主任
林芳华	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纽约大学柯朗数学所教授
章亮炽	悉尼大学工学院副院长兼工程研究生院院长
徐扬生	欧亚科学院院士，IEEE Fellow,香港中文大学自动化与计算器辅助工程学系系主任
张俊森	香港经济学会副会长，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
励建书	长江学者，香港科技大学数学系教授
汪徐家	长江学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数学研究院研究员
林跃生	长江学者，现任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教授
李守藩	台湾大学林场场长
金祥恒	台湾大学中文系代理系主任
王爱平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新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主任
何燮侯	北京大学首任校长
陈独秀	北大文科学长
程民德	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研究所所长
胡济民	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首任系主任
谢义炳	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系副主任、地球物理系主任
吴季兰	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副主任、辐射化学教研室主任、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吴凯	北京大学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
陈十一	北京大学流体力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工学院院长，科学与工程计算中心主任
俞光岩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院长
李家泰	北京医科大学临床药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理研究所所长和国家抗感染新药临床GCP中心主任
林克椿	北京医学院物理教研室主任、生物物理教研室主任
李竞雄	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农学院农学系主任
李志坚	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所长、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毛其智	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副所长、人居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人居环境信息实验室主任
姚强	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热能工程研究所所长，煤的清洁燃烧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
张和明	清华大学国家CIMS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并行工程研究室主任
董社勤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设计自动化实验室主任
陈恳	清华大学制造工程研究所副所长
谷超豪	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研究生院院长、副校长
夏道行	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副所长
胡和生	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几何代数研究室主任
吴浩青	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化学系化学系副主任、主任
胡裕树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主任
于同隐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研究所所长
盛祖嘉	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副所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物学部主任
赖祖武	复旦大学电子学和核物理教研室主任
李嘉禹	复旦大学基础数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吕新雨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广播电视系主任
陈世益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运动医学研究室主任
杨钦	交通大学土木系主任
季文美	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主任、总务长
苏元复	科学院院士，交通大学化学系、化学工程系主任
陈龙珠	上海交通大学安全与防灾工程研究所所长
陆贻通	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园林环境科学系主任、农业环境生态研究所所长
谷传纲	上海交通大学动力机械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流体机械分会副主任，"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2004年度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叶彦谦	南京大学数学系主任、数学研究所所长
程开甲	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物理系副主任
胡受奚	南京大学矿床教研室主任
冯纯伯	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自动化研究所副所长、东南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蒋建清	东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主任
单炳梓	东南大学土木工程系结构教研室主任、土木工程系副系主任
郁凯元	东南大学机械系教授
谷超豪	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钱志道	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副院长
龚升	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副主任、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华罗庚大师讲席”, 2002年荣获“华罗庚数学奖”
石钟慈	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主任和计算中心主任
庄镇泉	中国科技大学智能信息处理研究所所长
徐卫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化与分子生物学系副主任,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
高铬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主任、法学院院务委员会主任、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
卢建平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重点研究基地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滕维藻	南开大学金融贸易系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副教务长、副校长、代理党委书记、校长
陈荫谷	南开大学电机系主任、工学院院长，天津大学电力系主任、工程物理系主任、无线电工程系主任
汪徐家	南开大学基础数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陈炳富	南开大学管理学系主任
范世福	天津大学精仪系主任、生物医学与仪器科学系主任
林跃生	天津大学工业催化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夏长亮	天津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副院长
张以谟	天津大学现代光学仪器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光电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仪器仪表评审组成员，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复印科学与工程分会理事长，“863’光电子专家组成员，“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
杨钦	同济大学副校长
吴世明	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常务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
金成棣	同济大学分校校长，上海城市建设学院院长
周祖翼	同济大学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系副系主任、理学院党委书记、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系主任、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院长
李国建	同济大学环境工程学院副院长
赵松龄	同济大学物理系主任、声学研究所所长
严钦尚	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主任
陈世鸣	上海城建学院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建筑工程系系主任、同济大学工程结构研究所副所长
孙周兴	同济大学德国哲学研究所所长
陈德棉	同济大学结构理论研究所副所长
黄达人	中山大学常务副校长、校长
鞠实儿	中山大学教育部重点文科研究基地逻辑与认知研究所所长、哲学系科学哲学教研室主任
陈六平	中山大学化学系副系主任、物理化学研究所副所长
韩德培	武汉大学副教务长、法律系系主任、国际法研究所所长、环境法研究所所长、法学院名誉院长
马毓义	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动力系主任、副院长
陈庆益	华中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
张天序	华中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图象识别与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国家教委“图象信息处理与智能控制”开放实验室主任
江建军	华中科技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系副系主任
沈家骢	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化学系主任、副校长
陈庆益	兰州大学数学系副主任
陈耀祖	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有机分析研究室主任
余寿绵	山东大学物理系主任
王祖农	山东大学生物系主任、微生物研究所所长、科研处长、副校长
陈继述	山东大学光学系主任
方德植	厦门大学数学系主任、华侨函授部主任
张鸣镛	厦门大学数学系副主任
杨晨晖	厦门大学计算机应用教研室副主任、厦门大学IBM技术中心主任
徐僖	科学院院士，成都科技大学(四川大学)高分子材料系主任、高分子研究所所长、副校长，兼任上海交通大学高分子材料研究所所长
张兰生	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
袁运开	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主任、副校长、校长
曹锡华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主任
陈吉余	工程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上海海岸带资源开发研究中心主任
邵瑞珍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主任
郑家祥	华东师大环境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卢庆骏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数学教研室主任、科学研究部副部长
林循经	哈军工副教授兼机械教研室主任
胡守仁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研究所副所长
张育林	装甲兵技术学院院长、国防科大北京研究生院院长
胡守仁	少将，国防科大六系副主任
黄文虎	工程学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校长
许耀铭	哈尔滨工业大学动力系副主任、主任
陈谌闻	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型机械学院冶金机械系主任
顾以健	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系助理系主任
田锡唐	哈尔滨工业大学焊接教研室主任
杨嘉陵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季文美	西安航空学院教授兼副院长、西北工业大学教务长、基本理论研究委员会主任、教学工作委员会主任、振动研究所所长、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
陈新海	西北工业大学航天工程学院飞行器控制教研室主任
吕茂烈	西北工业大学力学系主任
陈德元	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朱鹤孙	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化工系副主任、院长
丁儆	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副院长、力学工程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主任
应圣康	大连工学院(大连理工大学)化工系主任
沈自求	大连理工大学化学工程研究所所长
邓颂九	华南工学院化工机械系主任、化学工程研究所所长
朱正华	华东化工学院有机化工系主任、副院长、院长
苏元复	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
刘馥英	华东化工学院(华东理工大学)能源化工系主任
李世瑨	华东化工学院(华东理工大学)基本有机化工系主任、材料工程系主任、名誉主任，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应圣康	华东理工大学高分子材料系主任、高分子材料科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教委科技委员会材料学科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非金属材料学科评议组成员、化学工业部高分子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
邵令娴	华东化工学院分析化学教研组副主任、主任
吴建平	北京交通大学智能交通系统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茆灿泉	西南交通大学生物工程系主任
刘盛纲	电子科技大学校长
沈庆垓	电子科技大学电真空工程系系主任
尧德中	电子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
杨奇逊	工程院院士，华北电力大学（北京）电力系统智能保护与控制重点实验室主任
钱家欢	华东水利学院科研处处长、土力学教研室主任
杨光华	北京石油学院炼制系主任、副院长，华东石油学院院长
丁锡祉	东北师范大学教务长
何秀荣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康迪	西北农学院教授、教务长、副院长、院长
杨新美	华中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主任、应用真菌研究室主任
汪东风	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系副主任
鞠平	河海大学副校长，另外兼任江苏省电工技术学会副理事长、教育部电气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曾获得"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教育部第二届高校青年教师奖"等奖励。
傅作新	河海大学工程力学研究所所长
刘汉龙	河海大学岩土工程研究所所长，河海大学岩土工程国家重点学科主任，江苏省岩土工程技术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荷环境岩土工程合作研究中心主任
蔡耀宗	北京化工学院常务副院长
傅举孚	北京化工学院化工系副主任
陈建峰	北京化工大学化学工程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北京化工大学教育部超重力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化工系主任
郭可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国际新闻系主任

在我国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初年，有一位青年学者崭露头角，他就是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与鲁迅（周树人）同乡的马一浮先生。

马先生的闻名避迩，也许与这样几件事有关系：一是他自幼聪敏，能诗善文，使教他的塾师自叹弗如而辞馆；16岁那年，他奉父命参加县试，名列第一，为当时的浙江巨绅汤寿潜选作东床。二是他在21岁那年失父丧妻，过于悲痛，便离家远游，留学欧美与日本，学通七国文字。三是他回国时曾带回德文版的《资本论》我国第一本马克思的著作，并在上海与友人一起创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有多种西方哲学与文学名著翻译出版，流通于各大城市。

像这样一位少年得志、涉世未深而有真才实学的学者，要在当时的社会上谋个理想的公职，根本不成问题，但他却有自己的想法。他选择湖山秀丽的西湖，杜门谢客，潜心读书。民国元年，蔡元培先生任教育总长，请他赴京担任秘书长，他因顾及“世谊”，勉强到职，不满三周便谢辞说：“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回西湖。”后来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邀他去担任文科学长，他却以“古有来学，未闻往教”而婉辞。他既不惬于居高位者之所为，又自度力不足以拨乱匡俗，便发愤专研国学。

马先生先是在外西湖广化寺清静之地广阅文澜阁《四库全书》，后又先后移居永福寺、延定巷、宝极观巷等，于流徙中博览群书、广纳百家，精研老庄和释氏佛学。他的挚友李叔同便是在他薰染和点化之下在虎跑寺披剃出家的。

1936年4月，竺可桢先生任浙江大学校长。他求贤若渴，到处物色与延聘学有专长的人材和师资。当时杭州被人视为“瑰宝”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邵裴子，竺校长即聘为国学教师；另一个就是马一浮。

马先生先是由弟子寿毅成介绍，接待了赵华照的来访，知道了竺校长的心意。后在寓所与竺校长直接见面，这是由浙大郑晓沧教授陪同来的，他们劝马先生为学生授课，即使让学生到寓所听讲也行。但马先生颇为踌躇。再后，章子梅访马先生，才探得他的真情，并由张圣徴转告竺校长：“谓其所授课不能在普通学程以内”，此点，竺校长“允许，当为外国的一种研究生班课程”处理。但“一浮并欲学校称其谓国学大师，而其学程为国学研究会”，当时“在座者均不赞同”，竺校长“亦以为不可，大师之名有类佛号，名曰会，则必呈请党部，有种种麻烦矣”。允再面洽。

谁料，此时却风云突变。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进袭芦沟桥，抗日战争爆发。11月5日，日军在苏浙间的金山卫全公亭登陆。11日浙大开始撤离杭州，搬迁至建德梅城。后又迁至江西泰和。

这时，由于敌机轰炸杭州，马先生也不得不结束宁静的读书生活，开始流亡避难。1937年11月，马先生由杭州迁桐庐，住迎薰坊十三号，后又迁到离城二十里的阳山坂汤庄，随行的有甥丁安期和门生王星贤两家共15人。在给马先生运书的船上飘着一面白布旗，上有马先生手书的“桐庐县政府封”五个大字。离杭时他作诗《将避兵桐庐留别杭州诸友》，在桐庐时又作诗《郊居述怀兼答诸友见问》，其中有句：“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不久，丰子恺也来到桐庐，与马先生会合，他在《桐庐负暄》一文中说：“这一天的半夜里，我带了满身的火药气和血腥气而重上君子之堂，……我的忧愁、疑惑与恐惧，不久就被他的慈祥、安定而严肃的精神所克服。”翌年，马先生又从桐庐迁至开化。

浙大在西迁的路上，马先生在避难的途中。竺校长百事緾身，日理万机，但始终牵挂着马先生；马先生大智大勇，镇定自若，但忘不了竺校长对自己“三十年潜研哲学，但始终未至大学教书”的感叹，两人心有灵犀，难免梦牵魂绕。

这一日，竺校长得一信息，知道马先生今在开化“颇为狼狈”，便与梅迪生、郑晓沧等商议，以为这是延聘先生的大好契机，一者愿入赣避难，“嘱相容于浙”；一者患难中见赤诚，“主张收容”，会合于泰和，于是竺校长便复电马先生聘为“国学讲座”主讲。马先生得电便从开化启程，转道江西樟树，于1938年4月3日抵达泰和太原书院。浙大梅光迪、郭斌和、王以中、贺昌群四教授闻讯十分高兴，设宴为马先生接风。

马先生经过三十多年的潜心苦读，在取精用宏的基础上，渐渐理清思路和脉胳，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这时他在浙大的讲学，恰如万斛泉涌，恰如春蚕吐丝，字字珠玑，句句精华。他开讲的题目有很多，其中《西方近代科学出于六艺》，竺校长到场听讲，并作评价：“惜马君言过简单，未能尽其底蕴。”马先生的讲稿刊为《泰和会语》。后来浙大迁往广西宜山，马先生也按时讲学，讲稿刊为《宜山会语》。他自在浙大讲学以来，一发而不可收拾。这是他一生中的重要时期，《泰和会语》、《宜山会语》以及后来他在四川复性书院任主讲时刊出的《复性书院讲录》和《尔雅台答问》等著作，就成为他哲学思想和儒学文化观的代表性著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作为一个学者，竺可桢校长的求贤若渴，对他起了催化和成全的作用；作为一个教坛巨孹，马一浮先生的就聘演讲，对他起了提升和彪炳的作用。所以马先生之在浙大，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个学期，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939年1月17日，马先生将应聘入川，竺校长约二十余人公宴，为其“饯行”。马先生赋诗留别，诗云：“苞桑若系安危计，锦蕞应培禹稷材。”可见，马先生先前的退隐，并非出于某种待时而动、待价而沽的功利性，而是出于一种文化的深沉忧患和仁者担当的使命感！

拟浙江大学校歌

马一浮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形上谓道兮，形下谓器。礼主别异兮，乐主和同。知其不二兮，尔听斯聪。

国有成均，在浙之滨。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习坎示教，始见经纶。无曰己是，无曰遂真。靡革匪因，靡故匪新。何以新之，开物前民。嗟尔髦士，尚其有闻。

念哉典学，思睿观通。有文有质，有农有工。兼总条贯，知至知终。成章乃达，若金之在熔。尚亨于野，无吝于宗。树我邦国，天下来同。

案今国立大学，比于古之辟雍。古者飨射之礼于辟雍行之，因有燕乐歌辞，燕飨之礼，所以仁宾客也。故歌《鹿鸣》以相宴乐，歌《四牡》《皇皇者华》以相劳苦，厚之至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学，必先释奠于先师，今皆无之。学校歌诗唯用于开学毕业，或因特故开会时，其义不同于古。所用歌辞，乃当述立教之意，师弟子相勖勉诰诫之言，义与箴诗为近。辞不厌朴，但取雅正，寓教思无穷之旨，庶几歌者听者咸可感发兴起，方不失乐教之义。《学记》曰：“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此见古者礼乐之教，浃于人心，然后政成民和，国家以安。明堂为政之所从出，辟雍为教之所由兴，其形于燕飨歌辞者，笃厚深至如此，犹可见政教相通之义，此治化之本也。《论语》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虽多亦奚以为。”今作乐安歌宜知此意。

今所拟首章，明教化之本，体用一原，显微无间。道器兼该，礼乐并得。以救时人歧而二之之失。言约义丰，移风易俗之枢机，实系于此。

次章，出本校缘起。以求是书院为前身，闻已取求是二字为校训。今人人皆知科学所以求真理，其实先儒所谓事物当然之则，即是真理。事物是现象，真理即本体。理散在万事万物，无乎不寓。所谓是者，是指分殊。所谓真者，即理一也。凡物有个是当处，乃是天地自然之序，物物皆是当。交相为用，不相陵夺，即是天地自然之和。是当，犹今俗言停停当当，亦云正当。序是礼之本，和是乐之本，此真理也。六经无真字，老庄之书始有之。《易》多言贞，贞者正也。以事言，则谓之正义。以理言，则谓之真理。或曰诚。或曰无妄。皆真义也。是字从正，亦贞义也。以西洋哲学真善美三义言之，礼是善，乐是美，兼善与美斯真矣。《易》曰：“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华严》谓之一真法界，与《易》同旨。故谓求是乃为求真之启示，当于理之谓是，理即是真，无别有真。《易》曰：“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义谓水之洊至，自涓流而汇为江海，顺其就下之性而无骤也。君子观于此象，而习行教化之事，必其德行恒常，然后人从之。本校由求是蜕化而来，今方渐具规模，初见经纶之始，期其展也大成，如水之洊至，故用习坎之义。取义于水，亦以其在浙也。无曰四句，是诫勉之词。明义理无穷，不可自足。勿矜创获，勿忘古训，乃可日新。开物成务，前民利用，皆先圣之遗言，今日之当务。前民之前，即领导之意。傅说之告高宗曰：“学于古训乃有获。”今日学子尊今而蔑古，蔽于革而不知因，此其失也。温故知新可以为师，教者所以长善而救其失，此章之言，丁宁谆至，所望于浙大者深矣。

末章之意，与首章相应。首言体之大，末言用之弘。念终始典于学是说命文，典者常也。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乃终始典学之效。成山假就于始篑，修涂托至于初步，要终者必反始，始终如一也。思曰睿，睿作圣。是《洪范》文。观其曾通以行其典礼，是《易·系辞》文。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易·乾·文言》文。知至即始条理事，知终即终条理事，“同人于野，亨”，《易·同人》卦辞。“同人于宗，吝”，《同人》六二爻辞。野者旷远之地，惟廓然大公，斯放之皆准，而无睽异之情，故亨。宗者族党之称，谓私系不忘，则畛域自封，终陷褊狭之过，故吝。学术之有门户，政事之有党争，国际之有侵伐，爱恶相攻，喜怒为用，皆是同人于宗致吝之道。学也者所以通天下之志，故教学之道，须令心量广大，绝诸偏曲之见，将来造就人才，见诸事业，气象必迥乎不同，方可致亨。又今学校方在播迁之中，远离乡土，亦有同人于野之象。大学既为国立，应无地方限制。若谓必当在浙，亦是同人于宗，吝道也。然此之寓意甚小，无关宏旨。他日平定后还浙，长用此歌，于义无失。又抗战乃一时事变，恢复为理所固然。学校不摄兵戎，乐章当垂久远。时人或以勾践沼吴为美谈，形之歌咏，以寓复兴之志，亦是引喻失义。若淮夷率服，在泮献功，自系当来之事，故抗战情绪不宜羼入。歌辞文章自有体制，但求是当，无取随人。歌辞中用语多出于经，初学不曾读经者，或不知来历，即不明其意义。又谱入曲调，所安声律，亦须与词中意旨相应，故欲制谱之师，于此歌辞深具瞭解，方可期于尽善。因不避迂妄，略为注释，如其未当，以俟知者。

