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浙江大學

文/傅国涌

大学作为社会的精神文化中心，传播人类先进文明和道义理想是它的使命所在。自19世纪威廉·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奠定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以来，它已经成为全世界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

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在中国的出现不过短短一百多年，但它产生不久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让后人几乎只能仰望，这是与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拥有过蔡元培、蒋梦麟、竺可桢这样的大学校长分不开的。我之所以同时想起这三位大学校长，首先是因为这三位深刻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史的人物都出生在宁绍平原，他们的家乡相去不过方圆百十里。蔡元培是浙江绍兴人，竺可桢是绍兴东关人（现属上虞），蒋梦麟虽是宁波余姚人，也靠近绍兴，少时曾在绍兴中西学堂求学两年。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在20世纪前半叶，这片土地上涌现的人物真可谓群星璀璨，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

其次，蔡元培和蒋梦麟、竺可桢这两个同乡后辈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蒋梦麟在绍兴中西学堂求学时，蔡元培是学校的监督，还是他的老师。“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南下，推荐年轻的蒋梦麟第一次代理北大校长，那时他留美归来不久，尽管获得过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博士学位，毕竟没有实际经验，蔡元培却一眼看中了这位早年的学生。而他果然也不辱使命，在动荡的乱世中，始终稳稳地把着北大的舵。蔡元培名义上做了十年半北大校长，“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在他在职而不在校期间，就由蒋梦麟代理校长，即使蔡元培在校，蒋也是他最得力的助手。他们密切的关系，从蒋梦麟的《蔡先生不朽》、《试为蔡先生写一篇简照》等充满深情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从他近似回忆录性质的《西潮》中也可以看出。

我不知道蔡元培和竺可桢最初在什么时候相识，但20世纪20年代后期，蔡元培筹建中央研究院时，就邀请竺可桢筹建气象研究所。后来竺可桢出长浙大也得到蔡的赞同和支持，竺在浙大的许多做法就是以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为榜样的。

三个人中以蔡元培年龄最大，影响也最大，他出生于1868年，受过完整的旧式教育，中过进士，点过翰林，办过学校，又长期在欧洲学习、研究，真正算得上学贯中西。蒋梦麟生于1886年，从小基本上受的是西化的教育，少时进的都是教会学校，留美近十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和教育学博士，还是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的学生。他们两位都是以教育为志业的，都做过北大校长、教育部长。生于1890年的竺可桢从小接受的基本上也是新式教育，先后在复旦公学、唐山路矿学堂学习，留美8年，获得了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有所不同的是，他主要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从1936年出任浙大校长，直到1946年他还兼任了十年的气象所所长。所以他的一生主要是从事科学研究，办大学不是他的专长，但正是他把一所地方性的大学办成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著名大学，培养了无数不世出的英才，是值得后人深思的。我以为竺可桢是一位具有很深人文修养的人士，是真正把追求真理当作人生最大乐趣的知识分子，一位“求是”人曾说：“这种传薪播火、荜路蓝缕的学术使命感和文化责任感，远非职业精神、敬业精神所能涵括。它使我们体悟了竺可桢校长关于大学是‘社会之灯塔’之谓。”

正是这些深受近代文明熏陶，热情追求真理，具有崇高人格的教育家，全面提升了中国大学的品质，使这些大学迅速和世界接轨，融入了人类主流文明。蔡元培、蒋梦麟身上所体现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精神，竺可桢身上体现的浙大“求是”精神，无论在今天还是在明天都不会过时，也只有这些精神才可能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时代。

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1792年，洪堡提出国家无权插手教育，新型的大学应该是塑造完善的个人，致力于真正的学术，教授和学生都应该成为真理的追求者，学术自由与教育独立乃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必须途径。蔡元培先生长期在德国学习、研究，深受洪堡的影响。他曾说过，德国近代的发展是基于成功的高等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小学教师，造成了一代优秀的公民。作为教育家，他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1917年，他在给汪精卫的信中说：“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的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而德意志统一之盛业（普之胜法，群归功于小学教员；然所以有此等小学教员者，高等教育之功也），亦发端于此。”

民国元年，蔡元培出任首届教育总长，邀请另一位教育家范源濂为次长，范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后来他自“把两个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之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

蔡元培做教育总长为时很短，他的教育理想并没有得到实践的机会，不久他就再度赴欧洲学习、考察去了。直到1917年他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才一举奠定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教学自由的原则，开创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新局面。

1916年，袁世凯脱下皇袍，在一片唾骂声中死去。光复会老会员、国会议员陈黻宸、北大教授马叙伦等向教育部推荐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他还在犹豫，不少老同盟会会员也有不同意见，有人坚决反对（如马君武），认为北大太腐败了。孙中山认为，北方需要传播革命思想，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帝王思想和官僚习气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带有全国性的教育，主张他去。所以国民党把他看作是“隐伏在北方的文化教育界的极其重要的革命棋子”。这些说法未免把蔡元培出长北大的动机狭隘化了，其实从蔡元培的思想境界看，从他以后在北大的作为看，他的目光要远比这宏大得多，早已不是“传播革命思想”这样简单化的政治目标可以涵盖的。