大学生之责任

竺可桢

1945年7月1日 遵义

诸位来宾，同仁，同学：本届毕业同学行将离母校。离开学校以前诸位是受教育，国家每年要费一二十万金一个人培植你们，离开学校以后，你们就得要为社会服务了。中国大学生较之他国为少，所以你们责任格外重大。如美国每一百人有十六个是大学毕业生，俄国五人，英国二人（依贝尔纳：《科学对于社会之机能》一书中之统计），我们则不过二千分之一。依教育部统计，自民元年至卅二年，专科以上毕业生只十二万人（依黄龙先卅三年夏在《大公报》上所发表之论文），加上民元年以前及卅三四年（除去死亡），最多不会超过十六万人，所以尚不过全人口三千分之一。郑康成谓“才德过千人为俊”，则诸君皆今日之俊杰也。

诸君之责任可分为两方面而言之：一方面，诸君学有专长，毕业后各尽其所能以贡献于国家，抗战时候如此，抗战以后亦如此。在民廿九年八九月间英国敦克尔克撤退大军以后，德国大量轰炸，那时英国守军有训练者只一军之众，飞机不过千架。那时英皇家空军能将德国轰炸机击退，丘吉尔所谓“历史上从来没有以这样少的人做出这样多功绩的”。而英皇家空军能制胜之重要因素即为雷达之发明。发明人乃一物理工程师R.W.瓦特。抗战全赖坦克，飞机与汽车随处需要橡皮，美国、苏联全部橡皮得自南洋。苏联自1939-1941两年之间，美国十八个月，费生物、化学家及工程师之力解决人造橡皮，抗战即能自给。俄国物理学家卡皮查发现低价制氧气法，不但解决飞机上所需的氧，而且煤矿中可以借此不劳掘挖，可以将煤变成气（煤之地下气化）以制造氨（制肥料与炸药）、甲醇（制橡皮）及熔铁炉中之气（还原剂）。不但著名科学家有所贡献，即一般初出茅庐的理工人才亦大量需要。如英国抗战以前只有三千物理学家，包括中学教师（物理）在内，每年各大学毕业只二百人，而战事如无线电、潜水艇侦查、内燃机等等均需物理人才，故战时大学训练物理每年毕业生增至一千二百人，至今其中三分之二在军队中工作，三分之一在工厂中工作（勃拉格在英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演讲）。以中国幅员之广，人口之众，百姓之穷，战时、建国到处需人。在遵义，我们举目社会上应改进之事正多。譬如此间枇杷只是一张皮包了一粒骨，每个学园艺果木的人应当自己负责起来把它改良。此外如人民衣着的褴褛，农夫依天吃饭，不讲卫生，以蚤虱之多，识字之少。所谓范文正公当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此是诸位分内之事，责无旁贷的。诸位除掉了不是一个专门有训练的人，为一个教员、学士、电机工程师、生物学家、果树专家外，同时亦是一个国民，所以在这一方面你们既是大学生亦有比普通人民较大的责任。

在现代世界你们得认清三点：（一）知先后。军事第一是我们现在的口号，此在战时各国皆然，夺取胜利。丘吉尔和罗斯福在三年前魁北克会议的时候，他们决定一桩重要的事就是先击败德国再打日本，无论此原则是否合理，但同时打败二强敌是不能的，所以必得要分先后。抗战如此，建国如此，我们不能不分最要与次要的，比如苏联在抗战前以集体农场康拜因中小麦蚀耗之大，科学院集十四个研究所之力，花一年工夫把这问题解决了。小而言之，一个学校、一家公司甚至一个人的做事、读书统要有先后，然后能计划。《大学》里头一章就说“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二）明公私。在抗战时候道德堕落，这是古今中外一律的事。但若能赏罚严明，公私有别，则道德不致十分堕落。如英国抗战时期谁也不能发国难财。近来报上所载我国贪污之案层见叠出，甚至财政部总司务长王绍齐、直接税局局长高秉坊、中央银行业务局长这类人也竟监守自盗，舞弊上千万。诸君看了报自然莫不痛心。但是诸位要晓得，在有一个时期这类作弊的人也是和诸君一样从大学刚毕业极清白纯粹的大学生。因为贪污之层见叠出，所以一般人以为官是做不得的，财是不能发的，这可大错了。做公务员就是官。我们就希望顶好人才、顶廉洁的知识阶级去做官，惟有这样，公家的事才能办得好。中国那么穷，我们就希望大家绞尽脑汁来做发明，办工厂，开农场去发大财，惟有这样国才能富，民才能强。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做官，能发财，但不希望你们做了官再去发财。为做官而发财是没有不贪污的。美国务卿斯退汀纽斯辞掉了十万元收入的美国钢铁厂经理而去任年薪一万五千元的副国务卿，并且把所有各大公司的公司股票统统脱手。英国丘吉尔以前做财相的时候，第一桩事亦是把他所有的股票售去，而我们过去做部长的往往兼了许多大公司和银行的董事长，这是瓜田李下，要不得的）。惟有公私分明而后贪污才能绝迹。（三）辨是非。浙大过去的校训是“求是”。我们应该只知是非，不管利害。此话说来容易，要实行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你们在出校门以前恐怕已经觉得是非和利害有时会冲突的。譬如你要就业，你本已答应一个中学去教书，聘约也签了，旅费也收了，你要动身的时候你忽然接到一个公司的邀请，要你去当副工程师，不但薪水丰，而且出路好、朋友多。你是不是会毁弃已成之约，借口说母亲病重，或是身体不好要到重庆去呢？到那时候你们是否尚能把是非的观念放在在利害的观念上面呢？君子、小人之别只在此一念之别。近世科学之能发扬到如目今现状，就是因为先哲布鲁诺、伽利略等不避艰险与中世纪宗教恶势力奋斗成功的。我们学术界事事落人之后而史学尚足有表现，亦是古代的太史能不避斧钺秉笔直书。春秋时候崔子杀掉齐庄公，齐太史就书“崔杼弑其君”。崔子杀太史，其弟继起而被杀者二人，但齐国太史均起而直书，使崔子没有办法。这种只顾是非、不顾利害的精神是每个浙大毕业生应具有的。

四十年河东

1948年11月13日，南京总统府国策顾问陈布雷自杀，在南京公祭之后，由蒋特派总统府政务局长陈方照应，运送灵柩至杭州，蒋经国和浙江省主席陈仪等高级官员在车站迎灵，随后葬于杭州风景秀丽的九溪。墓碑正中题“陈布雷先生墓”六个大字。这就是民国时期“一代文胆”的最后归宿处。

得陈逝去之讯，浙大校长竺可桢与张其昀（浙大文学院院长,竺之学生）感叹，布雷随蒋先生半辈子，如今却落个自杀身亡。张也言及时局动荡，前途未卜。竺又劝言自己的门生道，晓峰，对政治你也不必过于热衷。学生对你很不是谅解……。

陈布雷与竺之来往，要从1935年说起。

1935年冬浙大学生驱逐校长郭任远（复旦大学毕业生，驱郭事件中逃至南京）时，陈布雷因脑疾在杭州西湖的小莲庄休养，浙大校务长郑晓沧与其同为浙大前身浙江高等学堂的毕业生，常前去探访，因而谈及浙大校事，郑据实相告。同时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毕业典礼举行，蒋介石以校长身份亲临主持之后，与陈商谈，知郭难再任，于是议定另谋人选。随后陈向蒋推举中研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以其在学界声望颇高，能孚众望，所长一职也可兼任不误。

1936年2月21日竺可桢会见蒋介石之后，经慎重思考与多方咨询，已决意出任，遂于3月7日晚至陈处，提及要求三点，①财政须源源接济；②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③而时间则以半年为限。陈则答云：大学中训育方面，党部不能不有人在，其他则校长可有全权，经费则国库（即中央直接）之四万五千元，按月可靠。时间问题暂可不必提出。

得到肯定的答复，竺遂于4月赴任浙大校长。此后陈也一一兑现承诺。竺上任后由于浙大不设训导长，故无党部派人来校之事。至39年虽有训导长一职且须有国民党员担任，但也须听校长之令。37年起因日本入侵中国浙大西迁，途中艰险备至，物价飞涨，迁校费用巨大，其他内迁的学校经费尽皆十分艰难，教部常常托辞不批各种追加的临时经费，而浙大涉及经费，陈布雷与陈立夫（时任教育部长）均签报追加，每有特款分配或应变特用，均拨给浙大。

竺任校长后，时感校长与所长之职难以兼施，屡有去意，浙大迁至贵州遵义后，竺每年去渝两三次办理公务，必至陈布雷处，相与久谈。其间即表去意，先举荐任鸿隽，后举荐浙大工学院院长李熙谋，均被陈恳切劝留。竺总言当年原以短期为原则，不意抗战猝起，迁校事重，不得不勉强负责。今已安全定址遵义，气象所又不好久代，以及个人研究专业兴趣等等。陈则转达蒋介石意，以为后方大学重要，觅长不易，尤其浙大规模扩展，非竺继续维持不可。结果竺满怀求去之心而来，仍以继续负责之结果而去。

1944年日军攻陷贵州独山，情势危急。12月7日教育部电令浙大合并于中央大学，学生一律从军。浙大师生得此电令，群起愤然。竺亦拒绝电令，通过陈训慈（陈布雷之弟，竺之学生，浙大教授）、陈布雷向蒋反映，遂使蒋改变决定，教育部之令作废，浙大因而得保。

昔年推荐竺者是陈，挽留竺者是陈，如今竺仍在浙大，而陈已然去世。世间之事莫过于此。

四八年冬陈布雷自杀之时，中国的两个政党开动内战已逾三年。在野的共产党的军队控制着中国的北方，现下又发动著名的三大战役中的淮海战役，直逼执政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局势对国民党大为不妙，党首蒋介石无心恋战，逐步筹划国民政府迁到台湾。

蒋知人才之重要,于是筹划中央研究院和各大学迁台。故宫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教授和设备都开始逐步分批迁往台湾。

此时人心惶惶，谣言盛传，浙大也盛传要迁校，48年12月，学生自治会公布了《为坚持不迁校告师长同学工友书》，讲师助教会理事会也开会，作了调查，结果竟有96%的教师员工主张不迁校。因此通过决议，请学校尽速明确表示应变态度。

得知结果，竺慨言，“当年内迁师生不畏艰险，如今齐校反对内迁。人心向背，由此可见。”对师生郑重表示浙大决不迁台。

此时国民政府国防部所属雷达研究所所长葛正权率所由南京迁逃来杭，共产党在杭州未公开身份的党员依照北方的指示,将该所列为重点保护和策反单位，由党员谷超豪负责一步步对该所人员深入做工作。同时对所长葛正权进行策反工作，最终促使该所中止迁台。这支队伍的一部分，解放后成为共产党的军队中最早的一支雷达部队。

49年1月，浙大学生自治会成立了应变委员会，普选产生吴大胜、刘景善、卢婉清、戴知贤、蒲代植、张申、沈效良7人为成员，学生自治会理事会产生包洪枢、杨锡龄、宁奇生、寿纪仁4人成员，共11人，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票选刘景善为应变委员会主席。校务委员会推举严仁赓、顾谷宜、胡刚复、蔡邦华4人以及校长邀请苏步青、王国松、李天助三人工期人组成安全委员会。1月19日，校务会议决定，“即日交包工估计，由学生担任土工”。在有些学校准备南迁时，浙大反而加固围墙，用意自明。破土动工之日，非常热闹，苏步青教授当场赋诗祝贺。

在浙大加固围墙之时，南京的政治大学以旅行为名，员生自由参加，实则为迁校迁至杭州。三月底，政治大学顾校长到杭州召开全体师生大会，将学校迁至广州。

49年4月23日，共产党的部队占领了原国民政府首府南京，为安全起见，竺可桢提议浙大成立由胡刚复等25人组成的联合机构，定名为“浙江大学应变执行会”。执行会由严仁赓、苏步青、谭天锡、包洪枢、竺可桢、陆子桐、周世俊7人组成主席团，严仁赓为主席，苏步青为副主席。下分储购、水电、警卫、消防、交通、救护、联络、经济、膳宿、配给、秘书等11组。具体采取了以下护校措施：

（1）加强警卫值岗。

（2）成立“安全队”日夜巡逻。

（3）由同学及教师数百人共同组成，防止国民党破坏学校。

（7）实物储蓄部将存米全部移入校内。

（8）保护水电供应，电话全夜通话，并将游泳池改作临时储水池，储蓄饮水。

（9）举行消防演习，演习救火、救护等。

（10）华家池农学院的女同学迁入校本部居住。

（11）出版《每日新闻》，以求在当局严密封锁新闻的情况下真实报道战争形势。

而此时的浙大文学院院长张其昀则已动身赴沪。张其昀在校时较倾向国民政府，校内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常常鼓动热血青年与其作对，此时共产党的部队日益逼近，自知内地已非容身之地，而国民政府又许以要职，两相比较，自然选择前往台北。

张其昀赴上海之后，浙江省政府给竺可桢发来电报，“俞市长烦速转浙大竺校长，望早莅沪。教授愿离校者到沪后可设法。晓峰已到。杭立武”

杭立武乃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竺收到来电后，自知张定然是要去台，而自己并无去台之意，事前又收到上海各高校变动之消息，于是回电“沪校被疏散，浙大师生震惊，暂难离杭。”回电未久，又收到急电，“有要事相商，请速来沪。杭立武”

竺思忖来电相逼如此紧急，又是由浙江警备司令部转来的，“余之地位遂成问题”，形势极为微妙，“再四思维，不得不出之一走。”于是在4月29日深夜独自秘密赴沪。而家人仍留在杭州，静观事变。临行之时，竺又托夫人陈汲留函严仁赓、苏步青。

“仁赓 步青先生道鉴：

       昨晨邦华兄交来市政府电台所接杭（立武）部长一电，嘱弟即日去沪。（电稿内附）。使弟可释重负。适因前日报载上海各大学有逮捕学生及强迫疏散之消息，本校同事同人不免人心惶惶。故弟接电后即覆一电，由振公秘书拟稿拍发，谓暂难来沪云。昨晚遇石奠君先生，谓顷间教厅李（季谷）厅长见告周主席已面告并转嘱保安司令王云沛，谓渠等负责期内决不入浙大捕人，弟心为释然。但从此弟亦不能再事恋栈。所幸应变执行会得兄等主持，必能渡此苦海以创新局面，而发扬浙大。一切交代手续托振公秘书办理，临别不胜依依，专此即颂。

       执行委员会诸先生均此。

       又启者，执行会重要职员如警卫组主任等，必须住入校内，想兄等亦早见及，但急待实行耳。桢又白 ”

竺离校之后，浙大校务委员会与应变执行会召开紧急会议，5月1日以全校师生员工名义致电竺校长请其返校主持校务，此时此刻竺因旅途劳顿，身体欠恙，住进了医院。由杭立武劝竺赴台未成，蒋介石先指示上海的《新闻报》在5月2日刊登了一则消息，言道浙大校长竺可桢已携带家属到达台湾。得知竺住院的消息后，随后又从舟山派蒋经国前往上海，去请竺赴台。

5月6日，蒋经国在上海一家医院找到竺可桢，向竺转达了“领袖”请他到台湾的意思之后，竺言道“谢谢领袖的好意，我看不必了。”蒋询以原因，竺言：“大势已去，台湾将维持多久，顶多半年？一年？”蒋言：“时局绝非如此!”双方就此陷入僵局，言谈难以继续。竺可桢反而劝蒋经国“你与令尊经历不同，依我看，你也不必到台湾去了。”蒋愤怒地说“人各有志！”于是两人不欢而散。

5月17日，台大校长傅斯年来电邀请赴台，竺婉言辞谢。竺与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所长吴学周商议，为确保安全，吴建议竺立即从贵宾室搬到一间实验室中。竺可桢住进以后整日闭门，一天三餐定时送，在房中看书消遣。

5月3日共产党的军队占领杭州，5月27日占领上海，整个华东已由共产党控制，由此中国的教育要开始一个全新的篇章。

1949年5月3日共产党的军队占领了杭州。

早在中共建政之前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就在48年7月3日发出了“关于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及新区学校教育的指示”。该文件提出：“对于原有学校要维持其存在，逐步地加以必要的与可能的改良”，“所谓要维持其存在，就是每到一处，要保护学校及各种文化设备，不要损坏”，“所谓逐步地加以必要的与可能的改良，就是在开始时只做可以做到的事，例如取消反动的政治课程、公民读本及国民党的训导制度。其余则一概仍旧。教员中只去掉极少数分子，其余一概争取继续工作”。4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明确规定对新解放的城市实行军事管制。

49年4月15日，共产党的军队总部布告“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凡在这些机关供职的人员，均望照常供职，人民解放军一律保护，不受侵犯”。学校应“暂维现状，即日开学。”上海解放前夕，中共的接管人员集中于江苏省丹阳地区，为准备接管高等学校，专门成立了“高等教育处”，专司调查高校情况并制定方案。

1949年5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杭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谭震林为主任，谭其龙、汪道涵为副主任。

由于4月29日竺校长已秘密赴沪隐居，原来的校务委员会已停止工作。为维持学校持续，农学院院长蔡邦华等14人发起成立临时校务委员会,原校务委员会和校应变委员会代表44人于5月4日举行联席会议，校应变委员会主席严仁赓教授为临时主席，选举蔡邦华、王国松（工学院院长）、谭天锡（讲师助教会负责人，土木系讲师）为临时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

5月31日，蔡邦华、王国松等人到杭州市军管会询问军管移交问题。这一天，军管会以生物系讲师胡步青系国民党军统浙大站站长予以逮捕，此时亦无人能为其四处奔走。胡事后虽然得以释放，但从此背上政治问题的包袱，终身郁郁不得志。

6月6日，杭州市军管会决定对浙大实行军事接管，并派出军代表林乎加、副军代表刘亦夫到校进行接管。浙大临时校务委员会在同日上午召开第10次会议对中共的军代表表示欢迎。林乎加在会上对军管的性质意义、军代表的任务作了说明，指出浙大今后担负各方面建设人才的重任，希望大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目前工作仍由浙大临时校务委员会执行，但须由军代表签字后方才生效。回首竺出任校长之时，提出要求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如今已成往事。

随后林乎加代表中共的军管会宣布成立接管小组，在军代表的领导下进行对学校的接管工作。接管小组成员由严仁赓（法律学系教授）、孟宪承（教育学系教授）、陈立（教育学系教授）、范绪箕（教育学系教授）、张君川（教育学系教授）、黄焕焜（教育学系教授），还有中共地下党员刘潇然、许良英（不在校时则由中共地下党员李文铸代），以及学生自治会主席包洪枢等9人组成。

下午，林在健身房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作军管工作的动员报告，并要求会后教授会、讲师组交会、职员会、学生自治会和劳工会组织讨论，积极拥护并协助配合军管的工作。接下来，林还宣布一系列举措，足见中共之行事果决。

动员大会完毕，林乎加随即在阳明馆召开各级领导干部会议，会上宣布：（1）停止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等一切反动组织的活动，违者严惩不贷；（2）查封原文学院院长张其昀教授的全部文稿、书籍及全部财产。

张原系国民党中央委员，自然受此“厚待”。两月前张与竺商议去从之时，竺言：“若为浙大着想，你走了是一个巨大损失;若为你个人着想，也许离开为好，因为学生对你不很谅解。”此后张从上海赴台北,历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长，总统府资政，先后建立南海学园，恢复“中央图书馆”，设立“国立历史博物馆”、科学馆、艺术馆、教育资料馆，并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等。卸任后，在台北阳明山华冈创建私立“中国文化学院”，对台湾文化教育事业做出颇多贡献。

军管会宣布对课程进行调整，废除国民党党义、伦理学、国父实业计划、新唯识论、民法、刑法、诉讼法、诉讼刑法、民事诉讼实务、刑事诉讼实务、诉讼实习等11种课程。停考哲学概论、理则学、伦理学原理、政治学、社会学、罗马法、土地法、英美法、行政法、商法、政治地理、经济政策等12种课程。此后在浙大成立了政治课教学委员会，历史学教授陈乐素为负责人。第一学期教学内容以《社会发展史》为主、第二学期以《新民主主义论》为主。目的是要学生学习革命的理论，了解中国共产党，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培养起热爱共产党和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而学习的思想。遥想当年，竺可桢为出任浙大校长再三思虑，写道，“余若不为浙大谋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而党之被人操纵已无疑义”。又言学生应有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自认“办教育之基本信仰与警察厅长不同”。 随后，军管会将师范学院撤销，将教育学系并入文学院。又决定将历史系停办一年，师生予以遣散，仅留下12人组成学习班，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毛泽东著作。

此时复旦大学历史系给原浙大历史系副主任谭其骧发来聘书，但谭其骧希望完成学习后能继续留在浙大，没有接受复旦的聘任，留在了学习班。当时学习班成员虽然对共产党和新政权了解甚少，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也相当生疏，但为顺利重返讲坛，个个学习相当认真。除了学习苏联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外，还学习了中共党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出于知识分子求知求真的本能，他们还常常发生争论，甚至对这些著作中一些观点发表不同意见。事后谭曾对弟子葛剑雄谈到，他真正认真地读马列主义著作就是在这一年，而以后的学习差不多都离不开政治运动，少不了接受批判或自我批判，结果是越学越糊涂，越学越不敢有自己的想法了。

一年将满，这12位教师以为浙大历史系能正式建立时，校方却宣布历史系不再恢复，留校教师改教文科的公共理论课和中国近代史。谭其骧不愿改教理论课或近代史，只得决定离开浙大。得知消息，南京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复旦大学发来聘书，因杭州到上海搬迁方便，谭接受了复旦大学的聘书，任历史系教授。多年以后回忆这段往事，谭其骧言道，“1950年，浙大宣布停办历史系，我不得不离开浙大，转来复旦。我相信，浙大若能像竺老当校长时那样继续办下去，我是不会离开浙大的。”

解放初，各所大学对文科一些系科和某些专业的教师都有过不同形式的调整或安排，历史系一般都先后恢复,浙大却予以停办，而谭其骧和同仁更未得任何解释，其境遇果然各不相同。

7月27日军管会发布命令，公布了学校新的校、院、处领导人员名单，此后又停聘了胡刚复（原浙大理学院院长）、储润科（原浙大总务长、浙大教授会主席）等六十余名教职员。胡刚复被停聘后，唐山交通大学校长茅以升发来聘书，胡于是北上任职从此离开浙大。储润科也随即转到浙江医学院任教。昔年虽有教务长必由党部人士担任之令，竺仍让民主人士费巩出任教务长。如今得知浙大胡刚复等人停聘消息，竺在上海仅能在日记中写道，“可知浙大接管情形与北大、清华、南开可谓全不相同也”。

胡刚复与竺可桢、梅光迪同在哈佛求学，竺出任浙大校长之前，特至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特护病房中看望重病住院的胡刚复，敦请他一起办学，接任之时,也是胡和竺一同到浙大校长办公室接受郭任远移交。此后竺任浙大校长，胡任浙大理学院院长，梅任浙大文学院院长，三人合力办学，延揽名师，浙大一时群英汇集，文化科学鼎盛。45年梅积劳成疾在贵阳逝世，49年竺避潜上海，如今胡也不得不离开杭州，昔年哈佛三杰在浙大的景象从此不再。

多年以后，胡刚复至杭州为兄长明复扫墓，顺至浙大走看，又到杭大与老同事朱福祈会面，事前并不声张，待到老浙大诸门生得知消息前去拜访时，胡已悄然离开杭州，不久，胡即在天津逝世。

杭州军管会公布的各院系负责人名单如下：

校务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刘潇然（中共地下党员，农业经济学系教授，正主任暂缺）

教务长 严仁赓（法学院教授）

总务长 范绪箕（航空工程学系教授）

文学院院长 孟宪承

法学院院长 李浩培

理学院院长 贝时璋

工学院院长 王国松

农学院院长 蔡邦华

医学院代院长 王季午

中国文学系系主任 郑奠

外国语文学系系主任 方重

教育系系主任 陈立

人类学系系主任 吴定良

数学系系主任 苏步青

物理学系系主任 何增禄

化学系系主任 王葆仁

生物学系系主任 董聿茂

药学系系主任 孙宗彭

地理学系系主任 叶良辅

电机工程学系系主任 王国松

化学工程学系系主任 李寿恒

土木工程学系系主任 张树森

机械工程学系系主任 程孝刚

航空工程学系系主任 范绪箕（兼）

农艺学系系主任 萧辅

园艺学系系主任 吴耕民

农业化学系系主任 朱祖祥

植物病虫害学系系主任 陈鸿逵

农业经济学系系主任 熊伯衡

蚕桑学系系主任 夏振铎

森林学系系主任 邵均

竺可桢在沪逗留期间，浙大师生和上海浙大校友会多次请求竺返回浙大继续主事。

7月3日上海浙大校友会举行在永安公司大东酒家三楼鸾凤厅举行常年大会，出席校友达600余人，盛况空前。众人推陈悟皆主席，致词毕，为陈仲恕、许寿裳、于子三致哀。报告了三人情况后，陈悟皆代表全体校友，把镌有“教泽广敷”四字的金质章献给竺可桢，作为60寿庆。竺可桢答谢，并报告杭州及浙大解放的情形。

7月10日全国科学会议筹备会议在京举行，竺可桢到京赴会，浙大也有王琎、王淦昌、苏步青、蔡邦华、贝时璋、程孝刚等6人参加。

此时谢家玉带来竺夫人家信信，说浙大校内有份壁报，说竺可桢“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彻底，不能对恶势力斗争，只剩了些科学救国空谈。竺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但民主与反民主不容有中间道路的，而竺某偏走了中间毁灭之路。”

这种“左”的幼稚之谈不知是哪个无知学生所为，自然是深受执政党的偏执教育，而全不知竺长校时浙大成为“民主堡垒”之意义。

7月17日在京浙大校友会在北平中山公园今雨轩开会。由吴祖光任主席，到会的有王琎、王淦昌、苏步青、蔡邦华、贝时璋、裘克安、蔡昌年、戴昌楫、吴祖基等两百余人，大家恳切竺可桢回浙大继续长校。情真意切，竺为之动容，言不能答。然竺认为自己盛年不再，虽浙大师生一再挽留，最后终于无效。

9月，政协在京召开筹备会议，竺可桢在六国饭店在三楼见到了沙文汉（沙孟海之弟），沙为浙江省新上任的教育厅长。竺可桢向其询问浙大情况。随后又见到蔡邦华，告知叶左之（叶良辅，浙大地理系主任）已于9月14日去世。竺深为痛惜。认为叶一向身体瘦弱，本不能担任繁重工作，这次军管会任命其为地理系主任，每天必须到校办公，“真所谓爱之即所以害之也”。竺又顾虑叶之家人状况，前去寻找马寅初（时任浙大校长）未遇，后便打电话给马寅初，言及浙江大学教授去世后，有给薪1年的办法。

10月16日，共党政府决定将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合并，筹建人民科学院，即此后的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出任副院长。竺随后南下至南京接家人,然后赴沪办事,随即郭沫若来电相催,竺随即返京。竺可桢想不到，此次一别，竟再也没有能踏回浙大半步。他更想不到，由此之后,浙大竟因种种原因分崩离析，鼎盛不在。

科学院建院之初，院部设一厅三局，竺出研究计划局局长，负责调查全国专家人才和科学研究机构的情况，研究机构调整方案。按照当时中国科学院领导班子的实际情况，自然科学方面的实际责任，较多的落在了竺可桢以及稍后于1950年上任的吴有训副院长的肩上。

解放后的中国与解放前的中国情况已经大不相同，现在国家要建科学院，各高校自然要鼎力相助，许多浙大师生开始北上调到北京和上海，参与筹建中科院的各个院所。

生物方面，罗宗洛（生物系教授、48年中研院院士）49年调至上海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所所长，贝时璋（理学院院长、48年中研院院士）50年调至上海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姚錱（生物系讲师）调至上海中国科学院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后任室主任、副所长。沈善炯（医学院讲师）52年调至上海中国科学院抗生素工作委员会,现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54年蔡邦华（农学院院长）调至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任副所长。

物理方面，王淦昌（物理系主任）1950年调至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后至苏联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宇宙线及高能物理研究。

化学方面，王葆仁（教务长、化学系主任）1951年调至上海任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所副所长。钱人元（化学系讲师）调至中国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后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地理方面，陈述彭（地理系讲师）和赵松乔（地理系讲师）奉调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陈述彭后任中国科学院遥感所名誉所长。

邹元燨（化工系讲师）调至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前身）任研究员和室主任，后出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副所长兼室主任。

浙大毕业的学生也充实到中科院各个院所，比如王元、吕敏、陆熙炎、林励吾、金国章、左大康、徐元森、吴越、沈允钢、杨福愉、胡海昌、干福熹、池志强等。

1949年6月，浙江省金华市军管会报上级批准，决定停办设在金华市的国立英士大学[1]。征得杭州市军管会同意，英士大学工学院、农学院及文理学院的数学系、物理学系、中国文学系等院系的学生转学至浙江大学；法学院及文理学院史地学系的学生则由院校发给证明自行转学；英士大学的教职员工除部分转入浙大之外，其余均遭遣散。英士大学的主要图书、仪器移交给浙大。

1949年7月19日，浙大奉杭州市军管会之命，派出以严仁赓教务长为组长、詹卓为副组长的接收小组，负责处理接受事宜，到8月10日接受工作基本完成．英士大学的图书、仪器、设备约５００箱移交给浙大，并有教员郑光华[2]等１０人、职员１０人来浙大工作，学生有王元[3]等393人转入浙大相关院系。

1949年9月南通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系学生转入浙大求学。

1950年1月暨南大学人类学系并入浙大。

这是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前的前奏。

[1]英士大学是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为纪念辛亥革命先驱、反袁烈士陈英士（陈立夫之叔父）而于1938年创办，除为省立。陈英士为原执政党国民党元老，解放后被新执政党予以撤销，原因可知。

[2]郑光华转入浙江大学电机系任教，1964年浙大电机系郑光华等发明的双水冷机获国家发明一等奖。

[3]王元转入浙江大学数学系求学，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曾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9年8月，马寅初出任浙大校长，马在就职演讲中说到,“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我是连到浙江大学当个普通的教授的权利都没有。一九四七年和四八年，竺可桢校长亲自到舍下来了几次，让我来浙大任教然而都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无理阻挠。[1]当个教授尚且如此之难，何曾敢想做校长。今天，由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战，打败了帝国主义，割除了国民党的反动势力，我才能够得到谭震林主任亲自推荐我来浙大就职……。”

“今后的浙江大学，要在人民民主的总方针下，大家学习新的思想，确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要与建设相结合，努力培养切合实际要求的专门人才，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同心协力，建设新浙江，建设新浙大。”[2]

1950年，马寅初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仍兼任浙大校长。

马寅初出任浙大校长后不久，法学院即予以撤销，文学院的哲学系[3]和法学院[4]的法律系暂停授课，学生皆转院、转系或转学。

法学院院长李浩培[5]调至北京接受政治教育，后担任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法律系主任赵之远则到南京大学（中央大学改名）任法律系主任。严仁赓（法学院教授、教务长）调至北京大学，周仁睿（法学院教授）调至武汉大学。法学院学生高铭暄[6]托院长李浩培帮忙，转入北京大学法律系继续学习。

此外一些教师的变动有：

1950年1月9日，浙大文学院院长孟宪承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3月11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正式成立，孟宪承出任部长，同时继续兼任文学院院长。从此华东高校均移归该部管理。

1950年3月，土木系汪胡桢工程师调任淮河水利工程局副局长。生物系主任、生物研究所主任董聿茂兼任西湖博物馆馆长。

注：

[1]马寅初寓居杭州时，欲来浙大任教，云可教经济学六小时，法学院院长李浩培以经济学名额已满，且校中无专系为言拒之。马任校长之后，李被送至北京接受政治教育，有文撰曰，马言道，一年教育期满，仍欢迎李回浙大执掌法学院，该文从而结言，足见马之气度胸怀宽广云云。

[2] 1951年马出任北大校长时，言道“同学们或许要听取我的建校方针，这点不免使同学失望。我认为建校方针是中央所定，一个大学校长只有工作任务，没有建校方针。大学校长应以执行中央的政策，推动中央的方针为己任。”

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时第一次对浙江大学学生的讲话中谈到，＂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大学生不应仍如中学生时代之头脑比较简单”，“十年二十年以后的诸君，都可成社会的中坚分子，而中国今后是最需要头脑清楚善用思想的人物。”

1948年竺在浙大的最后一次开学典礼上言道：“目前苏联供给我们以马列主义，美国供给我以白米面包，但吾人生而有知，应该有独立之思想，不能人云亦云，食人唾余更属可鄙”。

可资相较。

[3]哲学系变动几不可考。教授学生去向大多不明。所知仅为哲学系主任谢幼伟49年春移居印度尼西亚，后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研究所主任。教授牟宗三于49年赴台，是在停办前还是在停办后不得所知。

[4]法学院法律系教授周子亚去向不明，学生去向也仅知高铭暄一人。

[5]李浩培后当选瑞士国际法学院院士，共当选132人，李是中国当选的三人之一。

[6]高铭暄后来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暨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暨中国分会主席。

1950年6月，华东地区上海、南京、杭州、镇江等地的11所公立大专以上学校第一次进行联合招生。在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领导下，6月16日成立统一招生工作委员会，并召开第一次会议，推定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五校的教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具体负责招生事宜，并决定设上海、南京、杭州三个考区，报名日期为7月15、16、17三天，考试日期为24、25两天。报考浙大的考生有1.7万余人，录取新生582名。报名与录取比例比例为29：1。根据执政党所属教育部的指示，1952年起浙大参加全国统一招生。

从1950年初到1951年底，学校接受中央林垦部、浙江省人民政府各厅局的委托，代办或合办各类专修科、培训班。计有6个专修科、5个培训班研究班[1]：

林业专修科（招生80名）；

机械、电机、化工、土木4个专修科（招生200名）；

生命统计专修科（招生15名）；

水文检测干部培训班（招生41名）；

化工培训班、畜牧兽医训练班、中小学教育研究班（主任陈立，副主任俞子夷）（招生100余名）；

浙江省干部升学补习班（招生670名）。

1951年春浙江省文教厅和浙江大学联合筹建创办浙江师范专科学校，当年暑期招生，9月初开学。校址设在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2]

浙江师范专科学校设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等6个专修科，学制2年。各科主任均由浙大调配，数学科为毛路真、物理科为王谟显、化学科为王承基、生物科为江希明、历史科为陈乐素[3]、地理课为李春芬等。浙江师专校长由省文教厅副厅长俞子夷兼任，学校受省文教厅和浙江大学双重领导，实行校长负责制。

浙江师专存立时间并不长久，1952年2月院系调整，浙江师专并入浙江师范学院，所有校产校具从华家池搬运到六合塔秦望山原之江大学所在地。

注：

[1]举办各种学习班是现任执政党的传统作风，其风延至如今，形式更加丰富，学位证书也越发越高，过去尚为专修证书，现在已可在百忙之中修得博士学位。2002年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还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签订协议，从2002年起的5年内，开办针对中国政府官员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MPA），每年一期，每期培训约60名中国中高级干部。据言中共官方对美国哈佛大学联合培训中国官员的效果感到满意，不少地方已派当地的“一把手”到哈佛大学接受培训。