当年北洋军阀的手伸得还不是太长，他们还懂得有所敬畏，并不是直接插足他们所不熟悉的教育文化领域，教育基本上还是教育家们的事。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蔡元培的信仰，但他们选择的只是一个有经验、有学问的蔡元培，让他来办大学，和他的政治态度没有太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个字，一方面他聘请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伊默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一方面北大教师中又包括了一些学术上有造诣但政治上保守（甚至主张君主制）的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等。他认为大学就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大学应该广揽人才，容纳各种学术、思想，让其自由发展。他聘用辜、刘等是因为他们的学问可为人师，是尊重讲学自由和一切学术讨论的自由。筹安会发起人刘师培在北大讲《三礼》、《尚书》、训诂，从没宣讲一句帝制；辜鸿铭拖着长辫教英诗，也从未利用讲台讲复辟帝制。他曾对攻击刘、辜的学生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习惯专制、好同恶异的社会里，蔡先生这种容纳异己的民主作风、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开创了一代新风。他的北大是真正兼容并包的北大，各种思想、各种声音都可以并存，是一个多元、开放、宽容、民主的大学，超越了单纯的党派观念和“革命棋子”的狭隘性，不仅造就了傅斯年、罗家伦，也培养了高君宇、张国焘等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蔡元培先生重塑了北大，也奠定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大学的基本面貌。

在他眼里，“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他用人不分信仰、党派、学术见解，他主持下的北大因此能超越当时的军阀政权之外、各种社会势力之外。他有大胸襟、大气魄，是大手笔，前无古人。如果把北大看作中国民主的摇篮，蔡先生则是中国民主的奠基者，他一生最为伟大的功绩正是给北大这一民主摇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点“五四运动”以来20世纪的编年史已经可以作出充分的证明。

他鼓励学术研究，提倡社团活动，其中新潮社、国民社等在“五四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学生社团都产生于1918年下半年，得到了他这位校长的支持。为培养学术自由精神和自治能力，他批准每月由北大的经费中拨出2000元来给傅斯年、罗家伦他们的新潮社办《新潮》杂志（当时北大每月的全部经费不过4万元），并由学校负责印刷发行。

在大学领导体制上他第一次实行民主办校、教授治校，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评议员包括各科学长、主任教员、各科本预科教授各2人，由教授互选，任期1年，期满得再被选。组织各学科（系）教授会，规划各学科的教学工作。各教授会设主任1人，由教授互选，任期2年，并由各科教授主任组成全校统一的教务处，负责主持全校的教学工作。教务长由各教授会主任推选，任期1年。

蔡元培领导的北大不仅为现代中国大学教育树立了一个崭新的楷模，也促进了思想界、知识界的转变。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在陈独秀、胡适等的热情倡导下，青年学生掀起了追求民主、科学的浪潮，终于使北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有人说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和陈独秀办《新青年》对“五四运动”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傅斯年1943年说过一番话：“犹忆‘五四’以后有人说，北洋政府请蔡先生到它的首都去办学，无异猪八戒肚子中吞了一个孙悟空。‘五四’之后，南至广州，北至北平，显露出一种新动向……激动了青年的内心，没落了北洋的气焰，动荡了社会上死的寂静。”由蔡元培创造的思想自由、民主精神已经成为北大绵延不绝的火种、传统。

蒋梦麟：“谨守蔡校长余绪”

1919年以后，蒋梦麟主持北大达17年之久，北大之所以能成为一所现代性的大学，与他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这位出生在浙江余姚一个小村庄的教育家，从少年时代起所接受的大部分都是西式教育，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及上海、余姚的教会学校求学，进入浙江高等学堂时他已能够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1903年，他19岁那年考中秀才，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在急剧变动的大时代，在新与旧、中学与西学、维新与革命之间，他“尚未成熟的心灵”终于看清楚了——“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1908年，他考取官费留美资格，留美近十年，成为杜威的学生，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

回国之初，蒋梦麟曾办过《新教育》月刊，提倡新的教育思想，强调教育要按照学生的要求设计，目标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仅仅6个月发行量就达到1万份。由于这个刊物与北大师生“知识上的密切关系”，1919年初，他被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蔡元培离京南下。7月23日，蒋梦麟受蔡先生托付代理北大校务，这时他不过30岁出头。在北大学生欢迎会上，他第一次发表了有关他办学思想的演说。他指出：国家民族的地位是由历代文化积聚起来的，不是朝夕所能成。“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的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这些观点成为蒋梦麟以后一直遵循的办学方针。

除了三度代行校长职权，蒋梦麟长期担任北大总务长，主持日常事务，是蔡元培治校的得力助手，他们共同把北大引上了现代大学的轨道。在他们主持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北大的三项治校准则。同时，他还认为学生自治会应该受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他在1923年写的《北大之精神》一文中把北大精神概括为两点，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

他代理校长期间，也就是“五四”以后的7年，面对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而且始终为经费问题所困扰。如果没有高度负责的精神，没有勇挑重担的态度，要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年头，要使北大能始终稳步发展是难以想象的。“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就是他当年对全体教师说的话，他的道德威望、他的人格风范虽然无法与蔡元培相比，但他是一个有担当、能负责的人，一个做事的人。他曾感叹：那时当大学校长真伤透脑筋。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日夜奔忙的惟一报酬，就是他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这些感慨，无疑是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期间的切身体会。

作为职业教育家，他对无休止的罢课很不以为然。1920年5月4日，他曾和胡适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态度很明白。他们表示学生运动是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太腐败卑劣，又缺乏正式的纠正机关所致。但他们认为单靠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希望学生注重学问的生活、团体的生活、社会服务的生活。一句话，就是希望学生以学业为重。

1926年，北京发生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大有三位学生惨遭杀戮，蒋梦麟悲愤欲绝。3月24日，他在北大全体师生参加的追悼大会上沉痛地说：“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爱国运动，不幸有此次之大牺牲，李、黄、张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损失一贤子孙，其家属接此种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国家社会言，损失如许求专门知识之良好学生，此种学生之培植，由小学而大学，殊不易易，将来即少如许有用之材；就同学方面言，大家亦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损失不小。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才，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说到这里他“潸然泪下”。接着，他对政府的暴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未说完，他“不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

3月26日，他发出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

这是一贯不赞成学生从事政治活动的校长，面对政府杀害自己学生时的态度，有了这些真实、生动的历史记录，我想其他的话都是多余的了。

1930年12月，蒋梦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长。他延聘大批留学生来校任教，并按照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对旧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教授专任，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规化，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口号。在他领导下，30年代的北大，教学科研水平都有明显提高。

这一时期正是民族危亡之秋，作为校长他不仅要忙于校务，还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应付日本方面的骚扰。“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进逼，迅速向长城以内推进，占领河北北部，成立所谓的“自治政府”，并鼓吹推行华北“自治”。在这一紧急关头，北大教授联名发表宣言，声明誓死反对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他也是签名者之一，甚至差一点被劫持到大连去。宋哲元派人劝他离开北平，但他坚持留在北大负起自己的责任。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南迁，与清华、南开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后迁往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常委会共同主持校务，历时9年，写下了民族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蒋梦麟回忆：“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幸靠同仁们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其中当然凝结着他的一份心血、智慧与汗水。

从1919年到1945年，蒋梦麟前后在北大工作了20多年，主持校政17年，在北大校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以他的渊博学识和精明干练，在那黑暗而动荡的乱世中国，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使北大的教学与科研水平稳步上升，这一奇迹是与他的办学思想分不开的。他说在北大任职期间，蔡元培先生有关大学教育的主张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他始终谨记在心，遵照执行。晚年他在未完成的《新潮》一书中深情回忆：“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竺可桢：浙大的“求是”精神

浙江本是文物之邦、人杰地灵，南宋以来“尤成为衣冠人文荟萃之邦，学风盛极一时”（竺可桢语）。浙江大学源远流长，其前身求是书院创办于1897年，是中国最早实行近代科学教育的四所高等学府之一，以培养讲求“实学”（即“新学”、“西学”）的人才为宗旨，后改为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1828年改名为浙江大学。陈独秀早年曾在求是书院求学，邵飘萍、陈布雷、邵力子等都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

浙大学生对民主、科学的追求深深植根在“求是”学风之中，“五四”以来的历次学生运动中，他们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1935年，浙大学生最早响应“一二·九”运动，12月11日就联合全杭州学生冒雪上街游行示威，并准备赴南京请愿。校长郭任远勾结军警入校逮捕了12个学生自治会代表，因此爆发了驱逐郭任远的罢课斗争。罢课持续了一个月，蒋介石亲临浙大平息学潮。为了缓和人心，他接受陈布雷的建议，任命竺可桢为浙大校长，从而揭开了浙大历史的新一页。

1936年4月，声望卓著的科学家竺可桢就是在前任浙大校长郭任远被学生赶走的背景下，在争得校长独立用人权、当局不得干预的许诺后，走马上任的。这是浙大学生“一二·九”运动中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果实。

竺可桢1910年赴美留学，1915年参加了赵元任、杨杏佛等发起的中国科学社，在《科学》杂志发表过不少文章。1918年获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后回国，先后在武昌、南京执教，在东南大学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1928年起担任气象研究所所长，是中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

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上任伊始就发表了《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的演讲，要求学生“致力学问”、“以身许国”，提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强调“运用自己思想的重要”，“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他废止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经验，继承并发扬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自由民主的办校方针，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教授治校。同时，他十分赞赏浙大所特有的自求是书院以来一脉相承的朴实严谨的传统学风，并把它概括为“诚”、“勤”两个字，称浙大“学生不浮夸，做事很勤恳，在社会上声誉亦很好”。

1938年11月，浙大西迁广西宜山时，竺可桢通过校务会提出以“求是”作为浙大校训，他说一方面是要将求是书院以来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一方面“求是”的英文是Faith of Truth，和哈佛大学的校训（拉丁文Veritas）“不约而同”。