[2]创办浙江师专是出于发展新中国（新中国一词是对应于前任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而言）中等教育事业的需要。同以为教育之名，49年军管会停办浙江大学师范学院，停办浙江大学历史系将部分师生转入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学习班。

[3]虽然浙江师专仅为专科性质，不过陈乐素总算可操持旧业，政治学习班毕竟并非其所长。

新任执政党采取全面向苏联倾斜的政策，远在东北的哈尔滨工业大学（聘有苏联专家）和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由陕北公学演变而来）被执政党确定为学习苏联先进教育制度的两所院校，并在1950-1951年期间从中国各地的高校抽调师生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就读研究生[1]。

浙大抽调过去的教师有物理学系的冯鑽刚[2]，化学系的张志炳[3]、商燮尔[4]，化学工程学系的谭天恩[5]，航空工程学系的吕茂烈[6]等5人。抽调过去的学生有机械系的田锡唐[7]、徐子才[8]，电机工程学系的黄文虎[9]、冯纯伯[10]等人,他们虽然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就读研究生，但组织人事关系仍然保留在浙江大学。

这些人学成之后，被哈工大李昌校长强行留在哈工大[11][12]，仅有谭天恩回到浙大。

1950年8月，浙大中国文学系的任铭善[13]副教授等19人被军管会派往华东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进修。

1951年8月选派土木工程学系青年教师任雨吉[14]、蔡乃森[15]去苏联留学。

这些人学成之后都被调离浙大。

注：

[1] 1950年6月7日中共东北局电报指示哈尔滨工业大学要着重招收国内各大学理工学院的讲师、助教和研究生，主要学俄文，两年毕业即分配到各大学任教。电报还决定"为哈尔滨工业大学聘请苏联教授10人。"如此光荣使哈工大欢呼雀跃，决定将6月7日定为校庆日。--《走近哈工大》（刘贵贤著）

[2]冯鑽刚。（资料欠缺）

[3]张志炳。在复旦大学教授物理化学。（资料欠缺）

[4]商燮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研究院副院长。

[5]谭天恩，曾任第一届“全国化工原理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1980年谭天恩与同仁们创立了浙江大学环境化工教研室。

[6]吕茂烈，在西北工业大学任教。（资料欠缺）

[7]田锡唐，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焊接教研室主任兼实验室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学科评议组成员、高等院校焊接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焊接学会副理事长兼国际焊接学会亚太地区委员会委员、中国委员会主席。

[8]徐子才。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曾任中国焊接学会副理事长。（资料欠缺）

[9]黄文虎。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研究生院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10]冯纯伯。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东南大学自动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生院副院长。

[11]李昌将强留在哈工大的教师称为“八百壮士”，八百壮士的确为49年前长期独立在中国教育体系之外的哈工大带来飞速的发展。起初执政党计划是教师和学生到哈工大进修完毕之后回到各高校，而李昌则留下了大部分进修人员，虽然与计划相悖，不过此后执政党默许了李昌的行为。

[12] 1953年７月，风华正茂的商燮尔研究生毕业之后，拒绝了哈工大校长李昌的挽留，一心要回到母校浙大（此时商的组织关系也还在浙大），此举让时任浙大校长的刘丹喜出望外，也竭诚邀请其返校任教。于是两校校长就商燮尔发生强烈的争执，争执不下间，商燮尔思乡心切，便私自回到杭州母校。随即李昌发来电报，催促其速回东北工作。刘丹校长则上门要求他留在母校工作。商燮尔亦明确表示，愿意留在浙大工作。但是不久以为中共培养急需的军队高级军事科技干部为名，陈赓在东北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执政党的军队院校性质特殊，商燮尔最终还是被调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教。

[13]任铭善，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14]任雨吉。留学莫斯科大学，在北京工作。（资料欠缺）

[15]蔡乃森。（资料欠缺）

中共执政后，原先旅居在国外的一些学者和留学生回到国内为国家做贡献。[1]

1949年到1952年8月期间，回国来浙大任教的有数学系的卢庆骏[2]、曹锡华[3]，物理学系王谟显[4]、胡济民[5]、程开甲[6]，化学系顾学民（女）[7]、周洵钧[8]、杨士林[9]、于同隐[10]、蔡淑莲（女）[11]，生物系陈士怡[12]、姚錱[13]、盛祖嘉[14]，电机工程学系杜庆萱[15]、张毓鹍[16]，机械工程学系王仁东[17]、王启东[18]，航空工程学系黄培柟[19]、土木工程学系钱家欢[20]，农学方面郑业善[21]等二十位。

这些回国人员52年后还留在浙江大学的有王仁东、王启东、王谟显、杨士林、张毓鹍等五人。

注：

[1]此时各个学者回国的原因各有不同，是去大陆还是去台湾不能全以爱国论之。比如人类学家吴汝康在美国结束博士学业之后，由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馆资助旅费回国到香港，亲属为其在台湾联系了工作，而其恩师吴定良先生当时正在浙江大学主持人类学系，也邀请他去浙江大学任教。考虑到大陆土地辽阔，人口众多，有丰富的人类和猿类化石，这些条件使人类学的研究有着无比广阔的天地和极大的发展前途，于是吴便留在大陆。

[2]卢庆骏，曾担任浙江大学数学系主任，52年院系调整调往复旦大学，随后调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数学系主任。

[3]曹锡华，52年调往华东师范大学，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主任、名誉系主任，上海市数学会理事长。

[4]王谟显，曾任浙江大学物理系主任。

[5]胡济民，中科院院士，55年调往北京大学，创办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任首任系主任至80年。

[6]程开甲，中科院院士，两弹元勋，52年调往南京大学。

[7]顾学民，52年调往厦门大学。曾担任厦门大学化学系主任。

[8]周洵钧，52年调往浙江师范学院，曾担任浙江师范学院化学系副主任、杭州大学化学系副主任。

[9]杨士林，曾任浙江大学校长。

[10]于同隐，52年调往复旦大学，曾任复旦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高分子研究所副所长、材料科学研究所所长。

[11]蔡淑莲，52年随丈夫于同隐调往复旦大学。

[12]陈士怡，52年调往浙江师范学院，曾任杭州大学生物系主任，浙江省科协副主席，浙江省遗传学会理事长。

[13]姚錱，中科院院士，5调至上海中国科学院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后任室主任、副所长。

[14]盛祖嘉，52年调往复旦大学，曾任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物学部主任。

[15]杜庆萱，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西南交通大学铁路电气化自动化研究所所长，上海铁道大学电气工程系教授。

[16]张毓鹍，资料不详。

[17]王仁东，曾任浙江大学力学系主任，中国压力容器学会第一届理事长，浙江省科协副主席。

[18]王启东，曾任浙江大学机械系副主任、冶金系主任、材料系主任，副校长，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黄培柟，资料不详。

[20]钱家欢，华东水利学院科研处处长、土力学教研室主任，《岩土工程学报》编委会主任，中国水利学会岩土力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21]郑业善，资料不详。

中共执政后，由于财政经济上存在困难，浙大面临资金短缺，人员编制冻结，教职工的薪金发放困难的问题。此时，浙江文教厅、工业厅号召学校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参加生产自救，充分利用学校拥有生产工具，做好社会服务工作。比如机械系机械实习工厂的职工们利用工余时间从生产木炭汽车用的手摇鼓风机开始，以后承接杭州磨纺厂的高压生铁水管接头、杭州铁路局的凤关折角塞门等外加工任务；物理学系的修配车间在系主任何增禄教授的指导下，研制和生产小批量的低倍望远镜和生物显微镜，以应社会的急需。

一部分学生经济也发生困难，1950年上半年就有１００多位同学失学。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２日，学校成立勤工俭读委员会，王国松任主席，目的是通过参加社会生产活动解决他们的经济困难以免失学。比如校勤工俭读委员会向浙江省交通管理处杭州工务段承包打石子工程，地点在杭州市白塔山。各院系还利用各自的条件开展工读，比如机械土木两系的学生在寒假中分赴浙赣铁路机械厂、钱塘江水利勘测处进行实习，地理系学生赴衢州做地形调查，教育学系学生下乡进行社会教育工作，机械系开设碾米厂、自行车修理摊，化工系做粉笔，农学院捕鱼，农艺学系制造酱油，医学院制造疫苗等。

1951年４月，浙江大学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校肃清反革命委员会收到群众检举信达数百封之多，运动中先后有１７人被公安部门逮捕。［1］[2]

1952年2月，浙江大学开展“三反运动”。1952年2月17日到3月24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沙文汉两次来到浙大向全校师生员工进行动员，王国松副校长带头在全校大会上作了有关官僚主义和学校浪费、贪污现象的检讨。运动中出现一些过火的做法，许多未接触财务和保管物资的人员也被当作怀疑对象，对被检举的人不论贪污多少都当作“老虎”（指大贪污犯）来审查，还动用了“逼、供、信”等错误做法。浙大医学院院长王季午等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3][4]

1952年5月底，浙江大学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这次思想改造运动的主要内容和目的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划清敌我界限，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划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自觉改造世界观，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过程中对个别教师采取了公开批判、无线上岗的方式，不但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引起部分教师对思想改造政策产生怀疑，有的甚至产生恐惧心理，如机械工程学系的一位教授由于害怕思想改造运动而自尽。损害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挫伤了他们的教学和科研的积极性。[5][6][7]

通过镇压反革命、“三反”、思想改造等运动，浙大师生员工对新中国的认识有了较大的提高。

1951年10月，按照华东军政委员会和浙江省人民政府的部署，浙大文学院中文、外文、教育、人类学四个系科的师生113人（其中教师27人，学生86人）参加了在安徽省五河县为期两个月的土改工作，文学院院长陈立任土改工作队大队长。[1][2]

以后文学院和农业经济学系还规定参加土改作为学生的必修课。

注：

[1]从法学院、师范学院以及文学院的哲学系、史地学系历史组停办，到整个文学院拉到皖北参加土改运动，由此可见以中共对人文社会学科的态度。

[2]“土改队师生大都住在最贫苦农民的泥屋里，吃的高梁饼、胡萝卜，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大家却以苦为乐。土改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对知识分子来说，同时也是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中批判自己考验自己和改造自己。土改实践中，投身此项革命活动的师生与工农干部合作共事，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情谊，并得到相互学习与提高”。--《杭州大学校史》p22

到1951年11月，浙江大学共有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等五个学院。

文学院有中文、外文、教育、人类学4个系。

理学院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药学、地理6个系。

工学院有机械、土木、电机、化工、航空4个系。

农学院有园艺、农艺、农化、农经、植病、蚕桑、森林7个系。

全校共有教授129人，副教授58人，讲师59人。[1]

其中，文学院专任教师有54人，其中教授21人，副教授13人，讲师10人，助教10人。兼任教师3人，其中教授1人，讲师2人。

理学院专任教师118人，其中教授28人，副教授20人，讲师17人，助教53人。兼任教师11人，均为助教。

这期间在校学生人数如下。

文学院在校学生174人，其中本科生156人，研究生6人，专科生12人。

理学院在校学生333人，其中本科生322人，研究生11人。

工学院在校学生924人。

各院系负责人名单如下：

教务长 苏步青（数学系教授）

总务长 范绪箕（航空工程学系教授）

文学院院长 陈立

理学院院长 谈家桢（代理）

工学院院长 李寿恒

农学院院长 蔡邦华

医学院代院长 王季午

中国文学系系主任 郑奠

外国语文学系系主任 方重

教育系系主任 陈立

人类学系系主任 吴定良

数学系系主任 卢庆骏

物理学系系主任 何增禄

化学系系主任 王葆仁

生物学系系主任 江希明

药学系系主任 孙宗彭

地理学系系主任 李春芬

电机工程学系系主任 杨杰

化学工程学系系主任 李寿恒

土木工程学系系主任 钱令希

机械工程学系系主任 程孝刚

航空工程学系系主任 梁守槃

农艺学系系主任 萧辅

园艺学系系主任 吴耕民

农业化学系系主任 朱祖祥

植物病虫害学系系主任 陈鸿逵

农业经济学系系主任 熊伯衡

蚕桑学系系主任 夏振铎

森林学系系主任 邵均

[1] 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资料欠缺。

1951年8月，中共政府召开全国师范教育会议，提出“以大学文理学院为基础，改组成立独立的师范学院”的原则。

1951年11月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订了全国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全国院系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以华北、华东、中南为重点，实行全国一盘棋；基本按照苏联高等教育的模式，通过调整使大多数省都有一所综合大学（仅包含文科和理科）和工、农、医、师等专门学院。

其中，有关浙江的方案是“将浙江大学改成多科性的工业高等学校，校名不变；将之江大学的土木、机械两系并入浙江大学，谪居爱女过大学的文学院并入之江大学。”

1951年12月，浙江省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委员会成立。

在“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总方针指导下，1952年下半年，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刚刚结束之后，开始了对全国各高等学校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1]此次院系调整的涉及面之宽、程度之彻底，都可称得上使我国现代教育史之最，对我国近四十年来的高等教育影响颇为重大。

1952年8月开始，浙江大学理学院的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人类学系成建制地迁到上海并入复旦大学。[2][3]理学院地理系迁到上海并入新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大气组并入南京大学。[4]理学院的药学系并入上海第一医学院。

1952年10月，浙江大学森林系系主任邵均带系全体师生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组建新成立的东北林学院。

浙江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迁到南京并入南京工学院的食品工业系。[5]

浙江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学系并入新组建的南京农学院。

浙江大学农学院独立成立浙江农学院，以原浙大农学院农艺、农经、植病、蚕桑四系为基础上开始新的发展。

根据国家的调整方案，浙江大学改成多科性的工业高等学校，因此浙大仅保留工学院。

同时，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的水利组调至在南京参与组建华东水利学院。

1952年秋，为配合国防建设，集中力量培养航空建设人才，国家决定合并南京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的航空系，在南京成立华东航空学院。浙江大学总务长、原航空系系主任范绪箕担任筹备小组的召集人，率领浙大航空系师生迁到南京，并负责之后迁来的交通大学航空系的接收工作。浙大航空系系主任梁守槃则奉调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任系主任。

此外，土木系主任钱令希调至大连工学院，机械系主任程孝刚调至上海交通大学。

到1952年底，院系调整告一段落。浙江大学保留了原浙大工学院机械、土木、电机、化工四系。

同时，出于工科教育的需要，调整后的浙江大学还设有高等数学、物理化学、等教研组，数学系教师董光昌、郭竹瑞等人留在了数学教研组，物理系教师何增禄、胡济民、李文铸等人留在了调整后的物理教研组。这为1957年浙大率先在工科院校中开办理科留下基础。

[1] 当时任高教部部长的马叙伦先生曾撰文总结：“这次院系调整时依据苏联高等学校制度，从庞杂纷乱的旧大学中取消院的一级，调整出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系科独立建院或与原有同类学院合并集中，并根据培养国家建设各类专门人才的需要，结合各校师资设备等调教，普遍设置各种专业，根本改变了旧的高等学校设置混乱，系科重叠，教学脱离实际的状况，而使学校系科专业设置成为新型而能有效地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

[2] 据复旦老浙大校友的口述史，浙大理学院大部分迁往复旦大学的原因是，当时复旦大学新闻系系主任陈望道（《共产党宣言》翻译者）出任复旦校长，共产党党魁毛泽东询问陈有什么要求，陈说复旦大学还没有一个好的理学院，因此中共决定将浙大理学迁入复旦。

[3] 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复旦的历史是最为了解的。复旦大学解放后进入一个很大的发展阶段。这个发展是什么原因呢？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人家开玩笑说，中国大学里复旦是唯一的收益者，很多高校的专业都并到复旦了。我可以举个例子，1980年复旦有新老院士10位，其中有8位原来是浙江大学的，还有两位也不是复旦的。解放前复旦主要在新闻、农学、银行、商业等领域比较强，到了1952年以后就全面了。

-----葛剑雄：最关注公共领域的人文学者（葛剑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老师为谭其骧。）

[4] 浙大地理系方案是主体前往华东师范大学，由于浙大学生认为最好是去文理较好的综合性大学，因此浙大1949、1950、1951、1952三级的学生主要是调整至南京大学。

[5] 虽然浙江大学农学院农化系调至南京工学院，浙江大学农化系奉命撤销，停止招生，但原浙江大学农化系主任朱祖祥仍坚信，农学院终将恢复土化系。因此，在农化系撤销后，朱祖祥一直未应聘去南京农学院和其他邀请单位工作，仍坚持在原校教授普通土壤学。此后,浙江大学农学院独立成浙江农学院，至1955年，朱祖祥终于受命重建浙江农学院农土化系。1980年，朱成为在杭高校当选的第一位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1996年，朱还和苏步青、谈家桢提议将浙大分离出来的在杭州的几个院校合并。可惜尚未如愿，朱便辞世了。

此文系抗战期间马一浮对浙江大学毕业生发表演讲的演讲词

诸君学业终了，便是事业开始。将来行其所学，对于国家社会，能尽其在己之责任，这是全校师友所期望的。某以校长之属，使向诸君贡献一言，以相勉励。写得一篇小文奉赠，不用赘言。如诸君不以老生常谈为厌，其间所引《大戴礼》孔子之言“知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知。行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由。言不务多，而务审其所谓。”这三句话的意义，今略为申说。或者于诸君不是无益的。

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闻见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孔子所谓知，即指此思想体系而言。人生的内部是思想，其发于外的便是言行。故孔子先说知，后说言行。知是体，言行是用也。依今时语，便云思想、行为、言论。思想之涵养愈深厚愈充实，则其表现出来的行为言论愈光大，不是空虚贫乏。

今时国人，皆感觉物质之贫乏而思求进。至于思想之贫乏，须求其充实，似乎尚少注意。关于此点，今略为分疏：

孔子说不务多而务审者，多是指杂乱而无统系，审则辨别分明之称。所知，是思想主要点。所由，是行为所从出的动机。所谓，是言论之意义。此本通三世说，今为易于明瞭，故不妨以三世分说之。吾人对于过去事实，贵在记忆判断，是纯属于知。对于现在，不仅判断，却要据自己判断去实行，故属于行的多。对于未来，所负责任较重，乃是本于自己所知所行，以为后来作先导，是属于言的较多。故学者须具有三种力量。

一、认识过去。历史之演变，只是心理之表现。因为万事皆根于心，其动机往往始于一二人，其后遂成为风俗。换言之，即成为社会一般意识。故一人之谬误，可以造成举世之谬误。反之，一人思想正确，亦可影响到群众思想，使其皆归于正确。吾人观察过去之事实，显然是如此。所以要审其所知，就是思想要正确，不可陷于谬误。

二、判别现在。勿重视现实。近来有一种流行语，名为现实主义。其实，即是乡原之典型。乡原之人生哲学曰：“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他只是人云亦云，于现在事实，盲目的予以承认，更不加以辨别。此种人是无思想的。其唯一心理，就是崇拜势力，势力高于一切，遂使正义公理无复存在。于事言正义公理者，便成为理想主义。若人类良知未泯，正义公理终不可亡。不为何等势力所屈服，则必自不承认现实主义而努力于理想主义始。因现实主义即是势力主义，而理想主义乃理性主义也。所以要审其所由，就是行为要从理性出发，判断是非，不稍假借，不依违两可，方有刚明气分，不堕柔暗。宁可被人目为理想主义，不可一味承认现实，为势力所屈。尤其是在现时，吾国家民族，方在被侵略中。彼侵略国者，正是一种现实势力。须知势力是一时的、有尽的。正义公理是永久的，是必申的。吾人在此时，尤须具此坚强之信念，以为行为之标准。这是审其所由。

三、创造未来。凡自然界、人事界一切现象，皆不能外于因果律。决无无因而至之事，现在事实是果。其所以致此者必有由来，非一朝一夕之故，这便是因。因有远有近。近因，在十年、二十年前。原因，或在一二百年一上。由于过去之因，所以成现在之果。现在为因，未来亦必有果。吾人于现实社会，如已认为满意，则无复可言。如或感觉其尚有不善或不美，必须发愿，创造一较善较美之未来社会。这不是空想，是实理。未来之果如何，即系于现在吾人所造之因如何，因果是决不相违的。此种思想，表现出来的就是言论，所以要审其所谓。《易传》曰：“辞也者，各指其所之。”就是审其所谓之意。所之，即是所向往的。吾人今日言论，皆可影响未来，故必须选择精当，不可轻易出之。因其对于未来所负之责，是最重的。这是审其所谓。

诸君明此三义，便知认识过去，要审其所知。判别现在，要审其所由。创造未来，要审其所谓。具此三种能力，方可负起复兴民族之责任。《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是审其知之至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是审其行之至也。诸生勉之。如此，不独为一国之善士，可以为领导民众之君子矣。

建设一个充满诗意的巍巍浙大!