1939年2月4日，他对一年级新生作了《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讲话，深刻、精辟地阐述了“求是”的涵义。“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而要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要有刻苦耐劳，富于牺牲的精神，“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以使“真理卒以大明”。“求是”就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不惜为真理而献身，鲜明地提出要“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他列举布鲁诺为了真理被烧死在十字架上；伽利略年近古稀还要被迫认罪；达尔文、赫胥黎等为举世唾骂。“但是他们有那不屈不挠的求是精神，卒能取得最后胜利。”

他讲话后的第二天，日军18架飞机在浙大的临时校舍投下118枚炸弹。就是在如此艰险、严酷的条件下，竺可桢先生概括并提出了“求是”校训。

在他民主、自由的办学方向吸引下，在他的崇高人格感召下，浙大汇集了不少崇尚科学民主、追求真理、有真才实学、有社会责任感的好教授，在他们身上同样体现出浙大的“求是”精神。正是有了竺可桢这样的校长，有了费巩、王淦昌、蔡邦华这样的教授，作为“流亡大学”，浙大才能在五易校址、历经五省、跋涉五千里这样颠沛流离的战争环境下，奇迹般地从抗战前只有文理、农、工3个学院16个系的地方性大学一跃而成为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7个学院27个系的综合性大学，不少专业在全国享有盛名，如物理、化工、农业、数学等，并创建了数学、生物、化学、农经、史地5个研究所，教授、副教授由70名增至201名，学生也由512名增至2171名，被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在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占有了重要的一页。

竺可桢所确立的“求是”校训不仅是治学准则，也是做人的准则。他自己就是“求是”精神的身体力行者。他尖锐地批评“一般知识分子往往只顾利害，不顾是非，这完全与阳明先生的‘致知’和本校校训‘求是’的精神相背谬的”。

竺可桢当了13年浙大校长，他一贯支持校园民主，1940年，他大胆起用无党无派、敢于仗义执言的政治学教授费巩出任训导长。在费巩支持下创办的《生活壁报》是浙大学生的一个民主论坛，推动了校园民主的蓬勃发展（1948年改名为《费巩壁报》）。每当危急关头，竺可桢总是义不容辞地站出来，承担责任。对浙大每次发生的学生被捕事件，他都非常关心，积极主动地营救，态度极为诚恳。就这一点而言，他对学生的真诚爱护，在上个世纪的大学校长中恐怕无人出其右。

1942年1月“倒孔”运动时，他亲自走在游行队伍前面保护学生；他一再拒绝国民党政府要他下令开除学生的威胁，斩钉截铁地说：“吾人总须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

1947年11月2日，即于子三被杀害的第四天，浙大学生自治会举行普选。这一天的竺可桢日记中写道：“此次为第一次普选制”，当选者中“左派几占十之七八……故料想反政府之行为必层出不穷也。”但爱护学生是他作为校长的天职，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过。整个于子三运动中，他的言行感人肺腑，正是他不畏强暴、不顾个人安危、全心全意爱护学校和学生，成为学生最有力的精神支柱。

当得知于子三死讯赶到监狱探视尸体时，竺可桢即严词拒绝在“于子三自杀身死”的证明上签字，并在南京对《申报》记者说：于子三“作为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为千古奇冤”，正是他仗义执言，率先冲破新闻封锁，击破了“于子三自杀身亡”的谎言，消息见报后震惊全国。蒋介石下令他“更正”，他断然拒绝：“报载是事实，无法更正”。并公开表示：“一本过去理智态度、求是精神，决不畏难而退，不能以利害得失而放弃追求真理。”他还对浙大全体师生郑重宣告：“真理在我们这一边，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将永远留在不灭的史册中。他身上所体现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半个多世纪后依然让我们肃然起敬、激动不已！

竺可桢的人格力量，他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求是”精神对塑造老浙大莘莘学子的人格所起的作用是后人很难想象的。浙大在1949年前被誉为“东方剑桥”、“民主堡垒”绝不是偶然的，是和这位好校长分不开的。

2009年10月09日 中国新闻周刊

文/黄艾禾

1949之春：争夺竺可桢

1949年5月6日，距上海解放还有20天，杭州已经解放了3天。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走在上海的枫林桥上。他刚刚去看了上海医学院的朋友回来，在此，与蒋经国不期而遇。此时，蒋经国正在上海指挥将国库中的金条运往台湾。

虽然竺可桢与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素来关系不错，但现在蒋经国却是竺可桢最不想遇到的人。蒋经国开口便劝竺可桢赶紧赴台，并说是以父亲的名义请他去。竺可桢婉言相却。回到住所，竺可桢向身边的学生讲述了这件事，他的学生中很多都是中共地下党员，马上建议他以后少出门少露面，竺可桢听从了。

竺可桢确确实实感觉到了危险。在这一年的2月，他得知浙江省主席陈仪被免职的消息。陈仪一向对浙江大学多有照顾，这让竺可桢“心里极为不安”。特别是听说，陈仪的罪名之一，就是因为此前浙大5名学生被释放时，学生们沿途游行并贴标语，结果被特务们报告上去，说陈仪对学生们的行为不闻不问——这让竺可桢不能不联想到自己，他对学生的“纵容”在国民党当局中是有名的了。

到了4月，有朋友透露消息给竺可桢，说他被国民党当局列入到一个“和平分子”黑名单中。国民党当时有两个黑名单，一个是更“黑”的“反动分子”名单，那张名单上的人名一般人不易见到，而“和平分子”名单上的人，有许多都是竺可桢的朋友。

竺可桢是4月30日到上海的，5月2日他上街头买报纸，发现报载他已经“飞台湾”，这让他大为惊惶，不知消息从何而来。到了这种政权交替的关口，像竺可桢这样的著名知识分子，是国共两党争取与争夺的对象，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为政治风向的一部分，他们处境微妙复杂，也险象四伏。

国民党方面要拉他去台湾，而且通过不只一条渠道向他表达。教育部长杭立武在他来上海的第一天就要他去台湾，但是他没有答应。后来，他的老友傅斯年从台湾来电，邀请他去台湾大学，他予以辞谢。这回，是蒋经国当面向他传递蒋介石的意思，让他去台湾。

蒋经国后来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次会面。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室原主任樊洪业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他曾经在蒋经国日记中看到过这段，说竺可桢当时不但不去台湾，还劝蒋经国也留在大陆。但是，在竺可桢的日记中，关于这次相遇并没有写到这些。“我认为以竺可桢先生的为人，他不太可能去劝蒋经国的。当时有不少人去了台湾，包括与竺可桢关系很亲密的学生，他也没讲什么。他觉得每个人的去留都有他自己的理由。”

但是，如果国民党拉不走竺可桢，也不是不存在劫持或是暗杀的可能。从今天披露出的史料看，当年国民党军警就曾扣压了民主人士张澜和罗隆基，准备以押送台湾的名义，在途中将其处死，幸为潜伏在国民党中的中共地下党员所救。

失望与希望之间

1949年是一个特殊的年头。整个中国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巨变，而这个年头的每个人，也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对于竺可桢来说，他的抉择还要多一重：他这个浙大校长还要不要干下去。

他已经在浙大校长的任上干了13年。1936年1月，正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的竺可桢，听老友翁文灏说，浙大的原校长郭任远干不下去了，国民党中央委员陈布雷准备向蒋介石推荐他出任此职。

竺可桢的第一反应是不愿意。他知道大学校长工作的纷繁复杂，更放不下他热爱的气象研究工作，放不下他亲手打造起来的气象所。蒋介石为这件事，专门约见他面谈，竺可桢本来想当面向蒋婉言辞谢，但蒋见了竺可桢印象甚好，更要任命他做浙大校长了。

许多朋友都劝竺可桢赴任，理由是，中国的文化近年来衰退，需要一所大学做中流砥柱。竺可桢自己也在日记中写道：“郭(任远)之失败乃党部之失败……故此时余若不为浙大谋，(而采取)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到了3月，竺可桢告诉陈布雷，他可以接掌浙大。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到浙江大学上任，没想到，不久就战争爆发。

竺可桢任浙大校长的13年中，经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浙大四迁校址，在千里跋涉中艰难办学，竺可桢在“求是”的校训下，选贤任能聚集起一大批一流教授人才，到了抗日战争结束时，当时在西南一隅的浙大已跨入中国一流大学的行列，成为当时最好的四五所大学之一，被誉为“东方剑桥”。

但是到了浙大复归杭州以后，竺可桢发现，他这个校长更难当了。一方面，国民党日益腐败独裁，统治愈发残酷；另一方面，学生们的反抗情绪愈发激烈，动不动就上街游行。

1947年10月26日凌晨，浙大的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和另3名同学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竺可桢当天中午得知消息，立刻前往营救，而那些国民党高官们，有的高卧未起，有的推说不知，最终才确认于子三确实被捕了。按当时的法律规定，刑事拘留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但是保安司令和警察局长却一再推托，学生们被激怒，说，如果29日人没有被送法院或释放，30日就罢课！

29日下午，省府来了消息，说有要事要谈，却又久久不见人来。竺可桢心知有异，又赶到省府，被告知，于子三已经“自杀”了。看到于子三伤痕累累的遗体，竺可桢几乎晕倒。当国民党特务们要求竺可桢在“自杀”的检验证书上签字时，竺可桢说，我只能证明于子三已死，不能证明他是用玻璃片自杀的！

竺可桢对于学生的感情，用浙大校友们的总结，叫做“爱生如子”，另外还有4个字，是“爱校如家”。当年的浙大毕业生，后来中共浙大地下党的负责人许良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全国没有几个大学校长能像他那样，有学生被捕，他都要到监狱去看学生。审判时他直接去旁听，他比学生的父亲还关心他的儿子。”1943年5月29日，竺可桢到重庆的北碚去看望两名被关押的学生。在那天的日记中他写道，看望完回到车站，他看到“一穿制服者押一学生模样的加手铐者来，余为之泪下。……”

作为大学校长，竺可桢一边要与国民党当局的暴行抗争，一方面又要平息校内学生们的情绪，不要做出过激行动。然而浙大的学生果然罢课了，而且浙大的教授们也参加，成为浙大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罢教。接着，北平、上海各校开始响应，形成1947年中国的第三次学运高潮。