商战明

走过七舍的小路，飘来梅花的清香。

寂静的假期，寂静的校园，寂静的七舍小路。

顺着香气看过去，2095的楼下是那株绽放的梅树。

春节临近，大多数学生都回家了，2095还亮着灯。

刚来浙大时，住进2095的那种大学生活的新鲜感刻骨铭心。

我不知不觉上了楼去，走过二楼狭长的楼廊,，想到七舍已经故去的几个同届同学和校友，不免阵阵感伤…

走过九舍，走过一舍，走过四舍…

从那些少许的灯光里，映照出我从前的同学们，朋友们。

走进商贾园的时候，我定了定神，告诉自己： 物是人非啦！

那就这么算了吗？

不行！

这么多年来，走了那么多地方，天上人间，只有这里才让我感觉是一种归宿啊。（其实这样的浙大人还有很多）

去年我捐了一点钱，给应届毕业本科生做了个纪念校徽，今年我希望给毕业的本科和研究生都做一个，并把此项目作为未来经典的浙大传统项目之一。

在此除了请校友会的诸位老师费心计算一下此事之外,也请您向相关部门领导转达我们几个毕业生的一个请求：我们希望租借一个一舍的房间，费用按照规定付。

杨振宁老了回了清华园，陈省身老了回了南开园。

人家是大家，我们只是千千万万浙大毕业生中的普通一份子，只想能在玉泉里有间宿舍，回来做点事情。我们将以此为基地推动一些校友对母校的贡献。

我们希望学校能帮助几个身在天涯，心在母校的浙大毕业生了此夙愿。

我们是：

宣晓伟博士（95化机，原住7舍2100，现在国务院发展中心经济部门工作）
姜灿平博士（98高化，原住1舍，现在美国从事基因工程，我始终觉得这一位具有成为未来浙大校长的素质：热爱浙大，思想深刻，国际视野，我等则成为义务辅助者）
钟瑞军博士（96能源，原住9舍，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
张凌军博士（高分子博士，原住12舍，先后在香港，新加坡等地工作，现在CIBA（中国）塑料添加剂部工作）
章岑钰（95计算机，潘校长研究生，原住7舍，现在美国通讯业工作）
罗建文（97计算机，潘校长研究生，原住12舍，现在美国通讯业工作）
张涛（95 机械，加州伯克利分校，原住7舍，INTEL（中国） ）
孙震（95经济（化机转），原住7舍，北京洋话连篇教学节目总经理）
马茂（95低温，清华MBA，原住7舍，罗兰贝格（中国））
廖珉山（95化工，原住7舍2099，现在新加坡工作）
商战明（95化机，原住7舍2100，CIBA（中国）塑料添加剂部工作）
等

当然，除了我本人经常来，其他校友只是谁空谁来，毕竟身在天涯各处。

我们甚至建议，母校可以考虑留出一点宿舍给那些对浙大一往情深的校友用，可以有临时住住的那种房间，也开一点房间给为母校做了贡献的校友长期租用（这个长期当然是根据情况的）。这个建议经过实践的改良也完全可以成为浙大经典项目之一，不仅浪漫，而且意义深远。

住在一水之隔的酒店和住在校内的感觉是两样的。

希望校方考虑这个建议的可行性。

我们坚信该建议的正确性，从雕刻浙大这一长期的宏大的系统工程的角度讲，这个创意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们需要一个充满诗意的巍巍浙大！

商战明主笔 （95化机七舍毕业生）

玉泉                                                     

引 子

2003年4月中旬的杭州，阳和焕发，景物华鲜，茸茸之芳草连天，澹澹之烟波无际。西湖景区内游人如织，摩肩接踵。原浙江大学机械系铸造专业六二年级一班（简称“铸造62—1班”）的学友共二十余人聚会杭州，欢度三年一次的同窗学友会。与以往的同学会不同的是，这次同学会除在安排上保留与当年授课老师们会面这个老项目外，还增添了参观教育改革后的新浙大校区、参观“红顶商人”胡雪岩故居等新内容。其中，最令人兴奋和神往的，是应“灵隐禅寺”的邀请，全体学友要参加由寺院方主持，有杭州市志编纂委员会、杭州市园林管理局等单位参加的一次别开生面的座谈会。

座谈会的主题是让我们——敢于顶住文革初期“破四旧”的狂风恶浪，奋起发动浙大数千名师生日夜护卫灵隐寺的学子们——共同追忆当年的壮阔场景。让这一段尚未载入史册的史实重现，为续写灵隐寺寺志和杭州市市志添上浓重的一笔。

座谈会在灵隐寺内的“大悲阁”厅堂举行。这个厅堂是灵隐寺的“接待厅”。厅堂布置得肃穆、庄严、典雅。“大阐宗风”的金字匾额悬挂在大厅的正上方。匾额下面挂着一幅释迦牟尼端坐莲座的彩色水粉画像。画像的前方设一香案，中间摆一尊释迦牟尼鎏金铜塑像。塑像的两旁是两盏长明灯（红色玻璃灯罩的台灯），长明灯的中间是一只香炉。香炉里的柱香烟气袅袅。整个大厅弥漫着馥郁、柔和的檀香香气，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在无欲无求的宁静之中。

坐在香案前八仙桌一侧的灵隐寺悟智法师（温州苍南籍）主持当天的座谈会。悟智法师面目清秀，举止温文尔雅，他毕业于中国佛教学院，是一位攻读佛学的硕士研究生。他柔声细语一通开场白后，座谈会正式开始了。原先寂静的场面一下子热闹起来，学友们争先恐后地发言。随着每个人的讲述和到会者的不断补充，三十七年前发生在灵隐寺那场轰轰烈烈的护卫寺院的场景活脱脱地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分明是“往事并不如烟”！

灵隐寺告急

1966年8月20日，北京打响了“破四旧”的第一枪。以中学生为主的红卫兵走上街头，张贴大字报，集会，发表演说，散发关于破四旧的传单——《向世界宣战》。

当天傍晚，挂了70多年的“全聚德”招牌被砸了个稀巴烂；“亨德利钟表店”牌子砸了；“顺昌服装店”的牌子砸了；位于琉璃厂的“荣宝斋”的橱窗贴上一张醒目的大字报，标题为“砸烂荣宝斋”。“荣宝斋”在劫难逃，命在旦夕……

8月21日，《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发表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紧接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社论指出，“我们为北京的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

8月23日，北京街头的空气热燥、紧张得似乎要爆炸。有了《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的呐喊、助威、怂恿和支持，首都红卫兵破四旧的行动更加疯狂。在“滚，滚，滚，滚它妈的蛋”的《造反歌》鼓舞下，一队腰扎皮带、头戴军帽的红卫兵少男少女，肆意横行在街头巷尾，他们的目光从店铺招牌转向包括历史文物在内的更加广泛的目标。当天，颐和园的释迦牟尼佛祖塑像被砸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连续滚动播放北京的红卫兵的“壮举”，红卫兵 “破四旧”祸水迅速向全国蔓延开来。

山东“武训墓”被捣毁，武训尸体被“游街”；哈尔滨著名寺院——极乐寺被捣毁；海南岛的“海瑞墓”被捣毁；河南洛阳白马寺被点火烧毁，价值连城的洛阳龙门石窟的无数小佛像的脑袋被砸得无影无踪……

就在8月23日当天，杭州的红卫兵也不甘示弱，雄赳赳，气昂昂，全副“武装”走上街头，向所谓“封、资、修”的所有目标开战。西泠桥旁的苏小小墓被扒平；乾隆皇帝御笔手书的“西湖十景”石碑被砸烂……名胜古迹和受国家保护的历史文物中，第一个遭殃的是建于公元1245年，隐于茂林修竹之中的黄龙洞。那个象征七百年前给久晴未雨干旱的杭州带来甘露的黄龙龙头塑像——“滴水龙头”，在红卫兵一阵猛烈的棍棒下分崩离析，葬入深潭之中。接着遭殃的是毫无设防的“净寺”……

杭州大学的个别红卫兵不甘落后，企图一鸣惊人，他们把矛头直指“岳王庙”。一张历数岳飞镇压农民起义等数条罪行的“声讨檄文”张贴在岳王庙的朱色围墙上，在一片呐喊声中红卫兵开始扫荡整个岳庙。出自历代名家之手的抱柱楹联和匾额纷纷被摘下砸烂或劈为薪柴。连“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等匾额和“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等楹联也未能幸免于难。红缨帅盔，紫袍金甲，足履武靴,其神态英武逼人的岳飞坐像则用绳索套住拉翻在地。转眼间，岳王庙大殿里面一片狼籍，惨不忍睹。

由于这些红卫兵手头没有适当的工具，他们对岳王庙里的石碑、石人、石马等无法下手，最终让这些珍贵文物逃过一劫（后来被岳王庙内工作人员深埋地下才得以保存下来）。

可能是因为时间过于匆促，岳飞和其子岳云的墓葬也未来得及破坏，红卫兵便匆匆离去。真是不幸中之大幸！

岳王庙被砸，当时在杭城引起不小的震动。因为岳飞的功绩彪炳千古，他的英雄形象早已经根植于天下百姓的心中。鉴于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杭州市民们虽然愤愤不平，但都敢怒不敢言。

和全国各高等院校一样，当时浙江大学的广大师生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本应该是放暑假的时节，却因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焰刚刚被点燃，浙大的全体师生一个也没有走，准确的说，一个也不敢离开学校。数以万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拖入到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之中。受媒体的煽动和蛊惑，师生们的革命热情日益高涨，整个校园像被人捅开的马蜂窝，疯狂、喧闹而且无序。

文革运动开始不久，浙江大学学校的领导权力已处于相对的真空状态。由于校党委对文化革命运动的不理解打压了革命群众被靠边站；取而代之的省委工作组也因落后形势，背离革命路线正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尽管整个浙大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口诛笔伐声讨“四旧”条条罪状，但是在对待“名胜古迹是否属于四旧”这个问题上，浙江大学的学子们却比其他院校的学生们多几分冷静和思考。大家都怀着不同的心情和抱着不同的态度静观杭城红卫兵破四旧中的种种劣迹。

8月23日晚上，浙大校机械系铸造专业六二年级一班住校的学生主动集聚在一起，认真地倾听几个杭州籍同学介绍红卫兵在杭州城内破四旧的情况。当听到黄龙洞被砸，净寺被砸，岳王庙被砸的消息后，大家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同学们的表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了，会场是一片让人窒息的沉寂。根据当前红卫兵破四旧的势头，大家分析破四旧下一个目标一定会是“灵隐寺”。会场内的气氛骤然变得紧张起来。接下来大家就“灵隐寺究竟是不是四旧”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尽管灵隐寺内有许多是属于四旧的东西，但是就灵隐寺整体而言，它不愧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是人类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我们没有理由，也无权轻率地将它毁坏。这是在当时的客观形势下同学们最简单，也是最朴素的想法。最后有几位同学自告奋勇，决定明早先到远离学校的灵隐寺看看再说。

第二天（8月24日）清早，周城镐（杭州籍）和林成孚（平阳籍）同学步行穿越玉泉旁的杭州植物园向灵隐寺出发，他们在灵隐路洪春桥站搭上开往灵隐寺的七路公共汽车直达灵隐寺。

清晨的灵隐寺没有一个游人，气势恢宏的殿宇正沉浸在一片淡淡的晨雾之中，泉水的淙淙声和鸟儿的啁啾声把环境衬托得更加幽静。灵隐寺对即将降临的大祸毫无警觉和防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灵隐寺内的大部分和尚在文革一开始就已经被遣散，仅留下几个体弱的老僧守门，灵隐寺早就成了空寂的寺院。

天王殿是灵隐寺山门内第一重殿，此时正门紧闭，只有东西两边的侧门依旧洞开。周、林两位同学经侧门穿过天王殿，直奔大雄宝殿。巍巍的大雄宝殿，重建于清光绪末年，属单层三重檐式的建筑艺术风格，是中国寺院建筑中极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只见大雄宝殿内没有香火，没有烛光，往日信众香客如云，烟火缭绕的景象荡然无存，大殿里面阴暗、冷清得近乎阴森。

结跏趺坐在三层莲花花瓣之上的释迦牟尼佛姿势依旧——左手放在左腿上，作“禅定印”；右手微举，拇指与中指成环形，作“说法印”。只是他原先那气韵生动、妙相庄严的容貌上添了些许阴郁的表情，也许此时只有他预感到大祸即将临头。尽管佛陀周围的二十诸天、四大天王等众神和众菩萨从古至今一直摆着各种保护佛陀的架势，形似威武神勇，威风八面，可是此时在周、林两同学看来，他们那些举止不过是虚张声势的花架子罢了。

周、林两同学走出大雄宝殿重新进入天王殿，忽然感到天王殿内的气氛与原先有些不同。放眼看去，猛然发现有三四名中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在殿内转悠，其中一个人手执长棍东敲西击。一个远离他们站着的老僧，用疑惑和惊恐的目光盯着这几位居心叵测的不速之客的一举一动。周、林两同学从那几位年轻人的举止判断，他们肯定不是善者。突然，周、林两同学意识到他们很有可能是前来打探的红卫兵探哨。

就在周、林两同学走出天王殿时，远见从灵隐寺山门外壑雷亭方向走来一队中学生红卫兵，约二十余人。他们身穿军装，腰束皮带，个个显得器宇轩昂、神采飞扬。在“××中学红卫兵”旗帜的招引下，队伍在天王殿前的台阶下列队停下。此时，人们终于看清了，队伍中有的人拿着棍棒，有的人拿着铁锨，还有的人拿着绳索。这些红卫兵来砸殿是毫无疑问的了。当时，这支小分队并没有动手，像是在等待后面大部队的到来。

力量上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周、林两位同学心急如焚。就在这紧急关头，他们忽然看见从壑雷亭方向疾步跑来一队人马。定睛一看，居然是浙江大学的学生，其中大部分是周、林同班（“铸造62—1班”）的同学，这令周、林两同学大喜过望。跑步前进的后来者中有人高声喊道：“同学们，赶紧把通向大殿内的侧门关上！”立刻有七八个同学直奔天王殿东、西两侧的入口处，拉上原先隐藏在墙后的两扇坚固的铁栅栏门。此时，不知从那里冒出几个行动巍巍颤颤的老和尚，忙不迭地给同学们递上两把沉沉的大铁锁。就是那一声振聋发聩的叫喊，大殿才有了坚固的设防，暂时把破坏者们阻挡在大殿的外边，为后来增援灵隐寺的浙江大学数千名师生的到达赢得宝贵的时间。

意想不到的情景发生了。只见那几位老和尚双手合十，嘴里嘟嘟哝哝地说道：“阿弥陀佛，你们真是佛祖派来的天兵天将，惟你们才能够救大殿呀！”

列队在大殿台阶下的红卫兵们目击大学生们闪电般的动作，先是一愣。当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天王殿的所有入口都已经被挡死了，想闯入大殿已经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了。红卫兵的队伍开始骚动起来，他们准备向大殿发起冲击。此时，大学生们也不由自主地汇聚在一起，在天王殿“云林禅寺”大匾额下的台阶上列成一排，大家手牵着手，筑成一道“人墙”，阻挡红卫兵的冲击。

浙江大学学子们的举动令这批在社会上冲冲杀杀，从未受到过阻拦，一直所向披靡的小将们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想到，居然还有给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挡道的势力？当他们知道阻挡他们行动的对手是浙江大学的大学生时，红卫兵的阵脚有些慌乱了。因为，在文革初期浙江大学师生的革命激情和气势闻名杭城，在学生界中享有很高的威信。红卫兵意识到他们遇上难以对付的对手了。加上大学生无论在个头和身体素质上都远远胜过这些中学生，中学生始终没有能够突破这道人体构筑的“护墙”。双方处于僵持不下的状态。

我们要辩论

守护在天王殿外的浙大学生们心中明白，要是中学生红卫兵的大队人马来了，这堵“人墙”将不堪一击。有人提议，应该尽快到学校搬救兵。派人回学校显然不行，因为路途太遥远。要是附近有电话该多好，大家都这么想。询问和尚，灵隐寺内竟然没有安装电话。

“我带你们去找电话！”从“人墙”旁边传来语气十分坚定的声音。大家扭头一看，说话者是一个工人装扮的中年人，约摸三十来岁。原来他一直站在旁边关注着双方发生的冲突。中年人带领四五个浙大学生走了不少路程，终于在寺院西南角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内找到一架式样陈旧的电话机。此时大家才明白，这里原来是灵隐寺的园林管理处，这位中年人是留此值班的园林工人。

面对电话机，领头的同学却有点不知所措。这个电话应该打给谁？校党委办公室和校长办公室早处于瘫痪状态，即便有人接听电话也无法对全体师生做出决定。经大家商量还是试着给学校广播台打电话，求助广播台把发生在灵隐寺这边的紧急情况向全校革命师生广播，就说灵隐寺告急，希望广大革命师生紧急支援。

话分两头说。

正当守护天王殿的几个人去打电话的节骨眼上，守方和攻方力量上的对比显得悬殊起来，台阶下的红卫兵认为有机可乘，再一次发起冲击。眼看着双方就会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不知是谁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带领大家连声喊出“我们要辩论！”的口号。正义的口号声居然吓退了红卫兵的进攻，它像轰雷冲破清晨的寂静，在灵隐寺的上空久久回旋。面对着对手突如其来的一招，“要辩论？辩什么呢？”红卫兵们不知所措。红卫兵们停止了冲击，双方又继续保持对峙状态。

话再说回浙大校园里的情况。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浙大广播电台值班室接到护卫灵隐寺的校友们打去的电话后，二话没说立即通知一位男播音员播放这条消息。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开始曲过后，浙大广播电台轮番播出“灵隐寺告急”的通告，老和山下整个浙大校园里的高音喇叭响成一片。“通告”像一把火，把近万师生的心点燃了。操场上运动的学生停止了运动，教室里和图书馆里的学生停止了学习和阅览，逗留在寝室里的学生们也都停下手头的工作……许多人聚集到高音喇叭的底下，以便听清播音的内容，大家都想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此时此刻，已经有不少的同学开始朝着学校大门口方向奔跑了。一瞬间，这支队伍迅速膨胀，变得越来越庞大，它像汹涌的洪流急速地朝着目的地——灵隐寺奔腾而去。这是一支散乱的、衣冠不整的队伍。队伍中穿背心裤衩的有，趿拉着鞋子或拖鞋的有，甚至光着膀子，连衣服都来不及穿的也有……但是，共同的目标化作一股无形的力量使这支无领导、无组织的队伍竟然步调一致、齐心团结地向着目的地进发。盛夏的杭州天气热得像蒸笼，奔跑中的同学们挥汗如雨，可是谁也顾不了那么多，只顾拼命地朝前奔跑。当队伍抄近上了灵隐路，刚好与中学生红卫兵大部队相遇。只见红卫兵大部队沿着弯曲的道路迤逦而行，一眼望不到尾。但是队伍行进的速度比较缓慢，也没有先头部队那样的杀气腾腾。也许是他们从杭州城里出发，一路走来身体疲乏；另外由于他们几乎人人都扛着砸寺庙的工具——镢头、铁锨、棍棒和绳索，欲速则不能。

浙大学生的大队伍不断地超越中学生红卫兵的队伍，抢在先头。带领中学生红卫兵大部队的首领们急了，他们不断鼓噪着，催促红卫兵们跑步前进。霎时间，灵隐路出现了相似万人马拉松比赛的场景，大家争先恐后，都想最早到达目的地。

守护在天王殿台阶上的浙大同学们终于盼到“救兵”的到来。当看到支援的校友们像潮水般涌进灵隐寺的山门时，已经与红卫兵小将们对峙数小时的同学们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振臂齐声高呼革命口号，并向“救兵”热烈鼓掌，许多同学还眼含激动的泪水。只见新到的浙大学友们大汗淋漓，连气都没有喘定，就忙不迭地接替原来守卫的同学。里三层，外三层，把整个大殿包围的严严实实，此时的大殿已经成了再也攻打不破的铁桶江山。

不一会儿，中学生红卫兵的大部队也到达灵隐寺。浙大师生们没有等他们站稳脚跟，便用小分队的形式穿插到红卫兵大部队中去，把本是整体的队伍分割得七零八落。十来个大学生包围四五个中学生，主动与他们开展辩论。从天王殿前一直到春淙亭的道路上尽是东一堆，西一堆的辩论人群。这支本来要到灵隐寺破四旧的红卫兵大部队，就这样被浙大师生们“化整为零”。而且所有的红卫兵还要疲于应付辩论，其战斗力几乎被彻底瓦解，冲击灵隐寺的行动再也无法组织起来。但是形势严峻，双方的对立情绪十分激烈，冲突一触即发。

事件引起省市领导的关注

灵隐寺发生的群众严重对峙的消息传到了省、市政府，引起了领导关注。当天下午，省市政府决定派省政府副秘书长兼交际处处长赵士炘同志，杭州市副市长顾春林同志前去灵隐寺处理此事。此时的灵隐寺前边的空地和道路上早已是人山人海了，保护灵隐寺和砸烂灵隐寺的两派学生群情激昂，双方唇枪舌战激烈地辩论着，间或还有骂架动粗的场面出现。

为了避免因秩序混乱发生严重的群众冲突，赵、顾两位领导决定召集浙江大学学生代表和中学生红卫兵代表在天王殿对面的冷泉亭协商解决双方争端（铸造62—1班王定吾同学〈浙江定海籍〉和浙江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罗东老师都是浙大的谈判代表），同时传达省市政府关于保存灵隐名胜古迹的几点意见。由于双方观点针锋相对，分歧很大，加上双方又各执己见，无法达成妥协。而省市政府关于保存灵隐寺的意见又遭到中学生红卫兵的坚决反对，协调会出现僵局。

经赵士炘同志再一次请示省委有关领导后，得到指示：由他（赵士炘）于当晚就灵隐寺留和去的问题请示国务院总理值班室，请国务院作最后定夺。浙江省委还要求，在接到国务院答复之前，对立双方都必须保持克制，停止一切过激的行动。省委的这个决定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同意，双方代表各自回去传达精神。现场乱糟糟的局面终于得到了控制，激烈而紧张的气氛暂时得到缓解。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在灵隐寺守卫了一天的浙大学生感到疲惫不堪，由于中学生红卫兵毫无撤退的意思，晚上仍要继续坚守阵地。就在大家感到为难的时刻，灵隐寺周边的村庄自发组织一批青壮年贫下中农，加上灵隐寺园林管理处的部分职工，前来支援守护灵隐寺的大学生们。这支队伍不仅身体健壮，而且武器装备“精良”——锄头、铁锨、扁担、竹篙等应有尽有。他们熟悉当地地形，对灵隐寺山前山后的所有通道入口处都派人守候，防止有人夜晚偷袭。他们对守护大殿的浙大学生们说，你们的行动是正义的，我们全力支持你们。

到了深夜，飞来峰山下的暑气一扫而光，凉飕飕的山风吹得守夜人抖抖索索。许多浙大学生还身穿背心，怎抵得住这股从山谷中吹来的冷风？园林工人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他们折回原地拿来帆布工作服分发给同学们挡寒，充分体现了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友情。

有了当地贫下中农和园林工人们的支持，灵隐寺终于平安地度过了第一个夜晚。

杭城的第一份“告全市人民书”

换岗下来的胡庆国（温州籍）、徐景崧（杭州籍）、王定吾（定海籍）等同学，回到学校顾不上休息，连忙筹划向杭州市民散发保护灵隐寺历史文物古迹的“告全市人民书”的事宜。“告全市人民书”的文稿由胡庆国同学起草，通篇文稿文字激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慷慨激昂，充分表达了莘莘学子们爱护祖国历史文物的拳拳之心。文稿一经大家通过，能写一手好字的徐景崧同学将就着寝室中的狭小空间，以床当椅，手枕着寝室那张几人共用的大桌子，在薄如蝉翼的蜡纸上一口气把这份“告全市人民书”全文刻完。此时，王定吾同学已经弄来各种彩色的纸张和一部手推油印机。几乎全班所有的同学都来了，裁纸的裁纸，推油印机的推油印机，小小的学生寝室内一派热闹、欢快的景象。

到了下午四五点钟，数千张“告全市人民书”印刷完毕。以陈瑞生（杭州籍）、张同义（杭州籍）为首的几位家住杭州城内的同学，自告奋勇承担了到杭州市内散发“告全市人民书”的任务。自文化革命开始，杭城出现的第一份“告全市人民书”就这样诞生了。

同学们兵分三路，一路沿着岳坟、平湖秋月、白堤、六公园、湖滨路、解放街（当时文革期间解放街的百货公司一带是大字报张贴的中心区）、中山中路……散发张贴；另一路到杭州各大专院校张贴和散放；还有一路到几个中央在杭企业如：杭州钢铁厂、杭州制氧机厂、杭州重型机器厂、杭州棉纺厂等工厂（这些工厂都是当时文革运动中的急先锋，工人阶级队伍的堡垒）去散发传单。

这份看似粗糙而简朴的油印“告全市人民书”，犹如一颗炸弹在杭城“爆炸”了，在广大市民以及企事业单位中引起很大的震动。整个杭州的街头巷尾大字报铺天盖地，革命群众纷纷起来谴责部分红卫兵鲁莽、无知的行为，表示坚决支持浙江大学革命师生保护灵隐寺的行动。居民委员会中的居民们也行动起来，纷纷管教自己的子女，要他们立即收手，千万不要做出伤天害理的蠢事。

一时间，在保护灵隐寺这件大事上，整个杭州城里的舆论是一边倒的，完全倒向浙大师生一边。这样的局面显然给要砸灵隐寺的那些人很大的精神压力，对制止红卫兵的鲁莽行动起到震慑作用。这也为后来浙大学生保卫灵隐寺的行动中得到杭州市各界革命群众的声援和支持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其意义非同一般。

就在当天晚上和夜里，难以计数的声援浙大保护灵隐寺的大字报贴满了灵隐寺的整个山墙。杭州钢铁厂工人们的声援行动显得惊心动魄，他们把一条写有“誓保灵隐”四个大字（每个字将近达1.5平米）的条幅从天王殿东侧的大树上挂下。这条巨大无比的条幅仿佛是从天上一泻而下的瀑布，显得那么气势磅礴，它把保卫灵隐寺的整个场面烘托得更加宏伟壮观。电业工人赶着在寺前的道路上和后山上拉起临时电线，装上照明电灯，道路和寺前的场地一片通明；不知道是哪个单位给守护大殿的学生送来馒头、烧饼、饼干等食品……不少守护大殿的同学们已经了两餐没有吃饭了。

第二天一早，市里多个单位的革命群众，在红旗的招引下，步伐整齐进入灵隐寺声援浙大师生保护灵隐寺的行动。其中红旗上写着“浙鲁美红战队”字样的大学生队伍引人注目。原来所谓“浙鲁美”是“浙江鲁迅美术学院”的简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浙江美术学院的师生就把校名改称“浙江鲁迅美术学院”了。有了浙江美术学院革命师生的加盟，使大学生辩方的论据更加充分有力。因为1953年国务院决定重修灵隐寺院时，那座重新塑造的，妙相庄严的释迦牟尼佛像就是浙江美术学院的师生（当时该学院称：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共同精心设计和监督施工的。浙美院的师生们为灵隐寺的重修曾立下汗马功劳，对灵隐寺的建筑和内部珍贵艺术品的修复和重建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和情感。而且他们对灵隐寺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比浙大师生懂得更多。

群众的支持激励了浙大师生的斗志，大家守护大殿的决心更加坚强。

灵隐寺再次告急

8月25日在铸造62—1班级几位同学倡议下，由浙江大学学生会牵头，通过各系学生会组织学生轮流到灵隐寺守护，使得灵隐寺的守护工作有条不紊地延续下去，也避免了部分同学因长期守护而精疲力竭。灵隐寺在众人的终日守护下，终于度过了两个平安夜。

可是，8月26日深夜，灵隐寺再一次告急！

晚十一时左右，摆放在机械系学生宿舍2001室门口的电话分机急促的铃声吵醒了睡在走廊上的同学们。第一个伸手接电话的恰巧又是周城镐同学。只听见电话总机那头一位女话务员紧张而急促地说，接到外线不明身份人的电话，有一批杭州第四中学的红卫兵（该校的红卫兵在文革中态度始终表现极左倾向，是文革运动的急先锋。）正结集队伍向灵隐寺进发……周城镐同学睡意顿消，立即拨通学校广播台，把这个坏消息通知值班的广播人员。

顷刻，校园内的高音喇叭骤然响起。还是那首“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开始曲，像号角般吹响，随后便是一遍又一遍地广播“灵隐寺又告急”的消息。瞬间，只见全校各个学生宿舍寝室的电灯接二连三地亮起来，校园里的人声越来越嘈杂，大队人马又开始向校门口拥去。

可能是接受第一次保护灵隐寺的经验教训，学校和市政府提前作了准备，在校门口事先预备好了一些应急的交通工具——学校交通车、敞篷卡车，还有几部保护灵隐寺专用的公交车。司机们早已经进入驾驶室，汽车的发动机也已经发动起来了。率先到达学校大门口的同学们纷纷登上各种汽车。汽车发出一阵阵轰鸣声，像猛兽怒吼一般，然后风驰电掣般地向灵隐寺方向飞驰而去。大部分没有能够搭上汽车的同学依旧跑步前去，遍地是涌动的人群，人声鼎沸，打破了玉泉和植物园一带深夜的寂静。

先期到达的同学们迅速地在“天外天饭店”前的道路上构筑一道防线，后来者不断对这道防线加以充实。从“天外天饭店”到灵隐寺山门口的“咫尺西天”大照壁被学生们堵得严严实实，严阵以待破坏者的到来。

这一回来的是红卫兵中的狂热分子，他们一边行进，一边高喊口号：“浙大保皇派！”、“浙大是保佛派！”、“浙大是‘四旧’的卫道士！”……然后他们开始冲击大学生构筑起来的防线。面对坚固的阵地，红卫兵的进攻根本无效。真可谓“蚍蜉撼树谈何易”，他们前进不了半步。

令人奇怪的是，大家居然没有见到这批破坏者携带打砸工具。有细心人发现他们当中有人带有数只铁桶。于是，马上有人联想到，铁桶内可能装有燃油。因为事先曾听见中学生红卫兵中有人扬言，打砸不成灵隐寺，就火烧灵隐寺。

守护的浙江大学师生们被激怒了，一场争夺铁桶的严重冲突终于爆发（幸好，没有发生流血事件）。混战中，破坏者手中的几只铁桶全部被大学生们夺了下来，一打开桶盖，一股浓烈呛鼻的煤油味喷射而出。桶里装的果然是罪恶的燃烧物——煤油。破坏者的阴谋彻底暴露了，他们不得不个个落荒而逃。灵隐寺终于逃脱了一场烈火之灾。

破坏者撤走之后，一部分浙大师生返回学校，但仍有许多师生继续留下，他们一直坚持到第二天天亮，才陆续返回学校。

随后的数天里，灵隐寺的场地上白天总是熙熙攘攘，两派观点的学生，甚至群众仍然在现场激烈地争论着。到了夜晚，人群渐渐散去，惟有部分人坚守在灵隐寺大殿的四周。

总理值班室来电

8月27日，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同志给浙江省委办公厅来电话，传达（周）总理关于保护灵隐寺的指示。浙江省委秘书萧贻同志接电话后当场纪录，马上向省委常委作了汇报。童小鹏同志书面回函证实，他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在中央办公厅给浙江省委办公厅打的电话，要求省委领导同志对红卫兵做好说服工作，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灵隐寺。在接到周总理指示后，浙江省委当即组织省市机关干部前往灵隐寺传达周总理指示。此时已经是当天的晚上了。

当晚，在天王殿前冷泉亭附近的一块大岩石旁边临时搭建一个小台子，一盏高高悬挂在树上的汽灯把周边的场地照得透亮。在灵隐寺现场的群众早早地被吸引到这里，只见大岩石四周人头攒动，大家翘首以待省市领导传达总理的指示。

不一会儿，杭州市市长王子达同志，一个个子矮矮小小的小老头到达现场，他登上临时的小讲台，当众宣读来自北京的国务院总理值班室电话纪录。现场的扩音设施不太好，王子达市长看着手上的稿子，尽量提高嗓门，用略微有些颤抖的声音念道：“8月27日北京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来电，第一，希望革命的小将们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为灵隐寺的问题发生冲突；第二，灵隐寺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在国际上，尤其在东南亚地区灵隐寺享有很高的声誉。希望能够保留下来……”未等王子达市长传达完毕，全场早已经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坚决拥护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重要指示！”等革命口号响彻云霄。口号声淹没了王子达市长的声音，以至他下面传达的另外几条指示的内容几乎没有人听清。因为大家认为只要总理说灵隐寺要保护这一句话就够了，其他的话语都是多余的。

总理办公室来电鼓舞了大家，现场一片欢腾。守护灵隐寺的浙大师生和其他革命群众奔走相告，欣喜万分。而那些赶来砸寺庙的红卫兵们则像被秋霜打杀了的茄子，萎蔫了。只见他们灰头土脸地躲到灯光的阴影里，再也神气不起来了。

可是谁也不知道，那天晚上王子达市长传达总理办公室电话指示时，曾干了一件十分了不起的大事。这一段隐情到后来才向部分浙大学生代表们公开。

那是在灵隐寺事件平静下来的一周后，当浙大机械系派出学生代表到杭州市政府约见王子达市长商量保护灵隐寺的续后工作时，大家才知道，王市长当时在灵隐寺宣读总理电话指示时，乘着现场喧腾的那一刻，把纪录稿的最后一条指示隐瞒了，没有向现场的群众传达。