这时的竺可桢，在努力劝说学生们复课但学生们不听的情况下，生了辞职之心，他匆匆赶赴南京。刚到那里就听说，学生们已表示次日复课，并支持校长在南京的一切行动。当南京的新闻记者前来采访，问到于子三是否自杀时，竺可桢回答说：于子三“作为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为千古奇冤”。他的言论一出，国民党当局一片被动。

所以，竺可桢日后多年在他的一份“思想自传”中写道，“国民党特务视浙大为眼中钉，而且在他们看来我是站在学生方面，是他们的对立面。在他们撤走之前，有可能做些对我不利的事情。”

而竺可桢对学生的爱护，也是获得共产党方面好感的重要原因。

1949年2月，在中共地下党控制下的浙大学生自治会发起了为竺可桢祝贺六十岁生日的活动。当年中共杭州市工委的负责人之一许良英说，活动是他建议的，在浙大校园里搞了一个星期，还举办了浙大校史展览，不光是学生，许多教授也参加进来。作为竺可桢，他并不知道这个活动背后是有组织的，而且学生们以为他的生日是2月25日，实际是3月7日，但他确确实实感到了浙大师生们对他的厚爱——那份感情都是发自内心的。在此这前，许良英还主持做了一件事，在1949年元旦的时候，以“中国共产党杭州工作委员会”的名义，给一批进步人士写信拜年，并希望留下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竺可桢是收信人之一，他应该感受到了来自中共的善意。

“竺可桢在1949年的4月30日突然离开杭州，这令我们也感到很意外。”许良英说。

但是，竺可桢到了上海后，马上又受到了他的学生们，另外一批中共地下党的保护。

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

以竺可桢原本对大学教育的理解，大学就是个学知识培养人格做学问的地方，不应掺入那么多的政治。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不可能有这样的政治真空之地。于子三的遗体下葬时，学生们不顾禁令，打着写有“复仇”大字的旗帜，并散发挽歌：“抬着你的尸体往前走，走在这中国的土地上，仇恨的人呀，记着记着，今天将将士来埋葬。凶手凶手，你不要太高兴，你的死期将到临”……竺可桢一看就知道，这样的队伍上了街，非得酿成惨案。他和学校的老师们极力劝说将葬礼延期。但就是这样，突然从校外冲进一伙暴徒对学生大打出手，一些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

竺可桢后来的校长生涯，就这样将大量时间消耗在政治风潮上，为营救学生和为浙大争取资金，他身心俱疲，心生厌倦。

竺可桢想辞去浙江大学校长职务的念头已经有很久，但他离开浙大的决定却做得很突然。1949年4月28日，他接到教育部长杭立武的一封电报，要他立即到南京去，他回电说现在去不了，因为学校面临疏散传闻，人心惶惶。后来，他得到浙江省保安司令的保证，决不会到浙大抓人，觉得对学校可以放下心了，又听说社会上关于他要出任迎接中共的维持会副主席，他觉得此时再留在浙大，很难讲清自己与政治的关系，那么杭立武的电报，就是离开浙大最好的理由。

4月29日，当竺可桢登上从杭州开往上海的火车时，发现车上挤满了军人，他根本上不了车。换了一趟车上去，从下午两点半直等到7点还不开车，大雨将所有等候的人浇得透湿，谁也不知几点能开车。晚11点多，车终于动了，又不断停下，有士兵从窗口强行爬入，而车站上，已经见不到站长，这一夜的火车，走走停停，让竺可桢饱尝“兵荒马乱”的滋味。

到了上海，竺可桢住在朋友处，他听到了黄莺正在啼鸣。沪、杭、宁一带，当时正值最好的春光，樱桃上市，洋槐盛开，可是，自己将何去何从？

此时竺可桢对国民党已经彻底失望，而且，中国大陆是他研究气象最好的天地，他打定主意不去台湾。所以，当他遇到蒋经国时，就发生了本文最初写到的一幕。但是对于共产党，用他在后来的“思想自传”中的说法，他“对共产党办学方针毫不了解”。他与朋友们探讨，问他们是不是要赴广州(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几位朋友“唯唯否否”，觉得去了也“前途茫茫”。

然而在这段动荡的日子里，竺可桢还能坚持读书。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他读过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汤因比的《文化在审判中》、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张荫麟的《中国史纲》，5月24日还在读Heapo的《宇宙之构造》，只是到了炮声越来越密的时候，他也开始看一本小说《风萧萧》，“我素来不看小说，在炮声中无心读书，故翻阅之”。竺可桢在这个时候还能看进去书，可以说他有超常的定力，也可以说他对于学术研究一直充满兴趣，但更可以说，其实他内心已经打定了主意。

5月26日，竺可桢一觉醒来，上海已经易了帜。“解放军在路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在当天日记中，竺可桢写下了他见到共产党军队的第一好印象。

新中国成立之后，竺可桢担任了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在当时李四光副院长尚未回国的情况下，作为搞自然科学的科学家，竺可桢以他脚踏实地的工作和崇高的人望，为建立中国科学院立下了汗马功劳。