这可是事关灵隐寺存亡命运的一条指示呀！也是可能会重新挑起两派群众争斗的一条指示。这条指示的大概意思如下：要爱护革命小将们的革命积极性，要是大家一致同意砸掉菩萨佛像，那就砸掉算了。

王市长把这一条指示隐瞒不宣布，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是要承担严重的政治风险的，难道这是他个人的胆识吗？不完全是。是群众，是广大杭州市民以及现场的成千上万的浙大师生和来这里声援的各界革命群众给这位个子瘦小的市长壮了胆。有了那么多的群众支持，王市长才有那样的胆量。这就是人心向背的力量！

把总理值班室电话指示全部内容连贯起来看，这是一份充满矛盾交织的文稿，尤其是最后一条指示是多么无奈的决定呀！在当时政治形势下，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的政治生命甚至身家性命都不保的情况下，谁敢执意顶着“破四旧”的风浪，与革命路线背道而驰呢？因此，作为当时处于风口浪尖上的总理，作出“砸掉算了”这样的无奈决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可是有谁能够知道，作此无奈决定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广大的杭州市人民可以作证！灵隐寺名胜古迹不只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不只是人类艺术宝库中的瑰宝，也不仅仅是国务院重点保护的文物。它的修复和部分重建包含了周恩来总理的多少热心关怀啊。

人们记得：在解放初期，国民经济百废待兴的艰难时期，经国务院批准从国库拿出宝贵的一笔经费，用来修复部分倒塌的灵隐大殿和遭受压毁的释迦牟尼佛像；1956年正值在杭州视察工作的周恩来总理，看到大佛的石膏稿样，当场指示说：“佛像的脚应该露出，腿部须放大，头发要用螺旋式，各方面都要符合佛教传统。”对这座倾注总理多少心血的重要艺术品，却又不得不亲自下命令将它毁掉，那是何等的心疼和残忍呀！可以想象，当时周恩来总理在批准这份电话指示时，那番矛盾、焦灼、无奈和愤懑的心情。

红卫兵撤离灵隐寺

8月28日，总理办公室的指示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整个杭州城，社会上的舆论更加倒向保护灵隐寺的浙大师生一边，中学生红卫兵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迫于来自各方的压力，中学生红卫兵决定全面撤退，全部一个不留地撤出灵隐寺场区。

当中学生红卫兵列队掉转方向开始撤退时，有足智多谋者徒然振臂高呼：“向中学生红卫兵学习！向中学生红卫兵致敬！热烈欢送红卫兵小将！”。现场的人开始一怔，后来大家似乎突然明白个中的玄机。于是跟着领呼者一起喊起口号，而且还伴以热烈的掌声。此时此刻的口号声和掌声是真诚的，没有丝毫讥讽或嘲弄的成分。不是吗，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放下“武器”不砸灵隐寺，就是一种觉悟，理应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尊敬。尽管中学生们在破四旧中表现出疯狂和无知，但是他们毕竟是无辜的，他们是被愚弄的受害者。

热烈的欢送场面显然感染了撤退中的红卫兵，他们的精神似乎也振奋了许多，沮丧的脸上终于露出略显尴尬的笑容，但是却是愉快的。中学生红卫兵大部队终于体面地退出灵隐寺现场。

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上要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那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从凌晨一点开始就步行前往天安门广场。到了天蒙蒙亮，上百万红卫兵在统一指挥下已经有秩序地集合完毕。就在这一天，毛泽东主席决定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来自各地的红卫兵。

清晨５点，毛泽东主席和初升的太阳一起出现在天安门。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百万红卫兵。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以大量篇幅报道了“八一八”的盛况，大大激发了全国红卫兵要求进京见毛主席的强烈愿望。于是中央决定，让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并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当此消息一传播开来，杭州市大、中学校红卫兵的激动心情再也按捺不住了，纷纷向当地政府要求进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一开始（指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杭州的红卫兵们还是根据有关部门的安排，有组织、有秩序地登上北上的列车进京的。随后的第三次（9月15日）、第四次（10月1日）接见直至最后的第八次（11月25日、11月26日）接见的组织活动却完全失控，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不管任何人，任何时间，到了火车站，见到北上的列车想上就上。

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同时，史无前例的红卫兵全国大串联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全国铁路交通、水路交通和公路交通处于极端混乱和不堪重负的状态。此时，杭州市绝大多数的红卫兵也都踏上全国大串联的征程，杭州城里几乎很难见到有组织、规模较大的红卫兵队伍。破四旧的风潮暂时偃旗息鼓，灵隐寺以及飞来峰造像等真正得到安定和平静。

趁此间隙，杭州市政府对外发布公告，宣布灵隐寺以及整个灵隐景区包括飞来峰造像等从即日起全部封闭，停止对外开放。杭州市园林管理局组织建筑施工队伍进入灵隐寺，夜以继日地施工，迅速地用砖头、石灰把灵隐寺内的所有大殿严严实实地封闭起来（当时西泠印社岳飞等人手书真迹碑刻也都效仿这种方法才得以保护下来）。当建筑工人封上最后一块砖头时，在场的众老和尚都深深地、如释重负地嘘了一口气。从此后，释迦牟尼佛陀和众神、众菩萨将不再受到尘界的惊吓和烦扰了，可以安静生息了。

佛陀啊！佛陀！太平时光，普天下百姓都向你顶礼膜拜许愿祈福，保佑平安；可是人祸年代，却是我们芸芸众生保护你，使你免遭险恶！

尾声

时光过得飞快，座谈会该结束了。可是浙大当年学友们仍言犹未尽，依旧争分夺秒地抢着发言。在主持会议的悟智法师善意的提醒下，座谈会才得以结束。最后，悟智法师笑容可掬，满心喜悦地说道，“感谢在座的各位学长给我们追述了发生在37年前浙江大学师生们保卫灵隐寺的重大事件。英勇壮烈的场景犹如就在眼前，仿佛使我身临其境，使我震惊，令我感动。

文革开始那年，我刚刚出生，因此不可能知道当时发生的一切。一直到我从佛学院毕业到灵隐寺修炼后，从“灵隐寺历史大事年表”中才知道这一事件的简单经过。今天听诸位学长的发言，终于使我对这个事件的全过程有了详细的了解。当年浙大师生保卫灵隐寺的英勇行动实在是功德无量，应该载入史册，流芳百世。”

悟智法师双手合十，怀着无限虔诚的神情接着又说道：“今天我代表灵隐寺方丈木鱼大和尚（浙江平阳县人）和全体僧人，向今天到场的学长们表示衷心的感谢。阿弥陀佛，愿佛祖赐福于大家。”根据安排，座谈会后寺院将带领大家参观近几年新建和重新修缮的新、老殿宇建筑。

走出“大悲阁”，外面是一片明媚的阳光，犹如佛光普照。举目望去，背后的北高峰，对面的飞来峰，古树参天，林木耸秀，一片苍翠颜色。真是好一派仙灵隐秀佛教圣地之胜景！

带领我们参观的是另一位年轻法师，名叫定圆。定圆法师也是一位年轻小伙子，面目清秀，身材颀长。据说，现在灵隐寺接待任务十分繁重，寺内也成立了专门接待机构，定圆法师专门负责对外接待任务。

由于“大悲阁”位于半腰山，定圆法师带领我们先参观位于“大悲阁”上首新建的几所佛殿。我们拾级而上，先参观灵隐寺第三重殿“药师殿”，同时参观位于药师殿东侧的东禅堂楼下的第四重殿“道济禅师殿”。再登高向上，便是现在灵隐寺位于最高处的建筑——“华严殿”了。站在华严殿前往下观望，天王、大雄、药师和华严四座大殿贯穿在一条中轴线上，层层递进，给人以华严无穷法界之感。

“药师殿”、“道济禅师殿”和“华严殿”都是1991年以后建成的。这些殿宇，巍然屹立，气魄雄伟，庄严肃穆，宏伟壮观，在建筑风格上也与原有的天王殿、大雄宝殿保持一致，新老建筑浑然一体。然而，当你进入这些新建的大殿，便会发现一些遗憾的地方。譬如，大殿中只有诸佛（药师殿的药师佛、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以及华严殿的毗卢遮那佛，左边文殊菩萨，右边普贤菩萨）的佛身依旧采用传统的做法——用高级木材（香樟或楠木）雕刻而成。而大殿内部的建筑结构均采用钢筋混凝土等现代建筑材料建造而成，因此使得大殿内部结构带有明显的现代气息。采用钢筋混凝土材料的大殿其建筑坚固性和防火能力当然无庸置疑，但是不免使殿宇失去陈香古韵。

然后，大家又随定圆法师逐级而下，参观重新修缮一新的“天王殿”和“大雄宝殿”。

此刻虽然是午饭时分，只见两大殿宇里外仍是一片人山人海，熙熙攘攘。有焚香燃烛、顶礼膜拜的，有许愿祈福的，更多的是来游览观光的。有来自东西南北的国内游客和信众香客，还有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外国旅游者。无论是怀着怎样的目的来到这里的人，无不为灵隐寺的宏大规模和殿宇恢宏庄严的建筑艺术所折服；为气韵生动、妙相庄严的释迦莫尼大佛，笑口常开、大肚能容的弥勒菩萨，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满众生愿、拔众生苦、医众生病的药师佛和众神、众菩萨仪表神态的艺术造型所倾倒；为寺院各类法会的庄严法相所震慑。

面对眼前的一片太平盛景，大家感慨万千。抚今追昔，不免心潮澎湃。要是当年没有浙江大学师生和杭州社会各界群众奋力保护，没有周恩来总理的电话指示，还能有灵隐寺的今天吗？文革中，全国古刹老庙被砸、被毁不计其数，能够部分保存下来的算是侥幸。但是，像灵隐寺那样，毫发未损、完整地保护下来的是绝无仅有的。

这正是：

话灵隐，几经兴废，禅教续延耀熏法界。

说云林，多次建修，法音依旧芳扣宇寰。

2004.5.30 完稿

附：十年浩劫结束之后灵隐寺大事记：

1.公元1975年，因接待国宾需要，经国务院批准，灵隐寺启封。并于是年11月开始第二次全面整修，中央拨款九十万元，另由市府拨款四十万元，共耗资一百三十余万元，全部佛像贴金，石塔和经幢等进行保护性整理，并修补飞来峰造像，修复工程于1980年竣工。

2.公元1978年3月，灵隐寺对外开放。

3.公元1987年，开始实施《灵隐寺总体规划》(十年规划)，在市佛教协会支持下，监院根源、纪云、体严率两序大众，并得到海内外四众佛弟子护持，全面整修大雄宝殿，从地坪到屋面重檐整修一新，佛像重新贴金。

4.公元1990年，在大雄宝殿后再建平台，先建线刻罗汉碑室。

5.公元1991年，建成药师殿，完成三进殿堂的规范要求，同时复建东、西禅堂、祖堂、念佛堂、大悲阁等，共耗资人民币一千二百万元，全由自筹。

6.公元1998年，杭州市佛教协会敦请木鱼出任灵隐寺方丈，同年重建华严殿、罗汉殿。

7.公元2002年四月初九日，灵隐寺木鱼方丈宣讲《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十五日杭州刘启明居士设“千僧大斋”供众。

8.公元2003年10月14日上午9时，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在浙江省委副书记李金明、梁平波、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杭州市市长茅临生等人的陪同下视察了灵隐寺，并欣然执笔赐题“灵隐寺”寺匾。

参考资料：

1.灵隐小志 巨赞

2.灵隐寺大事记 灵隐禅寺

3.周恩来与灵隐寺 1993年9月2日《人民日报》

4.灵隐何以得幸存 史旭文 1997年2月24日《杭州日报》

5.周恩来保护千年古刹 滕建明 杨鉴非 （出处不详）

6.破四旧：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丁抒

7.周城镐、陈瑞生、王定吾、张同义、林成孚、梅镇麟、何步田、王树成等同学的回忆文章。

你们好！我对贵校今天给我的荣誉深表感谢。来到这座以秀丽湖光和文化宝藏著称的传奇般的城市，我十分高兴。现在我才知道为何人们说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这里学习，一定灵感无限。

像贵校这样的学府对于联合国极为重要。你们在培育年轻人的全球视野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你们探讨新思维，借以推进和激励人类进步，同时推进和激励联合国的工作。你们推动变革，塑造未来。

我知道，贵校通过齐全的学科门类以及同世界各地其他大学的许多伙伴关系，为贵校学生做好周全的准备，迎接眼前的挑战。

亲爱的年青朋友们，你们是中国的下一代，今天有机会直接对你们讲话，我感到特别高兴。

据说中国有一句古老的谇语（注：谏诤之言），世界各地的人都喜欢引用：“愿君生逢激荡时”。

但这何必是一句谇语？难道只有生于乱世才算生逢激荡？难道就没有好事可以激荡人间？我认为那是可能的。我希望，尤其希望你们这一代，会发现生逢激荡是造化福分。

你们离开校园时无论选择哪一条道路，你们都会进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一国发生的情况也影响其他国家。流行病、环境退化、恐怖主义对我们大家都构成挑战。科学突破、信息技术、经济一体化可能使我们大家都受益。

你们这一代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确保全球化成为做好事的力量，不仅造福于特权少数，而且也造福于全人类。

中国的作为，中国的成就，将帮助将决定全世界如何应对这一挑战。中国已经起步，已经显示出力量。贵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使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感到羡慕。

目前，全球经济不景气，贵国则继续增长，像这样的国家寥寥无几。你们在减少贫穷方面已经取得进展，这一进展的幅度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

通过贸易和投资，中国正在建造通向全球的桥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贵国更加全面参与国际社会的生活，开拓了经济合作的新机会。

中国商业界欣欣向荣，而且正在投资树立全球公民地位，承担共同责任。我高兴地看到，中国许多公司按照我们的全球契约倡议，已经同联合国建立了伙伴关系。全球契约倡议提供了一个论坛，推动切实落实关于人权、劳工和环境的普遍原则。

你们在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合作方面发挥了开拓性作用，不仅在国外开设项目，而且在中国慷慨提供培训。例如，在杭州，你们利用地区水电中心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员分享你们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宝贵经验。

朋友们，近年来中国的变化使全世界深有感触。

毫无疑问，严峻的挑战还在眼前，农村穷人必须能够分享中国令人惊讶的经济增长。联合国驻中国各办事机构正在同贵国政府密切合作，朝这一目标努力，设法帮助缩小地区差异、贫富悬殊、男女之别，实现可持续发展，使中国全体人民现在和将来都能获益。

在这场斗争中，中国并非孤军作战。

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在努力争取达到八项千年发展目标。这八项目标是2000年9月联合国所有会员国认可的《千年宣言》的八项承诺。所有这些目标均须在2015年之前实现。这些目标包括将赤贫现象减少一半，普及初等教育等等。这一套目标简明有力，以人为本，以基本人类需要为基础。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北京，从哈拉雷到杭州，人人都能理解和支持这些目标。

中国为实现其中多数目标已经迈出大步。这不仅对中国是好消息，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也是好消息。由于中国是个大国，中国如何达到千年发展目标对于全世界如何达到这些目标至关重要。

然而，成功达到一些目标并不意味着可以沾沾自喜。我们为发展而奋斗的各条战线均彼此相关。如果在某一战线上未能应对挑战，所有其他战线上取得的进步都可能受损，甚至毁灭。

对于我们要在2015年之前制止并开始扭转艾滋病毒/艾滋病蔓延趋势的承诺，无疑也是如此。

现在，专家们都认为，艾滋病毒/艾滋病是暴虐人类的最严重的流行病。与任何其他疾病相比，艾滋病毒/艾滋病蔓延得更广、更快，带来的灾难性长期后果更为严重。艾滋病影响极大，除了给人们造成无限痛苦之外，还严重阻碍发展。我们只有奋力应对防治艾滋病的挑战，才能在建设人道、健康、公平的世界等其他工作中取得胜利。

我知道中国深为关注这一挑战。

原因是：今天中国事实上正处于艾滋病祸害暴发的边缘。

过去几年中，艾滋病毒已经扩散到中国越来越多的地区。这一流行病在四处蔓延，有可能失控。迄今为止，受感染的大多是由于卖血程序无安全保障或注射毒品的人共用针头。但性传染的情况正在迅速增加。

中国必须刻不容缓地防止艾滋病毒/艾滋病进一步大规模蔓延。中国正处于一个决定性时刻。你们如何迎接这一挑战，不仅将决定这一流行病的范围，而且也决定你们能否预防随着艾滋病而来的一切其他破坏。这些破坏包括：丧失生产工人，因艾滋病失去双亲的孤儿猛增，社会服务部门和企业负担沉重，国民收入减少等等。今后几年、几十年在中国发生的一切也将帮助确定艾滋病的全球影响。

显然，中国若能现在制止艾滋病蔓延的潮流，那就百利而无一害，否则就百害而无一利。

我们从其他地方的经验中知道，艾滋病的蔓延可以扭转。但此项工作不宜支离破碎地进行而须由社会所有阶层协同应对。

每一层级均需有领导。

需要打破沉寂，消除对这一疾病的成见。

需要有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投入到斗争的前列。

贵国政府发挥的领导作用需要在每一层级确立。各省领导人、地方领导人、工会领导人、妇女领导人都需重视这个问题。大家都需传播下列信息：艾滋病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问题。

打赢防治艾滋病的战斗的第一步是公开谈论这一流行病。沉默就是死亡。人们需要知道他们可以接受检查，而不受耻笑；需要知道他们如果受感染，可以得到治疗；需要知道他们如果患病，仍可以不受歧视地生活。

我们从世界各地防治艾滋病的斗争中了解到，年轻人是关键。我们为你们提供所需支持，就能使你们有能力保护自己，以免染上病毒。我们为你们提供坦率、直截了当的信息，就能打破整个社会的沉默。我们展开有效的教育和预防工作，就能使年轻人的热情、干劲、追求未来的梦想变成同艾滋病作斗争的有力工具。

在中国已经有一些很好的榜样。六年前红十字会在云南启动的艾滋病毒/艾滋病预防项目就是一个例子。这项目培训了数百名年轻人，由他们对同龄人进行教育。这些人员随后又对另外15000人进行了教育。这些年轻人对艾滋病的了解、对预防艾滋病的认识已经传授给亲友。