据学者傅国涌的研究，当年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81位院士中，有24位选择了离开，其余的都像竺可桢一样，选择了留下。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政府就高等教育提出了“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方针，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结构布局进行调整，开始有一些大学合并组建了新的大学。

在这个情况下，时任浙江农业大学校长的朱祖祥院士和浙江大学副校长王启东教授，在1996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将原来分开的4所大学重新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的提议，得到了中央领导、教育部和浙江省政府的支持。

这项工作在当时是一个“烫手山芋”。尽管要合并的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四校同根同源，但毕竟已分开了40多年，合并涉及很多的利益调整。

我是浙大毕业生，又在浙大工作多年，所以从中央领导到有关部委以及浙江省政府，都认为我是合适的人选。1998年4月底，我结束了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工作，回到杭州，出任新浙江大学筹建小组组长。

1998年4月27日晚上我回到杭州，28日一早就参加了省委书记办公会讨论四校合并筹备事宜。28日下午到29日，我到4所高校转了一圈，30日，教育部领导来杭州宣布筹建小组正式成立。

筹建小组由我和四校的书记校长一共9个人组成，在筹建小组之下又成立了行政、财务、教学、科研等几个专职小组，我们每周开一次碰头会，商讨筹建中的有关事宜。每次会议在四校轮流开，每次大家都吃工作餐，基本都是盒饭。

4个半月后，9月15日，新浙江大学正式成立。半年时间，原有四校的行政机构调整整合完毕；一年内，学科调整完毕。在这段时间，我国有相当数量的大学实行了合并，社会上争议很多，但是对于浙江四校的合并，社会各界普遍认为是成功的。

在我看来，新浙大合并成功的原因有这么几条：第一，四校原本就是一所学校，同根同源，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拆分为四校，但还有内在联系；第二，合校经过两年多的酝酿，各校领导及师生思想上比较统一；第三，中央和有关部委的重视和支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同志要求我们每周上报一次筹建情况，中央和省里各拨出一笔合并经费支持，教育部将新浙江大学的合并作为当年部里的中心工作之一，定下特事特办的方针。

新浙江大学合并两年后，学校的事业就有了很大发展，教育部曾以“新浙大成立两年，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为题发文件加以肯定。

合并之初我们就明确，合并的目的不在于“大”，而在于“强”，就像我在筹建小组成立大会上说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们合并是为了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从这个角度讲，四校合并工作是成功的，学校一直保持稳定，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对于院校合并，一方面要具备前提条件和需要，另一方面在合并工作中要重视实现真正的融合。此外，合并还需要足够的外部支持。如果开始并校的目的不明确，条件不成熟，就难以成功。就一个国家而言，也没必要把大学都办成大规模的综合性大学，大学必须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类型，分担不同的任务。

链接：综合性大学的重要示范

教育部在1998年四校合并组建新浙江大学的文件中指出：“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调整的重大举措，对于面向21世纪在我国组建若干所规模大、层次高、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10年来，浙江大学的国家重点学科从合并初期的13个，发展到2007年的14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21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一级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从1个增加到41个；2007年，到校的科研经费、获国家科技大奖数、国家重点实验室数、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数均居全国高校第二位。

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在《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中谈到大学合并时，认为“浙江大学是个成功的范例”，并说“该校合并以后，教师实力、学科结构、学校的扩建、办学规模、教学科研水平等方面都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中国教育报》2009年9月20日第1版

浙江大学玉泉校区里历史最悠久的“第一教学大楼”。”严文兴老人从玉泉校区选址、建设开始，谈起了记忆中的“浙大往事”――”严文兴说，如今看来，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的教学区和学生生活区两轴线的布置还是比较合理的。

浙江大学玉泉校区里历史最悠久的“第一教学大楼”。记者 李忠 摄

1945年秋，严文兴从美国pittsburgh大学化学系毕业归国。同年，他进入当时校址还在贵州的浙江大学任教。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严文兴老人已是101岁高龄，平日里言辞不多。可一旦被问及母校的建校史，严老却兴奋得像个孩子，打开了滔滔不绝的话匣子――

1946年11月，浙江大学迁回杭州，严文兴也随之来到杭州。“当时不是没有想过重返家乡上海，但是，浙江大学浓厚的学术氛围吸引着我。我当时就决定，要在这里认认真真做一辈子学问。”

1952年春，敬业的严文兴被提为当时浙江大学总务长，开始参与到学校工作中去。

“我现在常常健忘，甚至重复过很多遍的事情也是转眼就忘。唯独在学校工作的那几十年里，所有的事情都很清晰，回忆起来似乎历历在目。”严文兴老人从玉泉校区选址、建设开始，谈起了记忆中的“浙大往事”――

从跑马场到老和山：

选址一波三折

“老浙大主体位于杭州市区大学路，校园面积较小，周围发展空间不大。”严文兴回忆，1952年，刘丹担任浙大第一副校长，他敏锐地意识到：当时的校址不能满足日后扩大规模的需要，必须选择新校址。于是，学校向省政府和国家教育部提出建新校园的申请，此申请很快得到批复同意。

新校址选在何处呢？

“起先，刘丹校长打听到在万松岭一带有浙大的一片土地，便亲自到那里察看。但是看后认为，那里离市区太近了，不够安静，而且地盘不大，因此没有选中。后来，又到洪春桥等地察看。那里远离闹市区，又近西湖，环境不错，可以考虑，但杭州市已将那里规划为植物园，所以也只能放弃。”严文兴回忆，后来学校初步选定在宝石山下黄龙洞的对面，即如今的杭州世贸中心一带(当时的跑马场)。

1952年冬，新校试着在跑马场开工打桩。“结果第一根桩打了20多米后发现地质条件不好，必须进行地基处理。“我们当时做地基，只知打桩。”严文兴笑了笑。“这样一来，学校一核算，发觉建设成本实在太高，而且校园面积还是比较小，于是，我们不得不重新选址。”

“接下来，我们惊喜地发现，在黄龙洞附近、老和山下这一带的地势开阔，尽管有部分高地，但地面基础很好，发展空间较大。”严文兴说，他们还特地邀请了教育部部长杨秀峰以及同济大学建筑学专家哈雄文一起来察看，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校址各方面条件都较优越。不仅地质条件好得多，而且面积也大。

据悉，在后来的建设中，现校址只有个别建筑物的局部地基条件较差，曾采用地基处理，绝大多数地基都很好，这节省了地基基础方面大量费用。

动工兴建：

校园令各国专家称赞不已

1953年秋天，新址开始动工。当时建的第一幢楼是如今的学生第一宿舍(旧称大U，后来在U字中间加了一排房子，成为了大E)。

“1953年建了大U(一舍)后，本来打算在如今的教十二即理科大楼的位置建第二学生宿舍，与第一宿舍成八字形对称，已经打好基础了，可后来杭州市邀请前苏联专家莫新来杭州做规划。莫新给浙大校园画了一张设计简图，图中标出了教学区的位置(就是现在的教一、教二、教三、教四)。因此第二学生宿舍就搁浅了，后来又陆续建了三舍、四舍、五舍、六舍。校园布置方案根据这位前苏联专家意见作了调整，分为教学区和生活区两轴，中间通过运动区相连。”

严文兴说，如今看来，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的教学区和学生生活区两轴线的布置还是比较合理的。从图书馆大楼顶上看校园，教学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教学大楼依次排列，生活区学生宿舍和食堂等错落有致，很整齐和美观，这比国内不少大学校园要好得多。“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浙大校园新建之初就确立了严格的规划，而且全部按照规划来建。”为此，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来浙大参观时对现校园的布置及建筑都称赞不已。

数据再现“浙大往事”

求是园于1953年7月正式开始兴建。首先建学生宿舍5幢(即现在的第1、3、4、5、6宿舍)，计21492平方方米，当年完工。完工后不久，即有部分学生开始来玉泉校区上课。当时，先将第一宿舍部分改造为教室。1954年又建教学大楼2幢(即今第1、2教学大楼)，计14655平方米，实习工厂4458平方米，全部在1954年暑假前完成。到1954年末，又建成第3教学大楼，计11665平方米，实习工厂的热工、铸工两车间共1470平方米。至此，新校址上已建成了约53700平方米校舍建筑，超过了在大学路的旧校舍面积(45000平方米)。1956年初，又建成第4教学大楼9638平方米，加上一些生活用房和实验室，新校址完成的建筑面积已达72000多平方米。1956年又在校外兴建教职员工家属宿舍(求是老村)7幢，约1万余平方米，至1956年末，新校舍的兴建已初步完成。

7月5日晚，浙江大学在杭州西湖国宾馆为丘成桐先生从事科学研究40周年暨60寿辰举行庆贺活动。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丘成桐先生表示祝贺。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曦，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耀红，中国科学院院士杨乐、万哲先、石钟慈 、李大潜、洪家兴、张伟平等出席庆贺活动。

丘成桐于1949年4月出生于广东汕头，现为哈佛大学教授。他发展了强有力的偏微分方程技巧，使得微分几何学发生了深刻的革命。他解决了卡拉比猜测、正质量猜想等众多难题，影响遍及理论物理和几乎所有核心数学分支，年仅33岁就获得代表数学界最高荣誉的菲尔兹奖。他筹资成立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研究所、北京晨兴数学研究所和浙大数学科学研究中心三大学术机构。在丘成桐的努力和影响下，弦理论国际会议、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等多个重大学术活动在浙江成功举办，一大批世界著名数学家来浙大讲学和从事研究工作，极大地推动了浙江数学科学事业的发展。

黄坤明在致辞中说，丘成桐长期以来十分关注浙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关心支持浙江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浙江人民十分敬重的一位大师。全省数学界的专家学者以及广大教育科技工作者要向丘先生学习，胸怀祖国、刻苦钻研，严谨笃学、勇于创新，不断提高浙江教育科技水平，为推动我省自主创新、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科学和人才支撑。

庆贺活动由浙大党委副书记王玉芝主持，副校长褚健等出席。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密西根大学、加州大学洛衫矶分校、加州大学San Diego分校、加州大学Irvine分校、密尼苏达大学、里海大学，巴西巴西利亚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科大、南京大学、武汉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海内外专家学者130多人参加了庆贺活动。