另一个例子是两年前人民大学学生会和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在北京联合举办的世界防治艾滋病日音乐会。两千多名学生参加了音乐会。另外数千人通过朋友、宣传活动和新闻报道也了解到音乐会的情况。去年世界防治艾滋病日的音乐会在全国进行了电视转播，观众更多，音乐会主题是反对歧视，主题歌是“红绸飘舞”。音乐是有力的武器，可用以打破对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成见。

这些例子表明，年轻人在同艾滋病的斗争中能够发挥带头作用。年轻人可以携手合力，传递下列信息：勇对艾滋病，绝非耻辱行为，而是骄傲之举；个人的行动既可以造成艾滋病毒蔓延，也可以帮助制止其蔓延。

在全中国传播这一信息的任务十分艰巨，但年轻人通常不愿躲避严峻挑战。恰恰相反，他们勇于迎接这些挑战。

作为秘书长，我已经将防治艾滋病的战斗定为我个人的优先事项之一。在此，我向你们承诺，联合国系统将努力与你们携手共进。

我向大家承诺，我们将同中国一起应付这个伟大国家所面临的一切挑战。我们决心帮助中国实现其无限前程，因为中国的末来也是世界的末来。

亲爱的朋友们：

中国的成就已经使全世界深有感触。如果没有中国年轻人的精神和勇气，这些成就就不可能取得。对于你们大家，无论离开校园后选择哪一条道路，我都希望你们万事如意，勇往直前，奋力而为，改变世界。你们既然生逢激荡，就应人尽其才，大展经纶。祝你们好运。

多谢大家。

2002年10月15日·杭州

贺浙江大学百十校庆

丘成桐

校庆百十，硕德维扬，

在海之滨，在浙之杭。

十里荷池，桂子飘香，

三吴都会，民聚四方。

浪击长洲，百川汇江，

天地无际，云白苍苍。

地灵人杰，气祥故乡，

翰墨诗词，永世流芳。

求真求是，校长可桢，

求学求美，国士步青。

青青竹林，贤士可征，

洪洪潮涌，后生可兴。

学参大块，凤舞龙腾，

趋贤步哲，至善至精。

嗟尔良士，立我典经，

树我邦国，光我神京。

文军西征（10）东方剑桥

1944年10月22日，贵州遵义城北50公里处的娄山关，日最高气温15度，枫叶已被早霜染成红色。在清脆的鸟鸣声里，隐约能听到汽车马达的轰响。娄山关下的盘山公路上，一辆印有中英文化科学馆字样的卡车，正缓慢地驶向遵义县城。

驾车的是一个英国人，名叫李约瑟。他的身份是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副驾驶上坐的是他44岁的妻子李大斐。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考察4年前搬迁到此的国立浙江大学。

李约瑟原名约瑟夫•尼达姆，1900年出生在伦敦，23岁时获得剑桥大学冈维尔•凯思学院哲学博士学位，此后又以研究生物化学而闻名。31岁时他出版《化学胚胎学》一书，被称为“化学胚胎学之父”。1937 年，在三位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下，李约瑟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他还特意为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古代文人才有的号：“十宿道人”，而中国人记住的则是他的中文名字：李约瑟。

许为民（浙江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在1942年到1946年的时候，作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一个会员，作为一个生物化学家，搞生物胚胎学研究的一个学者，那么被英国政府派到中国来，进行抗战期间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的考察。

1942年，李约瑟作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来到中国，援助战时中国的科学与教育。他亲自驾车，走遍中国大后方的十个省，访问三百多个文化教育和科研机构。六个月前，李约瑟已经到过国立浙江大学，但只是匆匆路过。这一次，他是受校长竺可桢的邀请，专程到遵义参加中国科学社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李约瑟是中国科学社的名誉社员。

许为民：中国科学社就是1914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我们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在美国的康乃尔大学，他们刚刚那年暑假考试完以后，这些留学生在学生宿舍的门口，在闲聊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是不是来发行一本刊物，来向国内老百姓去普及科学知识。最后说是成立一个科学社。

中国科学社由赵元任、杨杏佛等7位中国留美学生发起。在哈佛大学学习气象学的竺可桢随后加入。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   

国立浙江大学历经五次搬迁，最后落脚在贵州的遵义和湄潭两地，并在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一定发展。校长竺可桢希望借助李约瑟，让世界了解流亡到大后方的国立浙江大学。

这一天下午，李约瑟按原定计划抵达遵义。这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出现后，立刻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幸必达：他是穿的长袍，穿的是中国人的服装，蓝色的长袍，戴个眼镜，个子很高，像个猿人一样的，当时他在英国人里面可能也算个儿高的。

当晚，竺可桢设宴为李约瑟接风洗尘。席间，李约瑟对贵州遵义的茅台酒赞不绝口。后来，李约瑟爱喝茅台成为人尽皆知的事情。李约瑟告诉竺可桢，准备利用这次参加科学社活动的机会，在浙江大学考察三天。第二天，竺可桢便将李约瑟带到遵义以东75公里外的湄潭校区，参观理学院和农学院。

湄潭位于贵州高原北部，素有“黔北粮仓”之称。县城外湄江环绕，风景秀丽，浙大师生曾为此感慨：杭州天然美，湄潭亦天然。

10月24日上午，湄潭北门外国立浙江大学的饭厅被布置成临时礼堂，四百多名师生挤在这里，倾听李约瑟的演讲。李约瑟演讲的题目是《科学与民主》，担任翻译的是教育系主任郑晓沧。竺可桢最小的儿子竺安也现场聆听了李约瑟的演讲。

竺安：他讲的内容当然也是超出我的水平，再加上英语，因为我们学了这么多年,口语并不行。但是在大礼堂听课，听报告的这个印象还是很深的。

演讲结束，竺可桢做简短的致谢词，随后便带着李约瑟到生物系考察。湄江边上，有一座名为唐家祠堂的院落，祠堂四周林木葱蔚，环境宜人。四年前国立浙江大学的生物系搬到了这里，但唐家祠堂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条件艰苦。

何亚平：当时实验条件坦率地讲，只能土法上马，没有自来水怎么办，就在唐家祠堂外面弄一个支架，上面放一个大木桶，雇一个民工每天要挑二十多担水，既沉淀了，又通过竹管引到了罗宗洛先生的实验室，谈家桢先生的实验室，贝时璋先生的实验室，生物系就是这样来解决水的困难。

陪同李约瑟参观生物系的还有系主任贝时璋。李约瑟跨进唐家祠第一步后，便刻意放慢了行走的速度和力度，因为脚步稍重一点，这个实验室的地板就会颤动。如此简陋的教学条件，让李约瑟夫妇倍感惊讶，这里的生物实验室根本无法与他们所在的剑桥大学生物实验室相比。他们走进第一间实验室后，发现生物系的谈家桢教授正在与他的研究生围着几只五颜六色的瓢虫进行实验观察，内行的李约瑟立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谈家桢早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摩尔根实验室留学时，就开始以瓢虫和果蝇为实验材料，研究性遗传学和进化论领域的相关课题。1937年，谈家桢被竺可桢聘为国立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刚入校门便随校一路流亡西迁。

西迁这一路虽然艰辛，但由于国立浙江大学选择的校址多为乡村，也给谈家桢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另一种便利。

许为民：当时浙大的教师，虽然没有很好的条件，但是他充分利用了当地贵州所具有的现成的生物资源，学生们，下课以后，就到田野里面去捕捉各种各样的生物实验的材料，然后对这个材料进行深入地研究。

终年雨量充沛的湄潭，瓢虫种类繁多，数量充足。城外的树林里、湄江边，经常能看到国立浙江大学生物系的师生们捕捉昆虫的身影。就在李约瑟到来之前，谈家桢的瓢虫研究终于有了突破性的发现。

1944年春天的一个傍晚，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在唐家祠堂的实验室里，谈家桢观察瓢虫入神，忘记了回家。天色渐暗，他点起煤油灯，继续观察瓢虫，一个奇妙的现象出现了。对于当时的情景，谈家桢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瓢虫的鞘翅上，由黄色和黑色所组成的不同斑点类型中，在它们的第二代身上，它们父体和母体所显示的黑色部分均能显示出来，而黄色部分则被掩盖住。这种现象以前实验中从未发现过，我为之兴奋。”——《难忘的岁月》 谈家桢

谈家桢的这一发现，后来被称为嵌镶显性现象。两年后，美国《遗传学》杂志发表谈家桢的论文《亚洲瓢虫色斑嵌镶显性遗传理论》，这一研究成果丰富和发展了摩尔根学说和现代综合进化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也使谈家桢成为国际知名的生物学家。

李约瑟来参观的时候，谈家桢正在对自己的这一发现进行论证。

许为民：有形的物质条件和无形的物质条件都非常匮乏，都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生物研究，浙江大学的教授，居然做出（成果）来了。所以李约瑟是感到非常震惊的。他觉得他从当时浙大的这些教授，教师们的研究水平跟世界是几乎是同步的。

何亚平：当时生物系在国内也是声名大震的，人们说中国生物学界的三巨头，贝时璋、罗宗洛、谈家桢当时都汇聚在了浙江大学。

文庙大成殿是国立浙江大学的临时图书馆，李约瑟来到湄潭的第二天，中国科学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在这里举行，出席大会的社员有39人。会上李约瑟作专题演讲《中国之科学与文化》，并聆听年会宣读的30多篇论文。其中数学系教授钱宝琮的学术报告《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之特点》，引起了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关注。会后，李约瑟专门拜访钱宝琮，深入交流中国古代科学。因为结识钱宝琮，李约瑟有了一个特殊的外号。

钱熙（原国立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钱宝琮之女）：我父亲性格比较开朗，随便什么情况下，都是谈笑风生，所以当尼达姆来的时候，就约瑟夫•尼达姆，他说你们要记牢，这个人呢喜欢火腿，怎么会喜欢火腿呢? need是需要，ham单独的是火腿，ham，我们不晓得h不发音，N-e-e-d-h-a-m，不是Needham，Needham就是他想吃火腿，记牢了噢。

这一天，被称为“需要火腿”的李约瑟，与钱宝琮一直谈话到深夜。第二天，李约瑟即将踏上回程，就在出门的一刻，李约瑟突然做出一个临时决定，在湄潭多停留一天。

许为民：这首先是因为浙大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做了和基本上世界上的科学前沿，能够齐驾并驱的工作，这他在国内其他地方很少看到。

10月26日，暂住在湄潭卫生院的李约瑟一早起床洗漱后，就在竺可桢陪同下来到城内的双修寺，这里是浙大物理系所在地，物理系的两位教授束星北和王淦昌早已等候在那里。物理系与生物系同样简陋，转了一圈后，李约瑟情不自禁，感叹说：“在物理方面，因为限于仪器，工作侧重于理论的研究，如原子核物理学、几何光学等，水平昮然是很高的。”

参观物理系后，李约瑟又看了数学系，随后来到农学院。在农学院里，李约瑟第一次品尝到一种野果子，他称之“罗登义果”。

罗登义是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农化系教授。从1942年开始，他开始对贵州地区的170多种水果蔬菜的营养成份进行分析研究。

何亚平：他发现刺梨这是种野果，它的维生素C的含量特别丰富，是当时他测定的，就是四川广柑的50倍，猕猴桃维生素C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但也仅有刺梨的1/9，也就是说它是猕猴桃的9倍。那么，这一发现，直接地影响到了后来贵州全省对刺梨的培育和开发利用。

农学院是浙江大学里对遵义地区影响最大的部门。贵州全省以农业为主，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在湄潭设立农业推广部，先后进行了马铃薯、番茄种植，黔北病虫害防治，西瓜试植，胡桃育种等推广活动。由于国立浙江大学的出现，遵义地区开始建立新的农业格局，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

李约瑟离开农学院后，带着妻子李大斐再次跑到唐家祠堂里的生物系实验室，与生物系的贝时璋、谈家桢等几位教授讨论生物化学的问题。贝时璋研究的细胞重建课题和关于丰年虫中间性生殖细胞转变的课题，引起李约瑟夫妇强烈的兴趣，这一次的谈话直到深夜，双方都没有结束的意思。最后，李约瑟决定，再多停留一天。

李约瑟夫妇在湄潭的最后一天，竺可桢颇有创意地将他们请到湄江边的观音洞内。观音洞外是占地约200多亩的中央茶场试验地。竺可桢特地用学校自己研制的“湄红”茶来招待李约瑟。

离开遵义前，李约瑟整理了国立浙江大学教授们的大量论文，准备推荐给国际上著名的《科学》杂志发表。在离开浙大的最后一次讲演中，李约瑟把浙大与他所在的英国剑桥大学相提并论，称国立浙江大学为“东方的剑桥”。

何亚平：苏步青先生他80多岁高龄，近90岁的时候，到浙大来做了一次给师生的演讲。他当时就回忆起当年他亲耳听到李约瑟称赞浙江大学是东方的剑桥。但他紧接着说，我希望能够在多年以后，你们到西方去访问，人家会说，西方的某一个大学会是西方的浙大。

就在李约瑟离开后不久，被他称赞为“东方剑桥”的国立浙江大学却遭遇了流亡以来最大的困境。

1944年12月2日，日军沿黔桂铁路进攻至贵州独山，贵阳告急，省政府下令紧急疏散，逃难的人群像潮水一样涌进遵义。国立浙江大学所在的遵义和湄潭顿时处于了战争的前沿。

日军占领独山后，竺可桢发电报向国民政府教育部请求，要求指示应急办法，并拨发应急费用，但得到的回复却是：国立浙江大学撤消，合并到中央大学，全体学生从军。战争把经历了五次搬迁的国立浙江大学推到了濒临解散的绝境。

12月11日中午，收到教育部回复电报后的竺可桢心情复杂。他在日记里写道：从我个人着想，从此可以脱离苦海，的确是件好事。但为浙大着想，如此下场，却很不情愿。

竺安：当然我父亲是绝对不想解散浙大，即使是日本人打过来了，哪怕我上山打游击，我也绝不解散浙大。

当天下午，竺可桢拨通了国立浙江大学浙江龙泉分校校长陈叔谅的电话，请他通过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陈布雷，说服蒋介石保留浙大。在陈布雷努力下，蒋介石同意了竺可桢的请求。

就在师生们为国民政府撤销解散国立浙江大学的命令而高兴的时候，从重庆又传来了一则令人不安的消息，曾担任学校训导长的政治学家费巩失踪。

1945年，费巩准备趁休假期间，应邀赴复旦大学举办为期一年的“民主与法制”特别讲座，他对国民党政府的人事、考试制度等做了一番实际考察，其中涉及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问题，触及了当政者的禁忌。这一年2月，他在由郭沫若起草的《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这份进言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应立即召集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废除一切限制人民活动的法令、释放一切政治犯和爱国青年，进言共有312位文化名人签名。

费莹茹：这些人签了以后，报纸上发表了，结果国民党发起了，就劝阻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人，叫他们登报声明退出这个签名。那么那个当时呢，我父亲就又发表了文章，在哪里发表我不知道，发表了文章，痛骂这些小人怕死鬼，那么这样一来更激怒了国民党当局了。

费巩的文章引来杀身之祸。3月5日凌晨，国民党特务在重庆千厮门码头秘密绑架准备去复旦大学讲学的费巩。费巩先被关押在重庆警备司令部，后转移到中美技术合作所看守所，最后遭秘密杀害，尸体被丢入硝镪水池销毁灭迹。

费莹茹：我们一家子都等着，盼望我父亲归来，等到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回来了，还是见不到，见不到我父亲的身影。就是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外面下很大的雨，我跟我姐姐两个人放学回来，穿了雨鞋，撑了雨伞回来，一进门就看见我母亲哭得像泪人一样。

直到抗战胜利后，国立浙江大学的师生还不知道费巩教授已经遇害。 1946年国共重庆谈判时，中共方面要求释放的五名政治犯中还有费巩的名字。三十二年后，上海市政府正式追认费巩为革命烈士。

1945年，中国的全面抗战进入第八个年头。

8月10日，遵义出现了少有的晴天，繁星点点的夜空下一片宁静。晚上十点，遵义城里突然响起震耳的炮声。很快，人们就发现，这是中国军队庆祝胜利的礼炮声，日军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从重庆传到遵义，遵义城里充斥着鞭炮声。

鞭炮声刚刚停歇，遵义城内礁窝井9号，竺可桢的寓所外突然传来吵杂的人声。

幸必达：因为学校首先通过电台，我们自己的电台收到消息以后，学生首先就想到的是告诉校长，所以马上就是何家巷的学生一出动，那么就大家互相一传，转告，学生大家都涌向礁窝井，当时竺校长敲开门就告诉校长胜利了，有学生冲上去，大家把校长就抬起来了，从那里抬就抬到城里面就游行了，一直搞到天亮。

这时候，年过50的竺可桢，因操劳过度，体重只有103斤。兴奋之余，竺可桢想到，要尽快把学校迁回杭州他马上启程返回杭州，准备视察原来的校舍，为回迁做准备。但是到了杭州后发现，许多校舍在日军占领期间已被损毁，需要大规模修缮，学校回迁的计划只能拖后一年。

这一年，在著名的英国《自然》周刊上，李约瑟发表《贵州和广西的科学》一文，文中记述：在重庆与贵阳之间有一个叫遵义的小城市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湄潭是浙大科学活动的中心，可以看到科学活动的一片繁忙紧张情景。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春天，李约瑟接到调令，赴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两年之后，李约瑟返回剑桥，并最后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此后，李约瑟又多次访华。1993年，李约瑟被中国科学院选为首批外籍院士之一。

抗战胜利9个月后，国立浙江大学在遵义举行第19届毕业典礼。这届毕业生共291人，这是最后一批在西迁途中毕业的学生。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大学迁校累计达100多所，迁址次数达200多次。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国立浙江大学从1937年11月离开杭州，开始独立西迁，几经周折，历尽艰辛，途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行程2600多公里，最后到达贵州遵义。流亡途中，浙江大学保持了完整的办学体系，直至1946年9月才重返杭州。这段西迁历史，后人称之为“一支文军的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